其实老公公明白，这是阻拦不住的，儿子又不在家，共产党虽隐蔽着，势力却无所不在。他只酸着鼻子哼了一声。志深又给他做一番解释，也做了必要的家务交代。
早饭一眨眼便吃完了，她和居吟夹起小布包，一路飞跑，便赶到了娘家。跟爹说：她就去受训，受完训就工作，就成八路军了。还特别补充：在外边，打听弟弟的信儿更容易。父亲满口应承：“只要离了那个糊涂婆家，自己高兴，我怎么都乐意。”父亲对自己做主给闺女订婚的事，一直怀有内疚。
妹子却羡慕地向张居吟道：“我什么时候也出去呢？”然而，她看见姐姐瞅了瞅父亲，正悄悄拿眼瞪她。
第三天黄昏，由张居吟领着，绕过雄县据点，蹚着水，进了白洋淀。啊，打从此时此刻，她迈进另一世界来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那样的新奇、生动，朝气蓬勃，有着丰富的兴趣，含溶着甜甜的滋味。讲的，学的，说的道理，都像是自己的心里话。她每天都像一蓬火，泼死忘生地学习着。一个半月之后，经过测验，被评为优秀学员而结束了学业。县里分配她到四区抗联做妇女工作。
她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生手乍脚闯入四乡。一接触工作，便忙个不可开交。
每天都开几个会，一张口便要把嘴讲干。常常一个会天黑才散，忙又迈开疲乏的双脚，跑十几里去赴另一个会。工作成堆成垛地涌来，天天要处理几场“官司”，两口子打架啦，婆婆虐待儿媳啦，妯娌不和啦，加上分家格业，地亩纠纷，家务琐事，都找了她来。
起初，她也分不清轻重缓急，凡觉不公的，跟抗日有关系的，对多数老百姓有好处的，她都管。早饭总错到晌午才吃，晚饭就推到半夜去了。夜夜睡不够四个钟头，可从来觉不出困。她自己也奇怪，身上好像开了一道闸，力气水涌泉喷地流出来，老流老有，永也使不完。有人劝她休息，她说：“我一点不觉累，越忙越痛快，再苦再累也比在婆家受窝囊好受！”唯一觉得不安的，是“能力太小，顶不了多大用”。可是，终于一天比一天熟练了，眼见得工作越做越见成效。她以前一点也没想到：敢情世界上有这么多事情要办，办起来又这么必须，这么有意思。自己竟过起这样儿日子来了，这不是做梦吗？不久，四区老乡都知道有个志深：“办事又急又快，断官司顶公平，对老百姓最热心。”
环境的变化也很迅速。八路军的攻势一个接一个，工作的开展也像水上的波纹，一圈一圈地越漫越大，敌占区更缩小了，敌人的气势眼瞅着往下消。工作更其堆堆垛垛地涌来……
形势好，喜事多。四四年秋后的一个黄昏，志深正蹲在当地，就着凳子给区委写汇报，交通员小刘进来了：
“徐同志，别写啦。”
“怎么了？”
“大伯叫我捎个信儿，让你赶快回趟家，你弟弟来信啦！”
“是吗？”她不相信，她怕，怕是个残酷的玩笑。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还捎来相片了呢！”
小刘的确不跟人开玩笑。她，木住了，只觉眼前冒了一派金光。随即猛醒似的，拿信纸把钢笔一卷，掖进小布包，往起一站就要走，险些把凳子带倒。
“看，慌成什么样子了……”小刘微笑着说。
“可也是呀！”她猛地停住，羞个满脸通红，心想：“可了不得，怎这么慌呢！这要反映到上级耳朵里去，该说我多大的家庭观念呀！”于是，她强压住激烈的心跳，稳一稳气，重新打开小布包，取出那半截汇报来。
“小刘，略等一会儿，这就完。”笔尖在纸上“刷刷”响，一袋烟工夫，又写两三页，急急封了，递给小刘：
“请跟张（居吟）主任说一下，我今儿告一宿假，明早就回来。”
天色渐黑，她迈开如飞的两腿，一口气不喘就赶到了家。父亲和妹子仿佛都变成孩子了，满脸是笑：
“六年呐，才来了这么个信。这横是知道还有这个人哪！……”父亲掀开桌上的红漆匣子，珍重的把个报纸糊的信封递到她手里。
厚厚的三张蓝格子纸，工工整整写满蓝色钢笔字，一趟一趟，都是一般大小。这在她心目中，比任什么印的还好看多少倍。那上面写着：他（弟弟）现在六分区政治部工作，身体健壮，很有进步。还谈到，这些年去过不少地方，到过冀西，太行，打“摩擦专家”朱怀冰的时候，还去了河南北部。爬过很多高山，渡过许多大河，见识了很多新鲜东西。最后谈到形势上，说“希特勒就要完蛋了，日本鬼子也长不了。请全家安心抗日，胜利就在前头。”最有意思的是，末后还提了一点要求，要求家里不要给他订婚，他要自由自主哩。……信末恭肃地写着：“儿玉振上，七月三日”。
“哎呀，可真不像孩子说的话啦，这不是成套的理论了吗？这个‘文化’可是进步多多了。”她情感跳荡，神采飞扬，洋溢着满足和骄傲。
“本来就不是孩子了嘛。出去这些年，学问上能没点长进？！”父亲搓着手，与其说是反驳，不如说是夸耀。
她又把相片拿在手里，稀世珍宝一样地凝视着。这是张二寸半身像：瘦瘦的长圆脸，嘴抿得很紧，眯缝着眼，似笑非笑。穿着便衣，相当野气的蒙块粗布手巾，显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大不是先前那个样子了。
“长多高了呢？比我不矬了吧？”她甜蜜地端详着，猜测着，觉得身体云彩似的往上直飘。
“今年十九了，当然不比你矬啦。”父亲不知早看过多少遍了，却又把老花镜戴上了。
“他出去那年，还没我高呢！”妹子也插嘴说。
这工夫，她，已经没有自己了，完全溶化了。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笑，只觉一阵阵的喜悦，打心里往外流，往外漾，往外涌。眼里一直有泪花在转，转了不知多少时候，才叹一口气说：“还是八路军呐！……这信，念书时教他的先生，也写不出来。”她忽然又解开小布包，拿出信纸：“得给他写个回信，告诉他我现在……”她的泪“哗”的就下来了。
她伏在炕桌上，把油灯往前挪挪，就“哧哧”地写起来。有多少话要说啊！写了一张又一张，可写了半天，又没有说着最重要的。猛地“次——”的一响，赶紧把头一偏，用手去摸，果然把额前的头发燎去一大缕。扭头一看，父亲早已贴墙睡熟。窗户已经发亮。啊，写了多长了？五张！一面从头看，一面小声念着：玉振弟弟：自分别以后，六年多了。你在外坚决抗战，受尽辛苦，一心一意保国尽忠，这是最光荣的。我一生一世，有你这样一个弟弟，就死了，也心满意足了。
父亲见了你的信，特别喜欢，说比给他几顷地都乐……现在，我也脱产工作了，在十分区二联县四区抗联……希望你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抗日，革命到底！家里用不着惦记。老人很健康，妹子也长大了，很进步，也不封建……最后，希望多来家信。
这封信就这样寄走了。很奇怪，千言万语，汹涌澎湃地倾泻到信里去的，独独没有提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要求：让弟弟有空回趟家，父子姐弟们作一次短暂的团圆。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吗？还是以为这是个过分的奢望？多少年后，再想到这一点，她也不免惊奇的吧？
转眼已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个永世难忘举国欢腾的日子。
盛大的“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就要开幕。志深坐在主席台下的土坯上，后面是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左边是肩上靠着枪的武装部队，右边一片喧腾的群众组织。人人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她呢，几天来一直兴奋得直想跳，睡觉总也不安定，心里活像装着盛不满放不下的事情，茫茫然跟做梦一样。日本投降，消息来得太快了，精神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她呆呆坐在那里，望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几个大字，出神地想：“八路军马上出动，去缴鬼子和‘白脖’的枪。然后修上铁道和汽车道，国家就太平，交通就方便了。啊，和弟弟见面的日子也不远了……现在，弟弟在干什么？也在开庆祝大会吧？还是开出去缴日本人的枪去了？”
“喂，徐同志！”
她一回头，见群众队伍中一个人向她招手，原来是婆家村中的老村副。他凑过来说：“听见日本投降，乐的不知怎么好，特地赶来开大会和看戏的。”沉一下，却低下声音说：“给你捎来个信儿：黑子回来了。看样子还是那么落后，日本都投降了，他还说八路军是杂牌，占不长，日本投降也不会投降八路……对你出来工作，他很生气呢，说，简直是疯了，等回去了才跟你算账。我看，你还是想法教育教育他吧。”
她早已气得嘴唇发抖，面色铁青：
“你看还能教育过来吗？”
“要说教育过来，可不容易。不过，总得试一试呀。”
会不知什么时候开了，地方和部队的首长都讲了话，海涛一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天暗下来的时候，汽灯亮了，台上开始演戏。可是，她再也沉不下心，独自回了自己的住处。
有大半宿工夫，她辗转翻腾，怎也合不住眼睛……
第二天一早，她请了一天假，回到了那个“家”。“丈夫”见她来了，第一眼，很窘迫，张一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她，却开口了：“困难年头，你把钱输光，塌下一大堆窟窿，把家一扔走了。如今胜利了，太平了，年头好过了，你又回来了。这个，我都不怪你，就问你一句话，以后进步不进步？”
“进什么步啊？”
“进抗日的步，进革命的步！……”
“算啦！”他横起眼睛，“我死听不惯你这一套！什么抗日革命，一个娘儿们家，不说安分守己过日子，一天瞎撞瞎跑，不嫌个害臊！……”
“你——不听我的话？”
“女人，”他继续说，“自古以来就讲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守贞节，知礼数……”
“好！那你同意不同意离婚？”她几乎是拼尽气力，才说出这句话。
“离婚！吓唬谁？谁怕那个！走着瞧！”他威胁地一甩袖子，奔出门去。
她往回走的工夫，喉咙几乎堵塞，气愤填满胸膛：“什么‘下贱’，什么‘无耻’，全是封建！全是骗人！全是压迫妇女的胡说八道！我以前是叫旧社会弄糊涂了！再也别想叫我忍着了！……”她脚下越走越快，一回到机关住地，立即伏上桌子写离婚报告：脑子里的话流水一样涌在纸上，她不需辩护，不必讲理，只是控诉。一个钟头便写成了。马上寄上县去。
隔了三天，县里来了信，她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赶到大莹镇，迈进县政府办公室。司法科张科长已经坐在桌子后面，他右边坐着垂着眼的黑子。她就坐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
张科长温和地对黑子说：
“徐志深向你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夫妻感情不和；各人的思想政治立场不同；在困难年头，你把钱输光，扔下家逃到敌区去，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与义务。”他唯恐黑子不懂，又详详细细解释了一遍。然后说：“现在三头对案，谁有什么话，尽量地说。”
“……”黑子两眼看着地，脸上红一块，紫一块，一言不出。
“到底有意见没有？”张科长又追问一句。
“……反正是我不对啦，实在对不住人家，……我也——离就离吧……”黑子好像很疲倦，淡淡地说。
于是，张科长宣布：准许二人离婚，永远脱离夫妻关系。
她禁不住要跳起来，扬一扬手说：“给办手续吧，我还有要紧的事呢。”
张科长还问到财产要求。她只说了一句：“我不要他一根草刺儿，我图的就是自由。”
下午，她一回到区，便领着妇女自卫队，抬起二十副担架，参加了对雄县城的围攻，参加了对拒不缴枪的敌人的扫荡。
胜利跟着胜利，雄县城终于解放了。县直机关马上搬进城里。由于在大反攻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经验和成绩，她又被调到县武委会任自卫大队副。她活得更充实、更热烈、更有力量了，她居然能伸出手去打击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对一个“废人”来说，不就是真正的天翻地覆吗？所以她常常激动地想：“是共产党把我从坟里刨出来了！革命，是妇女的出路，我活着，就得跟党走！……”
一九四六年的旧历年节，喜气冲冲地来到眼前。大家在兴奋愉快中沉浸着，品尝着自“七七”事变以来第一个胜利年的甘甜滋味。
初五的后半晌，她擦完手枪，想要给弟弟写封信，好告诉他过年的美好光景。她旋开钢笔，一抬头，见院子里走进一个八路军，草黄军装，外罩一件粗布大氅，肋下挂一架盒子炮，把一匹红马拴在南屋的廊柱上，就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来。隔着玻璃看：高高的个子，长圆脸，明眉大眼，围嘴一圈青虚虚的胡子茬儿，但是很年轻。
“谁呢？怎么朝我这儿来了？”于是她喊：“办公室在西院呢！”
然而，那人竟似乎没有听见，一挑帘子撞进屋来了。她惊诧地问：“你找谁呀？”
“谁？你说呢……”那军人水汪汪两只眼，直直地亮亮地盯着她，在急切地辨认。
她猛地想起相片，想起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哎哟”一声，扑上去抓住了他的双手：
“你！……”
“姐姐！……”
“……你怎么来的呀？”
“请了十五天假……”四行泪挂在两张脸上，心里都热辣辣的像万马奔腾……
1946年7月24日于胡合营
1979年2月15日改于保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