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阵以25人为一小队，数个或十余个小队为一大队，分合自如，一般在平原开阔地作战。
卧虎阵又称伏地阵，这是一种运动中的埋伏战，往往在进攻或后退时，突然偃旗息鼓，匍匐于地，等到敌人靠近，突然举旗攻击，往往能收到惊扰敌胆、出其不意的效果。
其三，武器的自主创新。
三里圩一战的第二个亮点，是战术浪花总是出其不意地在战斗中绽放，让清军应接不暇。
在杨秀清的亲自指挥下，太平军先派小股部队，用扔火罐等办法惊扰敌军，然后用自制藤牌护身，用自制削尖的长竹竿刺杀持拿短兵器的清军，用土炮轰击清军大部（一炮下去，多少能炸死几个）。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办法，非头脑灵光者不能为也！
美中不足的是，此役杀伤敌军十分有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杨秀清此时还没有认识到，两军对决的根本意图，是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即便如此，已经够李星沅他们受的了。
迟到的慰问信
李星沅在三里圩的表现，让咸丰感到很不满意。
1851年4月10日，三里圩会战才过去一周，咸丰帝便命正一品大学士赛尚阿驰赴湖南，办理防堵事宜。第二天，咸丰正式任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告诫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不得以特派有人，稍有观望”。
咸丰的调令，暴露了他的全部想法。
其一，咸丰对李星沅等能在广西就地剿灭太平军，是没有信心的，要不就不会派赛尚阿在湖南“防堵”。
其二，咸丰更加倚重满人，这是清朝入关以来的传统，他们对汉人始终还是不放心。
其三，对李、周、向的表现很不感冒，明确警告：尽管我特派了领导，你们也不要有想法，不要偷懒。
其实，咸丰帝对他们的信任早已动摇。早在3月24日，咸丰就已经命令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协助）广西军务了。
当然，李、周、向三人对咸丰帝的动作，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早在3月23日，也就是洪秀全“武宣称王”的那天，李、周、向就已经向咸丰主动提出遣将增兵的要求：广西的“小毛贼”太多，太难打，我们能力太小，兵力不够，还望朝廷派遣一位威望高、级别高、能力强的领导，另外还得派几千精兵来，要不然广西的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说的也是实情：太平军有上帝的精神胜利法（天父天兄天王保佑，妖兵能奈我何？），纪律严明，领导班子讲团结（同吃同住，有事大家商量），尤其是五军主将制和军师制确立后，太平军的指挥更加快捷灵活。相比之下，清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战斗力差，纪律松散。更要命的是，李、周、向将帅不和，政见相左，打了败仗互相指责，推卸责任。
李、周、向的本意是向咸丰求援，没想到咸丰帝却要换人，让他们下场。
想法归想法，做法归做法。李、周、向既然还没下岗，就得继续努力工作，仍然不敢消极怠工。
吸取了三里圩的教训，李、周、向学乖了，开始改变策略，实施“坐战”方略。
所谓坐战，就是挖长壕，筑厚墙，建高垒，包围封锁太平军。
这种办法，在军事上被广泛应用过，效果也很显著。后来曾国藩等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整死了太平天国。蒋介石也用这个办法对付过红军，逼得红军不得不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但是“坐战”版权的拥有者周天爵，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
坐战之法要想奏效，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要有足够的兵力。岂不闻《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
李星沅对坐战之法不感兴趣，警告周天爵：小心让长毛钻了空子，要是让他们流窜到象州，那咱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两广总督徐广缙可没李星沅这么客气，他明确对此嗤之以鼻，指责周天爵胆小怕事，消极怠工，玩忽职守：咱们这点兵力，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想包围长毛，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