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宫廷和一些官宦之家大量使用高丽侍女，到了元朝后期，甚至出现了“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的现象。
高丽女入元最初来源于蒙古军队在征服高丽过程中的掳掠，这些被掠夺的人口在元朝沦为被贩卖的驱口，境遇十分悲惨。元人郝经对此有过描述：“（高丽）自被天兵都破碎，称臣纳质兵弗退。残灭虏掠五十年，穷蹙无聊竟何罪。尽将生口卖幽燕，年年探借高丽钱。肌肤玉雪发云雾，罗列人肆真可怜。”自1259年高丽臣服于蒙古，一些蒙古贵族便通过与高丽人联姻将一部分高丽女子带到中国。（《庚申外史》卷下；《陵川集》卷十《高丽叹》）
随着元朝与高丽关系的发展，高丽贡女便成为高丽女入元的主要渠道。在高丽臣服于蒙古之后，蒙古主要通过在高丽扶植以高丽王为首的亲元势力来加强对高丽的控制，而高丽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逐渐采取了亲元的政策。于是蒙元朝廷不断向高丽索要贡女，而高丽政府为讨好元廷也经常主动向元廷进贡高丽童女，高丽女被迫入元给高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高丽为了保证能不断地向元廷进贡童女，规定“良家处女，先告官，然后嫁之，违者罪之”。高丽官员李榖在给元御史台的疏文中，对征集高丽童女给高丽人民造成的苦难进行了描述：“侧闻高丽之人生女者，即秘之，惟虑不密，虽比邻不得见，每有使臣至自中国，便失色相顾，曰：胡为乎来哉？非取童女子耶，非取妻妾者耶？已而军吏四出，家搜户扪，若或匿之，则系累其邻里，缚束其亲族，鞭挞困苦，见而后己。一遇使臣，国中骚然，虽鸡犬不得宁焉。及其聚而选之，妍丑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饱其欲，虽美而舍之。舍之而他求，每取一女，阅数百家，唯使臣之为听，莫或敢违，何者，称有旨也。如此者岁再焉，或一焉，间岁焉，其数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选，则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夜声不绝。及送于国门，牵衣顿仆，拦道呼号，悲痛愤懑，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缢者，有忧愁绝倒者，有血泣丧明者，如此之类，不可殚记。其取为妻妾者，虽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则无不同也。书曰：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恭惟国朝德化，所及万物咸遂，高丽之人，独有何罪，而受此苦乎？”可见对入元高丽童女的征集给高丽人民造成的苦难之深。
除元宫廷向高丽索要贡女外，一些蒙古贵族更是随意到高丽去索要童女，再加上在征集高丽童女的过程中，元朝和高丽官吏的诸多不法行为，都加深了高丽人民的苦难。（《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高丽史》卷一百九《李榖传》）
随着元朝和高丽政治关系的发展，以贡品、联姻和赠送等渠道入元的高丽童女逐渐多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高丽童女进入元宫廷和官宦之家，其中不少高丽女由于得宠而获得了较为尊贵的地位。正如高丽人李榖所说：“今高丽妇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贵，而公卿大臣多出高丽外甥者。”元朝上层娶高丽女子的有仁宗、明宗、顺帝、实逗太子、峦峦太子、安西王安难达、鲁王、吴王及丞相桑哥、脱脱等。
入元高丽女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当数顺帝的皇后奇完者忽都。奇后更是利用高丽童女作为笼络权臣的手段。1358年（至正十八年），“祁（奇）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可见到元后期，拥有高丽女已成为元朝贵族身份的象征。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中也说，“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时人的诗句通过一名历尽苦难的妇女对高丽女的羡慕，反映出高丽女在元朝后期的特殊地位：“……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
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绸。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庚申外史》卷下；《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金台集》卷一《新乡媪》）
为何此时元朝官宦之家对高丽女情有独钟？《庚申外史》说，“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这当然是原因之一。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并非如此。在元朝与高丽的特殊关系下，以贡女渠道进入元朝的高丽童女长期存在，更有甚者，高丽王把进贡和赠送高丽童女作为在元廷展开外交活动的手段，同时一些贪求富贵的高丽官员，也争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元廷的高官，这便使得元朝统治层役使和联姻高丽女的现象逐渐增多，而这势必会导致元朝官宦之家的争相效尤。在此背景下，到元朝后期，当顺帝皇后高丽女奇氏把高丽美女作为一种礼品，来笼络元朝的权贵时，元朝出现“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的现象当不为偶然。
蒙古统治者长期形成的对外族的认识，是其能接受高丽女的基础。蒙古人长期实行族外婚制，这便使得蒙古族在联姻时容易接受外族，而不是一味地加以排斥。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态度上，蒙古族也不是一味地贬低、鄙视，对于那些较早归附自己的民族，他们往往给予较高的地位。同时，蒙古统治者在长期的生活和征服战争中形成了文化上的开放意识，对各种文化往往能兼收并蓄。所有这些，使得蒙古人在娶高丽女时，从意识形态上讲，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束缚。诚然，蒙古统治者在对待外族的问题上也提倡尊卑有别，但这种尊卑意识还远没有达到在联姻问题上对全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约束力的程度。《庚申外史》卷上：“初世祖皇帝家法：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世祖的这一家法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并没有被认真遵守。元帝频繁向高丽索要童女以充实后宫，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中后期众多的高丽女入元，并且大都生活在宫廷和官宦之家，这对当时的元朝和高丽文化交流亦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元代高丽服饰曾流行一时。“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南村辍耕录》中云：“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元朝人张昱所撰《可闲老人集》中的两首诗，也说明当时高丽风尚对元朝宫廷的影响，其一云“绯国宫人直女工，衾裯载得内门中。当番女伴能包袱，要学高丽顶入宫”，其二云“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著过御前来”。（《庚申外史》卷下；《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处士门前怯薛》；《可闲老人集》卷二《辇下曲》、《宫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