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残断兵器揭示“外来者”身份
考古学家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的文章中,是根本不承认在秦俑坑之中会存在着众多的“外来”兵器的。文章说:“俑坑兵器根本不是什么‘反叛者’遗留下来的物品。这批兵器,组合十分规则,……按兵种、有计划、有规律配备的武器,哪里像是起义军带进去的兵器?袁仲一先生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一号坑出土的铜兵器已近四万件,正缺乏武器的起义军,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兵器都丢到俑坑里?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
凡是在俑坑内出土的兵器,都被认定为是俑坑的原物,决不是所谓的“客体”。聂新民先生在《兵马俑坑属始皇》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他说:“不能因为俑坑被扰乱,就主观地把它搬进搬出,而要分析具体的考古遗迹现象。尤其在扰乱的文化层中,具体地区分扰乱部分和非扰乱部分,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说一两件有纪年刻铭兵器是扰乱者带进来的‘客体’,还有令人思考的余地。而十几件、几十件有纪年刻铭的剑、铍及与它们形制完全一致的无纪年兵器,还有数量巨大的戈、矛、弩、镞等,就不好说它们是扰乱者带进来的客体了。”
要说就凭这么一点材料,用这么一种方式,以为就能把“俑坑存在外来者兵器”的观点彻底否定的话,则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仅就“周章有没有到过秦俑坑”、“俑坑中到底有没有外来兵器”、“俑坑中残断的剑头是不是原配兵器”等核心问题,几位先生并没有拿出真凭实据来,非常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驳。他们坚持“周章没有到过秦俑坑”,却什么论据材料都没有;他们认为“俑坑没有外来兵器”,也提不出任何的理由来;他们对“俑坑残断剑头是不是原配兵器”的问题,更没有一点文字的说明。可见,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反击,都不是真正的考古学语言。
我们可以看到,袁仲一先生等人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经常是“南辕北辙”的。比如:我们所说的客体,明明指的是“折剑头”一类非正常存在于俑坑内的残断兵器,却被袁先生等人曲解为是对俑坑存在的“四万多件兵器”的否认。外界质疑性文章中,有谁说过“四万多件兵器,是外来客体”的话啊?其实,陶俑手中的兵器,绝大部分都己经被拿走,而那所谓“四万多件兵器”中的“三万九千”多件,仅仅是一些小铜镞而已,就像机枪、步枪射击中使用的子弹一样,是一种消耗品,本来就不应该将它们称之为兵器。起义军要的是急需的实战武器,而不是一个个小箭镞。
袁先生等人一方面承认俑坑焚毁之前,不是少数人,而是一支部队进入了俑坑,取走大量兵器,卸走了众多车轮。另一方面,却一直在回避着,这一支部队进入俑坑取走兵器之后,也一定会留下各种活动痕迹和相关的器物,如果一点异常情况都没有,一点东西都未留下,那才是不正常的现象呢!就像现代任何一个疑难“案件”那样,刑侦人员一到现场,首先要做的是:必须立即找到存在“外来者”的各种物证,如脚印、指纹、发丝、血迹等,任何遗留物的痕迹,都要如数加以审视。俑坑是古代的“犯案现场”,一口咬定这里面没有外来器物,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俑坑“折剑头,铁矛,吕不韦戈”等,都不是俑坑本身的“原配兵器”,它们残缺不全、不配套的“怪异”特性,就已经显现出“外来者”的真正身份。它们又是怎么被一些人带进俑坑,并且被遗弃在俑坑之中的呢?外来的“扰乱者”,目的是要劫走兵器、卸走车轮、运走装备,为什么还一定要将陶俑、陶马、车辆砸碎呢?临走时,还要将俑坑付之一炬,而使他们的行动,蒙上一层政治报复色彩呢?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现象,给一些人的一种模糊感觉而已。应该说,现象的存在是真实的,但对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各人却是很不相同的。
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真正的难题,我们从中国农民运动发展史中,是很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的。任何时候,当受压迫的、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即使是赤手空拳,也是要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的。
秦末的革命烽火中,迫于一种突发的性质,一切可用于冲砸的物体,包括锄耙棍棒、镰刀斧头一类的东西,都能成为“举事”的武器。秦始皇下令收缴铜兵,在边远地区的百姓,要藏匿几件小兵器,还是容易办到的,虽然平时不敢亮相,到了“造反”的年代,都会破土而出并被派上用场。尽管是一个戈头、一截剑尖、一只铜殳、一件铁矛、一把匕首,在正规军看起来,是那样的拙劣不堪、微不足道,但在起义军中已经称得上是“高级干部”所能拥有、配备和享用的上等兵器了。周章率领的这支起义军,来到俑坑的本意,是以最快速度取走最为精良的、数量最多的实用兵器,卸走最缺乏的车轮和其他急需的作战装备。
就秦俑坑内部空间而言,经过长期的水患侵蚀,早就变得狭窄、拥挤、黑暗、泥泞、闷燥的空间,根本不是一处久留之地。周章的起义军来到这里,目的是为了尽快到达各个地点,搬运走更多的兵器,为此必须开辟一条通道,要将大量陶俑推倒。细心的王学理先生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在《秦始皇陵研究》一书第160页上说:“秦俑坑的俑马翻倒,有多处是经过推搡叠次相压的。一号坑Τ20的第9过洞,有一列陶俑由前压后地倒下去,竟形成了一条进人的通道。”如果再认真地辨认一番,这种人为推倒陶俑、陶马而形成的人行通道,可能还会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