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掘材料上看，我国原始父系氏族的晚期，即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就已经有人殉的现象。商代的人殉已非常普遍，到了东周人殉更为盛行。《墨子·节丧》中，有“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的记载。《史记·秦本纪》说，“秦武公卒，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殉现象逐渐衰微，秦献公上台第一年(公元前384年)，废除了人殉制度。人殉现象虽然消失了，但死后要人陪葬的观念，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一种并非真人，但类似于真人的“人俑”，也就应运而生了。
要制作一个真人大小的俑，难度是很大的，而且还不容易做得逼真，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真人的衣冠，用草扎起一个人头，再罩上一块面巾，看上去与真人陪葬几乎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这种与真人大小一样的草人陪葬品，就是古代的“刍人”，朱熹在《孟子注》中说，“俑，从葬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什么是“刍”呢？“刍”就是干草；所谓“刍灵”，就是用来从葬的草扎的人马。后来，头像的制作部分，有用土、木等材料进行雕塑的，这就是《通典·典礼》记载中，所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的土偶人和木偶人。
所谓的“俑”，也叫偶人，是一种以土木刻塑而成的“人形刻画，穿戴常人衣冠，远远望去，与真人无异”。早期制作的这种俑，与真人大小一样，制作很方便，形象很逼真，人们也就以“象人”相称了。就像当今世界各国蜡像馆一样，蜡像能做得与真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古代人，从铸鼎中得到启示，只要泥塑技巧高超，要制作真人大小的人形，穿戴衣冠是很容易做到的。《列子·汤问》篇中说，周穆王到西方游历，返途中遇到一个叫偃师的人，献上的一个偶人，会表演各种技艺和杂耍，还能以眼神挑逗穆王的姬妾。周穆王就把这一个神奇的、能卸能装的偶人载回宫中。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在《史记·苏秦列传》里，也有“宋人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的记载，说的是宋国造了一个秦惠文王的“象人”，宋王天天以箭射之，以解心头之恨。《论衡·自然》里也说：“武帝幸王夫人，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方术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宫门，武帝大惊，立而迎之。”这一类故事还很多，虽然有的描写过于夸张，与历史的真实不符。但它反映出具有真人大小的、形象逼真的“象人”，确实早就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人形“复制品”。
这一种人形“复制品”——象人，在古代的史料记载中，当然也是很多的。比如，《孟子·正义》上说，“俑，能转动象生人，故名象人”；在《战国策·赵策》里，说赵国有“土梗和木梗”；在《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说齐国有“土偶和桃梗”等等，说的都是各国有关“象人”的制作情况。其实“象人”的主要用途，是能替代“人殉”的一种丧葬用品。《周礼·春官》中，就有“及葬，言鸾车象人”的记载，因为“象人”人人要用，但不是人人都能制作，所以需要工匠进行加工。随着用量大增，逐渐朝着模制方向发展，体型不断缩小，最后小型人俑便取代了“象人”。
应该说，“象人”是难得的雕刻精品，哪怕只有一个“象人”，史料上都有详细记载，都会从艺术、技巧上给予正面肯定。俑坑的“象人”，成千上万，个个逼真，无疑是古代“象人”的佼佼者，这一惊世壮举，历史是不会将其遗忘的。只要好好去找，这8000多个陶俑，肯定都能找到一点文字上的痕迹。秦俑的制作，就其规模和数量而言，除了在临潼可以见到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在几千年来的陪葬史上，以真人大小的形象，以象征百万军人的创意，塑造了“百万象人”的群体，除了在临潼可以见到这一例之外，古今中外，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了。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有关与真人大小一样的陶俑数量，达到“成千上万”程度的，都应该与临潼的这一批“象人”画上一个“大等号”，都应该视为是对俑坑的一种真实记载。为此，战国时期韩国的大政治家——韩非，在其《韩非子·显学》中提到的“盘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盘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拒敌”的话，应该是直接以俑坑的“象人”为其背景的。如果早年的秦国，不存在制作“成千上万”象人的事实，它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政治性文章，并且把自己的著作，于公元前234年，作为一个“见面大礼”，当面敬献给秦始皇。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充分地了解到，韩非至少在秦始皇十三年的时候，对于当时人人皆知的秦俑坑“象人”，早就已经记录在案；同时也说明了秦俑坑在他来秦国之前，早就已经全部建成了。应该说，俑坑“象人”的消息，在当时六国诸侯中是广泛流传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周章农民起义大军能够在进兵咸阳之前，就掌握了俑坑存有大量兵器的信息，才有决战前夕劫取兵器的秘密行动。“百万象人”说法的针对性，是很强的、也是很狭窄的。尤其处在战国时期，有能力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去制作8000“象人”俑群的，也确实只有秦国才能担当此任。
在秦始皇十三年之前，就早已完工的“象人百万”，当然只能发生在秦昭王的那个时期。只有作为秦国国君的秦昭王，才有此魄力，有此财力，并有此孝心，去给自己的先人修建一个巨大的“象人”陪葬坑！另外，在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然》中，也有“偶人千万”这样明确的记载。就其所描述的“偶人”数量来看，和“百万象人”的说法，都是非秦俑莫属的，都是针对秦俑坑里的陶俑而言的。尽管韩非和王充，没能在第一时间之内看到临潼这一批陶俑的实物，但不管怎么说，是他们最早将“象人百万”、“偶人千万”的惊世奇闻在自己的著作中被记录了下来。
陶俑身上的“生僻字”
由西安市文管会收藏、出土于高窑村阿房宫“北司”遗址的文物中，有个怪僻难认的字，经南京师范大学段熙仲教授辨认，判读为“芈、月”。《说文解字》中的“羊”字，与这种写法有些相似。《正字通》里又说：“芈，羊本字”，“芈”字，有很多种的写法，而“北司”遗址的这个字，和古时候的“芈”字的一种写法，已经非常接近，因此它肯定就是先秦时期的一个“芈”字。另外，在阿房宫遗址上发现大量的王室玉器中，有很多头顶梳有歪髻的男性玉人，而歪髻与楚苗关系密切，阿房宫又是秦惠文王始建，秦宣太后是芈姓楚人，所以她和“芈、月”两字是连成一体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北司”遗址几十公里之外的秦俑坑里，也有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难辨认的陶文。请看：在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上，显示了秦俑的身上，刻有一个“”字形的陶文，袁仲一先生轻而易举地把它判读为“脾”字，并且认为那只是一位普通工匠的名字，除此之外，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特别的含义。但是，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陶文左部的“月”字偏旁，是没有问题的，而要将陶文右部的“”字，判读为“卑”字，就有很大问题了。因为，“卑”字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它的字形和“”字有着天壤之别。
陶俑身上的“”字，绝不是一个“卑”字，证据是从容庚编著的《全金文》一书所收录的古文中看到“卑”字的5种写法，和从徐文镜主编的《古籀汇编》一书收录的战国时期的“卑”字的9种写法看，它们与陶俑身上这一个“”字，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所以，袁仲一先生将“”字，判读成“卑”字，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2000多年以来，“”字出现的概率很低，它的独体字字形，并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经过一番认真搜寻，只从汪静山编著的《金石大辞典》里，发现在“畢、篳、華、崋”等合体字中，都有一个“”的字形，这些由上、下两个字组成的字，而它下面的那个字，千真万确的就是一个最为标准的“芈”字，为此就能认定陶俑身上的“”字，就是“芈”。
袁仲一先生提出反驳，说“古文字隶定，必须忠实于原字形，把一个完整的陶文，采取拆字的方法，把“”割裂成‘月、芈’两字，这是违背古文字释字常规的。上述“”字，在结构上是由‘月’与‘卑’组合而成，只能隶定为‘脾’字”。但是，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在袁先生提不出任何理由将“”隶定为“脾”字的情况下，没有理由阻止他人从字本身的结构中，以分解合体字的方式，去寻找“”字应有的原始字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