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军严明则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公元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中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述“水勇于二十四五日自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初二靖江战败，而后又有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将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率湘勇回长沙，又令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战。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在当时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还有彭玉麟，他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彭玉麟归隐后，以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每日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次整顿水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不顾情面，弹劾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敢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宫保！”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上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长期客居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告知，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资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人。
彭玉嶙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两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索要偿债，但谭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嶙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立即至武昌，徼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湘军诸将正因为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也符合曾国藩治军的特点。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5．忠义
——忠义之将，可横行天下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去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为浩叹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不值得深深地忧虑，没有军饷也不值得痛哭。只是我举目望这世界，想找一见利不争先、赴义惟恐落后、忠心耿耿的人，却不能很快找到；即使能幸而找到一个，却又因屈居低位，郁郁不得志，最终因为遭受挫折而离去，并因此而死。而贪婪退缩的人，却能飞黄腾达，享受荣华富贵和美名，并且健康长寿，这真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事情。
原文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衰，兴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目前百废待兴，千疮已经溃烂，无法收拾。只有依赖自己的耿耿忠心，发动广大人民面对这骨山血渊，期望着以此塞绝横流的人欲，挽回厌倦混乱的天心，或许还有弥补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仅就现在的局势而论，还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详解
古人云：臣待君以忠，君待臣以义。达忠义二字历来是密不可分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君主与军队统帅、主帅与部帅之间，如果缺乏了这个忠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在对这忠义的运用上，首先是上位者要讲义，就是要在见识对方才能的基础上，用人不疑，待之以义，对方必会报之以忠。
南宋年间，名将宗泽领兵抗金期间，俘虏了金将王策。王策原是辽的将领，辽灭亡后成为金将。宗泽亲自为他松绑，劝他说：“契丹本来与宋是兄弟之国，如今金虏掠我徽、钦二帝，又灭掉了辽国，我们应同心合谋报仇雪恨才是。”王策一听感动得落下泪来，表示愿意参加抗金战争，于是他们制订了大规模抗金的计划。宗泽又联络北方义军头领王善、杨进、等人，以及“八字军”、“忠义军”等，与他们协同作战，连连告捷，金兵闻风丧胆，听到宗泽的大名都噤若寒蝉，称他为“宗爷爷”。
清太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努尔哈赤在位时，他战功卓著，兼辖正黄、镶黄两旗。努尔哈赤死后，他继位登基。为实现统一中国大业，积极招徕汉官汉民。皇太极为了招降明朝著名将领祖大寿，派人先将祖大寿的儿子及其他亲属接人清营，百般体贴照顾。当时，祖大寿统兵驻守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西南），皇太极围城百余天，派明朝降将张弘漠等人前去劝降祖大寿，祖大寿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决定诈降清军。皇太极表示：“几大凌河所降明朝将吏城民，（清军）不得杀戮，有违此盟者，天必遣之。”为使祖大寿能同妻子相聚，让他率二十余人返回锦州城，但祖大寿又统率明军同皇太极兵戎相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家属仍以礼相待，并致书祖大寿说：“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决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直至1640年，皇太极指挥清军击败增援锦州城的明军，又招降了名将洪承畴，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献城降清。皇太极大喜过望，立即召见祖大寿，对他抚慰道：“你违约与我，是为了你的明主，为了你的妻子和宗室。我经常同内院诸臣谈及，祖大寿必不能死，以后再降，我也决不加诛。往事已毕，今后能竭力相助就行了。”并令祖大寿隶属正黄旗，授总兵职。此后，祖大寿忠心侍清，成为皇太极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由于他熟知明朝军事，对皇太极入关灭明统一全国，贡献颇多。
正是这众多的历史事实启发了曾国藩，使他深深认识到忠义对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对曾国藩的这一观点，蔡锷有这样的感慨：“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其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入将校，则以居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6．军心
——以真心实肠，得士卒之心
原文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名将，能够得到士卒的衷心拥戴，主要原因不在于依靠钱财。后世的一些将领，专门依靠粮多钱多来笼络士兵，这样其军心就不巩固，所以钱多人人奋勇归附，无利可图就会作鸟兽散。
原文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军中必须要有好的统领和营官，作为统领营官，最重要的是要有真心实肠，这是第一义。计算路程的远近，粮食和器械的多寡，敌我的强弱，这是第二义。这两点如没有什么把握，即使有许多好的办法，好的调度，也只能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不过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详解
治国须得民心，治军则须得军心，这是取得成功的千古不易之理，因此，蔡锷对曾国藩的这些论述评论道：“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这一句话，最是仁慈贴切。有了这种思想，则古今带兵格言，虽千言万语，都可付之一炬。父兄对待子弟，担心他们愚昧无知，于是就谆谆地教诲他们；担心他们饥寒苦痛，则精心爱护他们；担心他们放荡，没有好的品行，就严厉地惩罚责备他们；担心他们没有好的前途，就加意培养他们。无论是宽还是严，是爱还是憎，是喜欢还是讨厌，是奖赏还是惩罚，全都出于至诚，没有丝毫虚伪，因此做起来至公无私。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部下爱戴长官，也肯定与子弟爱戴他们的父兄一样。
7．评将
——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
原文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配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私下里怀疑古人评论将才时，往往称他们神明变幻，超乎想像，几乎要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一点短处都不能容忍。这恐怕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并不是选拔将才之初就定下的标准。其实，选拔将才时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过于苛求，不能因为一点点短处就不用极有才干的人，不能因为结细密的渔网就漏掉了大鱼。这才是从前圣贤常常说的话，即使是很愚味的人，也可以此来勉励。
详解
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如说一个人好，则什么都好；如说一个人不好，则什么都不好。对此，曾国藩并不苟同。他从长期的领兵打仗的实践中知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将亦是人，难以十全十美，作为统帅，决不可因此就加以抛弃。曾闺藩的这一观念，无疑是十分中肯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民族英雄岳飞在公元1122年应募投军，初任秉义郎（低级武官名），隶属名将宗泽。一次，秉义郎岳飞触犯军法将受处罚，宗泽一见便深感他超群不凡，说：“这正是做将领的人才啊！”这时正值金兵攻打汜水关，宗泽便把五百名骑兵交给岳飞，要他立功赎罪。岳飞果然不负所望，得胜而归，宗泽大喜，提升他为统制。岳飞从此名震遐迩。宗泽极为欣赏岳飞的才智，对岳飞说：“你的智勇才艺，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只是你喜欢野战，这可不是领兵打仗的万全之计啊！”于是，宗泽把行军、交战、驻营等作战经验传授给他，岳飞认真研习，颇有心得，说：“兵法体现了作战的规律，深刻领会了，就能灵活巧妙地运用。”宗泽肯定了他的见解，并对自己为国家发现了这样一位大可造就的将才而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