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任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军政大事讲座。同冶二年（公元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为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经商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2．求才
——求才当如鹰隼击物，不得不休
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因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卒，不必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必痛哭。只是举目看如今世界，要找一个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惟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这正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为政之道，必须将获取人才和治理好事务两者并重。获取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收罗人才，二是用人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对人才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纶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详解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列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就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千里马常有，那些慧眼识人、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
商末，周族的势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他的儿子姬昌即位。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开始积蓄力量，图谋灭商。商纣王昏庸无道，整日淫逸玩乐，不听群臣劝谏，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闻听后悲叹，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在羑里城（今河南汤阴县北部）。直到周人闳夭、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姬昌才被放了出来，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
姬昌回到周地后，自己称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爱幼，礼贤下士，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即太公望，又名吕尚。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正中姬昌的心怀。自此，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训练军队，准备灭商纣王。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冶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所以周族迅速强大起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周文王虽然早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距今三千年前，中国处于夏朝。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荒淫无度，残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趋衰落。
此时，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商却日趋强盛起来。商国国君成汤胸怀大略，贤明能干，广施仁义，礼贤下士，注重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商国也越来越强大富庶。
成汤每年要向夏王朝纳贡。沿途他听到夏王朝百姓怨声载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结束啊？我们情愿与你一起灭亡！成汤看到桀王把国家搞成这样，非常不安，他四处寻访贤才，想推荐给夏王，使他纳贤从谏，治好国家。
成汤听说伊尹是贤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细心养蚕，还潜心读书，研究尧、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国之道。
成汤派使者带着重礼前去聘请伊尹。伊尹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
成汤对伊尹的一请不就并不灰心，派使者带更多的礼品，再次去请伊尹。伊尹对于成汤的再次聘请虽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受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
成汤对伊尹的两次拒绝既不灰心也不恼怒，认为自己有真心有诚意，定能打动伊尹。就派人再次带着更珍贵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早听说成汤宽仁大德，礼贤下士。现在看到成汤能够屈尊来聘请自己这个农夫，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伊尹于是欣然从命，随使者来到商都亳。成汤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并想留下伊尹帮助自己治理国政。但伊尹认为：桀虽然暴戾跋扈，却是夏朝的君主；成汤虽然贤德，却只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辅臣。于是伊尹来到夏都。
桀见到伊尹，并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实在无可救药，料定夏灭亡已成定局。于是他仔细考察了夏朝朝廷内外的形势，离开了夏都。
成汤见伊尹没被重用，就把他聘请到商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亲兵。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很想见到他，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三顾茅庐”。
渚葛亮字孔明，琅玡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干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威。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时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也因为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冶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他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