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知识的广泛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豁然大开。他们开始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识的形成。进步知识分子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文明的片面认识，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分三等：有“挟莫强之兵力”的横行霸道的“受人畏慑之国”；有“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的“受人轻侮之国”；还有“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的“受人尊敬之国”。后者由于“教化政治”发达被认为是上乘的国家。这说明重视文化进步的因素在梁氏的价值观中据有特殊的地位。进步知识分子把鲜明的文化意识与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新的角度探求西方国家及日本之所以强大和中国落后贫弱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学术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在发展“兵战”与“商战”的同时进行“学战”。所谓“学战”乃是清末仁人志士要求振兴中国近代文化的心声。他们认为不懂得开展“学战”，“兵战”、“商战”都将不得要领。
怎样才能建设中国的近代文化，以保证“学战”顺利进行呢？许多人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曾提出五花八门的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废除汉学，有的要求“保存国粹”；有的认为继续实行“中体西用”的方针。比较起来，梁启超的主张颇有见地。他认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更新国家固有文化传统的原则，称：“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前者是指对本国固有文化的改造继承；后者是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这样就把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了建设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正确途径，较好地克服了“醉心欧化”论和“保存国粹”论的缺陷。
新的文化观念启迪了创造新文化的实践活动。晚清时期，这种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文化新体系。
进步知识分子吸取了西学中的民主思想，向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思想界之所以沉闷，皆源于纲常名教之牢笼，故迫切要求冲破其束缚，摆脱其禁锢。他们大胆破除千百年来对孔子和儒学的迷信，剥去封建统治者加在孔子头上的神圣桂冠，指出：“‘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章太炎直接批评儒学经典说：“《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孔子“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刊于《新世纪》的《排孔征言》一文更为大胆地提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在这里，作者实际已经呼唤出日后五四运动弄潮儿“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先声。经过这种冲击，孔子失去了昔日的灵光，传统儒学思想体系的坚冰在民主、平等思想的曙光下开始销溶。
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近代文化事业的建设。在传统文化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何物可以作为近代新文化的灵魂和内质呢？他们从西方与日本输入的西学中吸取营养，把近代科学和民主精神当作中国新文化的内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宝方良药。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热情洋溢地欢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者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旙，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精神在古老的东方再度发扬光大。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既脱离不开人类的创造，又深刻地改造着人类本身。甲午战后，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民族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问题是近代文化建设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的文化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许多人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素质之低劣发出感慨：迷信、愚昧、守旧弥漫于民间，信奉的人生哲学“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破除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风俗。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大胆地提出“三纲革命”、“祖宗革命”、“圣人革命”的激进主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束缚人心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道德伦理的强烈抗议。他们主张吸收西方社会道德规范中的有益成份来建立中国新的道德精神，认为新时代的国民应该有的道德品质是国家民族意识、独立自由精神、权利义务观念和开拓、进取、创新、竞争的胆识和信念。
大力发展近代的教育、文艺、文字改革等事业是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面。进步知识分子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劣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近代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有人疾呼：“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他们不仅提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而且强调社会教育，声称：“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欲改良风俗，不可不注意于社会教育。”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办了许多新式学校，依照西方或日本的教育制度，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学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晚清的文艺领域空前活跃，文学、美术、音乐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文学领域，进步知识分子不满于封建旧文学的陈腐俗陋，要求文学界来一个新的变革。他们一方面大量翻译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在新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时代要求的新小说，较好地起到推动爱国救亡运动和启发教育人民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汉语（古代汉语）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形成了改革汉语的运动。至清末，这一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仅就切音字改革来说，在此期间就出现21个改革方案。许多地方还举办了教授官话字母的学校，创办了一些提倡汉语改革的报刊和学术团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开始运用近代新式的治学方法研究、评价、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光大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们破除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囿于儒学一格，对诸子百家展开研究，诸如先秦时代的道、墨、法、名、杂、农、兵各家，以及后世的王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无不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之内。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学者在此期撰写的许多学术著作不仅在内容上有创见，而且在写法上借鉴了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和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用新学理探讨传统学术的作品。
五
鸦片战争后，中国明显地落后于西方。中西文化交流自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学习西方文化。这种学习既包括直接从西方国家中输入，又表现为从东邻日本的转贩，是一种对于外来文化的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腐朽的东西，但从总体来说，它对于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西学传播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实际也是如此，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西学中找到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开展一系列变革，逐步清除过时的、陈腐的内容，建立起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文化体系。
晚清时期，西学传播虽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非尽如人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梁启超后来对此亦有反思说：当时的西学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夫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食品足以为代。”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些译者虽然怀有输入于外文明的良好愿望，但又受到贪多求快、一味满足人们处于“知识饥荒”迫切需求的社会心理驱动，在翻译出版中注意了数量，忽视了质量，使不少译作出现译文粗糙，内容疏漏的情况，真正的翻译精品为数不多。批评此类问题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上比比皆是。
如有人撰文批评作新社出版的“地理一类，佳本盖鲜。……于销数则可矣，然其地名之误者，盖不知其几许。” 该文还披露：“今之译者，大率于中国旧本全未寓目，虽极通行之名词亦不识，所据皆东译本。东人以其假名强配西国字母，原音多舛误，又往往将其语尾不读之音亦全录出。故一地名、一人名，动长至五六字，且有十余字。……至其全无心肝，一页之中同译一名，而前后互异者，更不足责矣。”无怪人们评论当时出版的译书，“以观其工，则译工、印工、装订工，无不草率之极。以观其料，则墨料、纸料、线料，无不偷减工之极。以较前时所译者，不必展读，盖一望其书之外形，而知其工率之分矣。”
以上弊端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是不足为怪的。这主要因为传播西学的知识分子刚刚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既未能认真消化外来新知，又来不及培养起分析鉴别的能力，往往是刚学会外语就仓促上马，着手进行翻译。正如当时一篇文章所说：“今日译界之混杂，由于学东文太易。新学小生，手《东文典》、《和文汉读法》等书，未及三日，亦嚣嚣然谈译书。”可见，在这个时期传播西学的主体虽然比以前有了新的提高，但其水平依然参差不齐，知识水平和翻译能力并不很高。这些因素势必影响译书的质量。
再者，当时的西学引进带有很浓厚的功利色彩，传播者大都抱着某种实用性的宗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这样在择选译本时比较偏重于实用性、应用性较强的内容，以满足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实现引进西学的实用价值，而不足在于对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的实现则会造成一定的局限，妨碍人们系统地完整地掌握别国人民的文化学术。
当然，外来文化并非全是香花佳禾，其中不乏毒草莠苗。在引进它们时，人们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其精华，往往是兼收并蓄，利弊相形。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因惧其害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作因噎废食的蠢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往中，才能取长补短，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提高对外来文化的识别能力。甲午战后的西学传播证明了这一点。它所取得的成就，产生的积极影响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而它存在的缺陷和经受的挫折也会象长鸣的警钟，时刻告诫着后人。
（作者简介：史革新，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中国外交体制的嬗变——以“人臣无外交”思想为中心
王开玺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明清之际，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其他周边国家为藩属国的东方国家关系体系。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相继东来，中国传统外交体制下的“人臣无外交”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快演化为“人臣办外交”的历史现实。笔者拟以“人臣无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嬗变的视角，就中西文化与外交体制的冲突与变化问题，略作论析。不当之处，谨敬师友指教。
一、传统的外交体制与“人臣无外交”思想
《清朝续文献通考》说：“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国朝尝遣使册封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矣，此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事实确实如此。此前，除俄国外，清王朝对外事务的处理，大多为理藩活动，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只能算做东亚宗藩体制格局下的传统外交。“人臣无外交”思想，则是这一传统外交体制下的一个原则。
“人臣无外交”一语，大概是源于《礼记·郊特牲第十一》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当时，此句话主要是说，身为人臣的“大夫”或“卿相”等人，“从君朝觐”他国君主时，如其“私见于主国之君”，即是“非礼也”，或“非礼之事”，有违“专一事君”的政治道德，难免有“贰君”之嫌。其后，意思有所变化，所谓“人臣无外交”，就其本义或文意本身而言，并非是说为人臣子者不能与外国开展外交活动，而是强调人臣若无君主之命，即不得与外国之人互相接待交往，更无对外交涉的外交之权，否则，不但有与外国、外国人私相勾通之嫌，且有违中外夷夏之大防的传统体制。
鸦片战争以前，所谓的“人臣无外交”，并不是说清廷大臣从未办理中外交接事务，而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理念，其与近代的国家外交理念互相矛盾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