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现象给我们以不少启发。首先，寻租的实质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而这种权钱交易恰恰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其次，寻租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相反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寻租者挖空心思找后门，用礼品和金钱疏通层层关系，最后使自己获得超额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却没有任何新物质产品的出现，因此寻租的支出是一种纯粹的浪费；最后，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并存，是最容易产生寻租行为的，只要政府干预可以产生某种特权或者派生出某种垄断权，寻租就不会绝迹，诸如公安、工商管理、财税、物价、土地等管理部门利用手中权力进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都是寻租的重要表现。要抵制寻租，规范政府行为是个突破口。
政府限价与短缺经济
在说政府限价之前，不妨先说一下政府。政府是什么？这个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提到的概念，一旦细究起来还真不大容易说清楚。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的全部机构；狭义理解的政府则只指国家的行政机关，有时甚至是指行政机关的核心即内阁。
在经济学中，往往倾向于使用广义的政府概念。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被归为三类：一是规定人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建立“游戏规则”，这相当于“立法”；二是监督和维护规则，禁止人们干不能干的事，并对违法者予以处罚，这相当于“司法”；三是引导人们在能干的范围内干得更好，即抑制合法而不合理的事情，鼓励合法且合理的事情，这实际上是运用政策手段的宏观调控，相当于“行政”。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作用似乎远远超出了上述范围。年纪稍长的人肯定都还记得凭票供应商品的年代。当时购物往往是两人一道出去，一个排队买菜，一个排队买肉；一个月内需购的物品究竟怎么安排在月初就必须盘算好；遇到家里来了客人向邻居借肉票也是常有的事……如今各类产品都大大丰富起来，凭票排队购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物价也涨了上来。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颇为怀念过去那种虽然要排长队购物但物价不涨的日子。
事实上，从前稳定的物价背后隐藏着市场供给的不足，供给不足才会出现排队买菜、凭票购车购表的现象，而稳定的物价也正是政府严格控制的结果。物价一旦被人为控制，现实中的物价就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中的需求状况。如果政府放开物价，那么在既定的社会需求过剩条件下，如果供给没有发生变化，短期内物价会上升；接着生产厂商会发现扩大生产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当所有的厂商都扩大生产之后，整个市场的供给就增加了，长期看来物价又会逐渐回落。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就像一个大管家，不仅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由主管部门规定其价格，而且企业的生产所用的生产资料也是由上级部门按计划供应的，因此，就算政府鼓励企业和农民多生产工业品、家用产品来满足群众的相对过量需求，企业也是力不从心，毕竟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是本身可以决定的。此外，即使企业获准取得了扩大规模的必要生产资料并因此而获得了利润，这些利润也不归企业所有，必须上交，因此很少企业具有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市场供应的欲望和动机；相反，企业只要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完成一定的生产计划即可。更糟糕的是，由于企业多生产非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且会增加下一年度的生产任务，因此很多企业向上级部门隐瞒生产能力。于是，尽管政府决定要增加市场的商品供应，但由于企业反馈上来的信息与政府的计划以及实际情况均不相符，从而企业的作用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久而久之，就导致了社会产品的供应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短缺经济”。
价格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有人将价格比作一种没有中央指令的工作系统，其运转不需要人们用语言传达命令，也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正是时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价格吸引着人们来到市场上，进行有秩序的商品交换。而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限价则将价格的反映需求变化、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几乎全部抹杀掉了。没有了价格变化，也就没有了“投机”生存的土壤，人们在感觉“物价稳定”、“社会安定”的同时，也在了无生气的生活中付出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代价。因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功能健全的价格机制的引导下，我们才有可能告别“短缺经济”。
比较优势
大家对“贸易”一词应该并不陌生，贸易的本质即是交换，但这种交换为什么会发生？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就未必是人人都说得清的了。
以国际贸易为例来说，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各国居民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贸易，是由于各国生产质量相同产品所耗费的成本不同。正如不可能做到任何个人都自给自足一样，任何国家要完全做到自我依靠而不降低生活水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国际间贸易的直接结果正是各国居民福利的增加。
绝对成本说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生产某种产品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即每个国家总是存在着生产某种产品的绝对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相应成本的情况。如果各个国家都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生产自己在生产条件方面绝对有利的产品，然后再运用于国际交换，这样就可以使各国都在交换过程中获得利益，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后来的经济学家在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贸易的发生机制。
有些国家很发达，几乎任何物品的生产都比另一些国家更有效率，具有优势的生产技术被称为“绝对优势”，既然绝对优势被发达国家占有了，那么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该如何参与贸易呢？答案在于“相对优势”这一原则，即个人和国家专门进行其相对来说更有效率的生产。
先以个人为例说明。一家大公司的总裁可能比他的秘书打字速度快，但是让秘书打字还是值得的，因为总裁在引进新客户、做投资决策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秘书在打字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总裁完全可以把优势发挥在其最强的方面。
再以国家为例，假定日本和美国都只生产两种产品——计算机和小麦。制造一台计算机在美国需要100工时，在日本需要120工时；生产一吨小麦在美国需要5工时，在日本需要8工时。可以看出，美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更有效率，美国甚至声称它的计算机工业在世界上效率最高，然而美国却从日本进口计算机。为什么？答案仍在于相对优势。与美国相比，在日本生产一台计算机的相对成本（以使用的劳动计算）低于生产一吨小麦的成本，因为在日本，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工时是生产一吨小麦的15倍（120/8）；而在美国，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工时是生产一吨小麦的20倍（100/5）。尽管在生产计算机方面日本具有绝对的劣势，但它却具有相对的优势。
国家与个人往往最终都会在他们具有相对优势的物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少生产或者不生产他们具有相对劣势的物品。这样，相对优势就导致了专业化的出现，专业化增强了他们进行专业生产的能力，结果是又加强了原有的相对优势。
我们不妨举个铅笔的例子来看看专业化生产的好处。铅笔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工具了，但是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出一支铅笔所需的全部材料。必须先砍伐某种在某地生长的、有着合适木质的树，然后运送到另一地的木材厂，切开并进一步加工成为有槽的木棍，而铅笔中间的石墨、顶端的橡皮和联结部位的金属都是相当简单的材料，但是每一种材料都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生产出来。可以说，小小的铅笔就是专业化分工劳动的结晶。
只要我们对世界各国的进出口状况稍加注意，就会看到一幅复杂的贸易图景。比如美国从南美洲进口香蕉，从日本进口个人电脑，从中国进口布匹；又出口喷气式飞机、小麦和大型计算机等。前面谈到相对优势决定贸易的模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相对优势呢？经济学家们设想一国的相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自然禀赋”，比如美国拥有大量可耕地使美国在农业上具有相对优势；拥有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亚洲国家会从事纺织品生产这样的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劳作；葡萄牙拥有相对放牧来说更适于种植葡萄的土地和气候，因此它会生产葡萄酒而不是去加工羊毛。
“自然禀赋”颇有上天赐予的意味。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技术时代，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如何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建立相对优势来获得发展。在这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是日本，它们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却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角色，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拥有“后天禀赋”。日本的成功给我们以很多启示：通过节约和积累资本以及建造大型工厂，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像钢材这种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进行生产的物品上的相对优势；把资源用在教育上，一个国家可以发展出需要大量技术劳动进行生产的物品上的相对优势。
优越的知识也是相对优势的基础之一，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它们的技术知识来获得相对优势，比如美国的半导体工业，正是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和扶持，使半导体能够应用于导弹和其他武器，从而抵制住了日本的激烈竞争，保持了在该领域的相对优势。前面我们说过相对优势导致专业化，其实专业化也可以导致相对优势。比如汽车制造技术相差无几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却相互进行汽车贸易，怎么可能每个国家都具有汽车生产的相对优势呢？原因就在于专业化。它们可以分别生产赛车、轿车和豪华车，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这样每个国家都会得到好处。
既然贸易可以使参与者互惠互利，那为什么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强烈的反贸易情感，即“保护主义”呢？而且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贸易限制政策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获得了好处，但国家内的某些集团却可能受到损害。由于受益者得到的好处大于受损者遭受的损失，原则上受益者应当给受损者一些补偿。但实际上却很少如此，社会得到的好处往往以消费者低价购物的形式体现了。而面临外国竞争的行业的工资下降以及工作机会减少这类损失往往比收益更加显而易见，受损者除非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否则就难免会反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什么广大老百姓欢天喜地而诸多国内厂商却忧心忡忡。
公共物品、外部性与产权界定
所谓公共物品，就是提供给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它可以是一种具体的物品，如道路、公园等；也可以是一种服务，如国防、公安等。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的，与一般的私人物品如家用电器、食品等相比，其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即一个人使用公共物品并不排斥另一个人对该物品的使用。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块巧克力，那么你吃掉之后别人就不可能再吃上了；而公共物品则不同，你在道路上行走或者驾驶并不排除别人对道路的使用，你观赏公园里的美景也并不排斥别人对风景的享受。
第二，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由于公共物品不仅向付费的人提供服务，而且也为不付费的人提供服务，当一些人或者单位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却享受了服务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搭便车”的现象。任何有理性的私人企业或机构都不会愿意为不付费的人提供服务，因此，公共物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
由公共物品第二个特性中的“搭便车”便引申出了外部性问题。我们不妨用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来说明。
三个和尚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个和尚独居时挑水吃，两个和尚同住时抬水吃，三个和尚共处一室时却没水吃了。这个简单的故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却颇为耐人寻味。
一个和尚挑水吃是最自然的，一方面水是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他不去挑水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他是自己劳动成果的惟一拥有者，自己挑多少就可以用多少，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具有完全的排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