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老一代的革命家把政治工作喻为红军的生命线，而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又是政治工作的主体部分，故许多后来人即把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红军来说，果真有这么重要吗？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时无法到来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能否生存，如何发展，当时党内及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 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一类所谓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偏僻农村的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会使这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日渐流氓无产阶级化，会不时发生领导层内讧，最终脱离党的领导，变成新式流寇。
确实，初创时期的红军本来就成分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战员也发生了动摇，离队的离队，叛变的叛变。如秋收起义部队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等，就先后以向上级汇报情况为借口不辞而别。“三湾改编 ”后，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开赴井冈山。上山不久，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恕等又密谋拉队伍叛变投敌，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并处决。
要巩固和发展红军，最难的还不是对付动摇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队官兵的思想工作。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说不清真正的红军到底该如何建、怎样管，官兵中各种想法都有，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列举了其中的八种，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读过毛泽东这篇文章，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不难感受到，当时官兵的思想多么混乱。1928年 11月 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3～64页）“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为此，必须“加紧政治训练”（《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65页）。“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3～64页）“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3～64页）1929年 12月，毛泽东为红 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 “古田会议决议 ”中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危害等作了分析，对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队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政治工作的方针、内容、作风和方法等，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1932年 7月 21日中共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说：“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中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册，第 310页）1934年 2月，为了总结红军创建 6年多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根据红军创建 6年多的作战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词中指出：“大家明白，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红军总政治部全体合影（1932年）
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完成任务的。”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在致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每一战斗的胜利 “离不开政治工作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在发言中说：“党中央早已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3册，第 23～29页）他要求全体同志，“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自此之后，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全党全军取得认同，达成共识。
既然把政治工作当作红军的生命线，那么，思想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主体部分，其作用必然得以强化。这其实在古田会议中就作了明确规定。会议共形成了八个决议案，其中三个是关于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即“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见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党内教育问题决议案 ”和“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指明了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分析红军中错误思想的八种主要表现，决议指出这些错误思想是因为红军成分及党的领导机构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造成的，对红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并有使红军离开党的领导的危险。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于是，决议规定了军队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如关于党内教育，决议规定了政治分析、组织常识、上级文件、社会调查、马列主义、社会经济科学等 10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党内教育的 18种方法，包括办报、办训练班、开政治讨论会、开活动分子大会、开展批评、谈心等活动。关于官兵政治教育，决议规定了土地革命、武装组织、三大纪律、群众工作、苏联红军、目前革命阶段及前途、红军白军比较等 19项内容，提出了政治课的 “十大授法 ”。决议还提出了军队思想教育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实行分类指导，注意疏通诱导，加强思想教育与关心官兵物质文化生活相结合等。
这些内容、方法和原则是对红军初创时期思想教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思想教育的客观规律，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要通过经济奖惩对员工进行管理，而对思想工作往往重视不够，更不可能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企业的生命线。但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企业都是由人来做的，经济奖惩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完全取代思想工作。人的思想具有隐藏性、潜在性，它可以积极为公司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也可以不闻不问，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它可以支配人的行动按时完成任务，但由于其思想支配的不同，工作质量却大不一样；它可以支配人进行一般的劳动，也可以支配创造性、增值性劳动。这里还不包含员工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种种思想问题。而实际上，员工还可能存在各种实际的思想问题，而这些思想问题又会必然影响生产质量和效率。所以，员工的思想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的。像红军那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相当高的位置上，向红军学习思想工作的某些方法，特别是要像红军那样，善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立场、观点、思想问题，是我们今天企业应该吸取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