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空手套白狼：“上海买米”这件事儿办得真扎实。王有龄把他前任无法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不但自己露了一鼻子，也等于给浙江巡抚黄宗汉长了脸。黄宗汉一高兴，上奏保举王有龄担任了湖州知府。
上任的时候，王有龄把胡雪岩找了来，问他愿不愿跟自己去湖州。
王有龄原本就拿胡雪岩当兄弟处，现在一看老胡真有本事，就想干脆把他招进自己的府衙，先当个小差事，以后有机会了，就保举胡雪岩当官。
有了这个想法，王有龄就来问小胡的意思。
这一瞬间，可以说是胡雪岩人生的一个节点。
对，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也没功名。可王有龄自己书读得也不怎么样，同样是没有功名，靠父亲给他捐了个八品官儿，然后自己在地方上做出成绩，这才升上去了。如今天下大乱，朝廷需要人才，用人自然不拘一格，只要有本事，没有功名也能被保举做官，实在不行，捐一个也可以呀，小胡给王哥帮了这么大的忙，捐官的这点银子王有龄还拿得出来。
只要胡雪岩做了官（哪怕是最小的官儿），在王有龄手底下混，老王绝不能亏待了他。将来王有龄爬上去了，小胡自然就跟着爬上去了，对不？
所以说，如果胡雪岩想“弃商做官”，他现在一句话就能做。
可胡雪岩说了：不想做官，如果有可能，想开一间钱庄。
在那个年代，以做商人为荣的人真的不多，胡雪岩是其中一个。因为胡雪岩天生就喜欢钱，喜欢做买卖，喜欢得那么直接，那么干脆。
在大清国，敢承认自己“喜欢钱”的人，比“不愿意当官”的人还要少，胡雪岩，是其中一个。
当然，胡雪岩坚决不肯当官，也是因为他这个人内心比较偏激，对“儒家”那套东西有抵触，认为那些大道理全都是“假道学”，还不如“真生意”来得干净呢。所以胡雪岩这一辈子就没想过要当官。虽然后来脑袋上扣上了一顶官帽子，可就算被扣上帽子，小胡也始终不是个“官”。
由于中国自古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以前的商人要么畏官如虎，远远避开，要么羡慕官员的荣耀和权力，一有机会就急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官”，像胡雪岩这样既不畏惧官府，又以做商人为荣的，还真不多。
这是人格，胡雪岩的人格。
商人也有人格，只是他们的人格和儒家文化里提到的那些内容有些不同。商人的人格是他们的勤奋、聪明、勇气、进取，对“资本”的极度尊重和对个人价值的极度张扬。
所以商人是最“自我”的。这种“自我”，往往使那些不是商人的人觉得难以理解，甚至误解为“自私”。结果产生了极大的抵触和反感。这种抵触和反感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封建王朝，实际上，全世界的封建王朝都曾经歧视和伤害过“商人们”。
对商人来说，这不公平。
眼下胡雪岩这个“真正的商人”不愿做官，只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钱庄。可是万事俱备，只有一个问题暂待解决，那就是：小胡手里一两银子都没有。
一个钱儿也没有，却要开一间“钱”庄，听上去有点不靠谱……
不过这个问题却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
首先，胡雪岩去找他以前的老东家信和钱庄，借了一笔二十万两银子的“超短期贷款”（只用几天就归还），用这借回来的二十万两银子撑起自己新钱庄的门面。
这样的短期贷款本身毫无风险，又有利息可赚，加上信和钱庄和胡雪岩是老交情，没理由不帮忙，所以二十万两银子很顺利就借到了。
接着胡雪岩靠着以前的交情从杭州大源钱庄里挖过一个叫刘庆生的跑街伙计，到自己钱庄里当业务经理，在杭州城里租下一处门面，放了一顿鞭炮，请同行和朋友们吃了顿酒席，“阜康”钱庄就算正式开门营业了。
当然，阜康钱庄开起来之后，那二十万两银子很快就还给信和钱庄了，胡雪岩又变得两手空空。
不过这没关系，钱庄这一行有个“行规”，凡是新买卖开张，其他钱庄都要过来捧场，顺便往新钱庄里存一笔款作为帮衬，这就给阜康钱庄打了个底子。同时，阜康手下的跑街伙计也在四下奔忙，很快开始有零星客户到阜康钱庄来存款。
这就算是初步打开了局面。
这时候，胡雪岩办了个“邪”事儿。让他的业务经理刘庆生开了一批存款户头，每个账户存了二十两银子，然后把这些存折白送给了杭州城里各衙门官员的内眷。
什么叫内眷呢？
就是这帮官老爷家里的老妈、姨妈、女儿、侄女、大老婆、小老婆……这一票。
干吗给这些人开存款户头呢？原因有两个。
一是这些女眷们手里多多少少都有几个私房钱，多的（像王熙凤那种）可能有成千上万两，少的怎么也有十几二十两，胡雪岩给她们开账户，就是想让这帮女人们把私房钱存到阜康来，积少成多，这也算是个财源。
二是小胡希望以此得到这帮太太小姐们的好感，借她们的嘴巴，给自己博取更大的好处。
说真的，这些大老婆、小老婆们也不容易，平时咬着牙攒几个钱儿，放在身边是没处藏、没处掖。想不到来了个胡雪岩，这么关心她们的私房钱，不但给这些钱找了个安全的“家”，还每人白送了二十两银子。这些女人不但因为二十两银子而对小胡产生好感，更因为她们的私房钱在阜康钱庄存着，当然一天到晚把“阜康”两个字挂在心尖儿上。
于是在杭州城的深宅大院里就会经常出现下面这些对话：
“本官最近‘弄’了笔银子，想存起来，可是不知道杭州这些钱庄哪家最保险……”
“阜康钱庄呀。”
“你一个女人家大门不出，咋知道有个阜康钱庄？”
“我嘛，也是听某太太说起的，这家阜康钱庄在杭州数一数二，信誉最好了！”
结果“私房存折”送出才几个月，阜康钱庄就一连接了好几笔大额的存款（而且多是贼头贼脑悄悄送过来的）。
从此以后，阜康钱庄就经常替这些官儿收存“赃银”，直到最后小胡破产，潮水退去，阜康账面上露出了一大帮“光着屁股裸泳”的权贵……
这是后话。
除了上面这两个进项之外，阜康钱庄还得到了第三笔大买卖。
湖州知府王有龄发了话：以后湖州府官库的所有钱粮税收一律交阜康钱庄代理；汇兑业务一律委托阜康钱庄去办。
这一家伙阜康钱庄的场面更大了。
那王有龄这么干，是不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呢？
要是今天，王有龄这么干，是要进监狱的。可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并不算“出圈儿”。
因为晚清的钱庄票号已经成了气候，金融系统运作相当正规，所以官银汇兑很多都要通过钱庄来办理。可是朝廷的相关法律、法规跟不上民间金融业务的发展速度，结果是“私营商业银行”的财务制度远比政府部门规范得多。大清朝廷又正忙着和太平军打仗，没时间去整顿金融秩序，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只要地方上把各类款项按期收上来，如数送到北京，这些公款怎么管理，怎么汇兑，地方官可以做主，朝廷不管。
有了这三项业务，胡雪岩办的这间“空手套白狼”的阜康钱庄很快就站住了脚。
这边刚站住脚儿，忽然从北京飞来一捆东西，像颗炸弹一样在浙江炸响。
官票来了！
2．玩转官票：官票，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大清朝廷在银两、铜钱之外又拿出来当钱使的一种“纸票子”，拿来糊弄老百姓的东西。在晚清这段历史上，这个“官票”和后来出现的另一种大忽悠纸票子“宝钞”一起被合称为“钞票”。
对，今天咱们手里使用的纸币俗称就叫“钞票”，这个奇怪的名字，还真就是打这儿来的。
古人用的银子、铜钱，太沉、太麻烦，不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所以发行纸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上头没啥可说的。可问题是，发行纸钞，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黄金白银作为信誉担保。
可是大清国发行的这些“官票”，是凭空印在“纸头儿”上的，根本就没有国库的“准备金”作为保证。说穿了，就是大清朝廷拿来制造通货膨胀，从老百姓手里榨取钱财的工具。所以当咸丰三年（1853）朝廷发行这种东西的时候，民间非常抵触。
抵触？一群草民，小老百姓，“抵触”管屁用！朝廷才不理这一套，干脆对地方上搞起了“强制发行”。
当然，这些官票和宝钞的发行，给大清国造成了一场恶性的通货膨胀，让已经陷于战乱之中的老百姓又结结实实地倒了一回大霉！而老百姓从“钞票”发行的时候起，就一直不承认这些纸票儿，只认银子和铜钱，结果官票和宝钞发行受阻，越来越走不通，大清朝廷只好又在同治元年（1862）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宣布停止使用“钞票”。
胡雪岩办起阜康钱庄的时候，正赶上朝廷发行“官票”。户部衙门印了数以千万计的纸票子，强行摊派给各省，各省再摊派给各道，各道再摊派给各府，各府再摊派给各县……一级压一级，最后全都压到老百姓的头上。这其中折合白银二十五万两的官票被“摊派”到了杭州府。
怎么办呢？
杭州知府、知县两位大老爷先开了个“小会儿”，经过研究，两位老爷一致决定，把这些纸票子“摊派”给杭州城内的各家钱庄。
商人嘛，地位低，口碑差，胆子小，人数少，偏偏又很有钱，现在朝廷有事，不坑你们坑谁？
当时杭州城里共有钱庄四十二家，其中大钱庄九家，小钱庄三十三家。
这天，知府老爷把城里各钱庄的掌柜找到一块儿开了个“碰头会”（把这帮商人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在会上当场宣布：官票下来了！大家要踊跃认购！现在咱们把这二十五万两银子的官票分一分，一万两为一“份”，大钱庄每家认购一份，小钱庄每家认购半份。下面你们可以发表意见了。
话刚说完，这帮商人们全跳起来了，连吵吵带嚷，嗡嗡一片。
不愿意！
你说这种事儿谁能愿意？
哎，也别说，忽然在人群后头有人喊了一嗓子：“我认购两份！”
谁呀？
阜康钱庄的业务经理刘庆生。
胡雪岩派他来的，来就是认购官票的。
不对呀，刚才知府老爷不是说了吗？这次摊派官票，大户认购一份，小户认购半份儿。眼下阜康钱庄刚开张，手里穷得叮当乱响，是小户里的“小户”， 按理说他们最多只能认购“半份”，刘庆生怎么认“两份”呢？这小子是不是刚才下车的时候没留神，脑袋让驴给踢了！
胡雪岩让他这么干的。
官票这个东西要下来，胡雪岩早就知道了。对这事，他有一番自己的分析。
官票，长久来看，这东西是整个大清国的一个大祸害。可现在官票刚发行下来，朝廷肯定会尽力保证它的“信誉”，所以官票在刚发行的头一两年里还行得通。现在阜康钱庄认购两万官票，还不至于砸在手里。
而杭州城里各家钱庄都是不和官府往来，一心只做小生意的，“官票”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种掠夺，这些人肯定特别反对。在这一片反对声中，阜康钱庄站出来表示支持，这一下子肯定引起官府的注意。
到现在为止，胡雪岩只“勾结”到一个湖州知府王有龄，对他来说，只有一个知府朋友远远不够，他还要往上攀。所以这次他就是要花钱买这个“注意”。
果然，这一次阜康钱庄的业务经理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一家伙接收了两万两银子的官票，乐得杭州知府一拍桌子：“好，阜康认购两万两了！”
有阜康钱庄做了领头羊，其他的钱庄想不认也不行了。原本这些钱庄老板也知道这事儿混不过去，只是想着能少买就少买点儿。可现在阜康钱庄已经抢了头彩，这种时候与其缩在后边儿装“孙子”，让知府老爷记恨，不如干脆往前凑，该认多少抢着认下来算了。
于是大家伙都嚷嚷起来了，这个认一份，那个认半份，热热闹闹，把这二十五万官票“抢”了个精光。
这一次胡雪岩把宝押对了。
阜康钱庄在认购官票上的出色表现，果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几天之后，浙江布政使司衙门请阜康的经理刘庆生过来，聊聊。
聊什么呢？
主要就是浙江布政使麟桂麟大人对阜康钱庄支持官票发行的“义举”非常满意，准备上奏京师户部衙门，给阜康钱庄发个大奖状。
敢情清朝那会儿就有奖状了？
有！现在咱们还经常在一些“百年老店”、“贞节牌坊”之类的门楹上看到一块大匾，写着一句好听的话儿，下面落款某年某月某某衙门，甚至有些还是皇帝御笔亲题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奖状”。
能得到户部衙门的嘉奖，对阜康钱庄来说，等于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刘庆生当然高兴。跟布政使老爷聊完，又被留在衙门的食堂里吃饭，由布政使老爷的一个手下陪着。
吃着饭，这位兄弟就跟刘庆生说了：“布政使大人马上要调到江苏去了，可离任前有点‘麻烦事儿’，想跟你们阜康钱庄借两万五千两银子，到江苏任上之后尽快归还。”
麻烦事儿？
刘庆生在钱庄这一行也混了多年，一听就明白。这位布政使大人在任上时，手里管的公库账面上出了亏空，现在他要调走了，而接手的人可能跟他不太“对付”，所以账上的亏空必须堵上，免得让后任抓住他的把柄。
可这个事儿刘庆生做不了主，他得回去跟胡雪岩商量一下。
这天从衙门回来后，刘庆生把这个“麻烦事”跟胡雪岩一说，胡雪岩想都没想当场来了一句：“商量什么，你借给他不就完了嘛！”
借？哪有这么容易？阜康钱庄的困难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