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说：“我是一个盲者，看不见生命的道途”。刘学军说：“我虽然是一个盲者，但我看得见生命的道途”。在激情澎湃的琵琶声中，他曾被鲜花和掌声簇拥。如今，在静静的按摩室里，他默默地为患者解除病痛。保持着一份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走在自己选定的路上，步态轻盈，步履坚定。
初见刘学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俊朗、文静、儒雅，淡淡的，几分飘逸，些许忧郁。交谈起来语调沉稳，语速舒缓，遣词达意无不恰到好处，行云流水般地娓娓道来。我当即心里万分慨叹：天道不公啊，这么一个有模有样、有气质的人，怎么就无法看见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呢！
刘学军，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省盲人协会副主席、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音乐系毕业生。20世纪90年代曾多次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十几个国家演出、交流，足迹遍及俄罗斯、欧洲、大洋洲、东南亚和日本。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是一个作出了成绩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奏响了生命华章的人。但是刘学军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最大的期望是和平常人一样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他努力了，也做到了，甚至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期望值，仅此而已。
岁月如河，生命如歌。
现在的刘学军穿梭在按摩诊疗室和温馨小家之间，脚步轻盈而坚实，内心笃定而从容，有一种绚丽后的淡定、灿烂后的宁静。他默默地吸纳知识，储蓄力量，奔赴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刘学军说——主任医师甚至更高的职称，一步步向上攀登，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建树。人，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
一
第一次约刘学军见面并不顺利，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后问，是刘医师吗？迟疑片刻，他很警惕地反问，你是谁？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没等详细解释，他便很冷淡地说，我是个很平常的人，没什么好宣传的。就这样断然拒绝了我的来访。放下电话，我怅惘半日，不明就里。终是无法释怀，两天后再次相约。这一次刚通报了姓名，他一改两天前的冷漠，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了约见的事。后来我才知道是残联有关方面向他打了招呼。看来刘学军是个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人。组织上的决定他一定会全力配合，否则他是不会擅自接受什么采访的。
我们约见的地点是省残联康复中心按摩室，也就是刘学军的工作室。平时只晓得康复中心在西安市北郊，具体的位置则不甚了了。走到未央区政府门前又给刘学军打电话，向他问路，他说沿区政府门前向西走，到十字路口，南北方向的那条路叫朱宏路，沿朱宏路向北，路东53号就是了。说完又追加一句，单位附近有个标志性建筑叫某某大酒店。讲得清楚明了，他的方向感、方位感和对周边熟悉的程度让我暗自吃惊。
经他的指点，我很快来到了朱宏路53号。远远地就看见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年轻人，由于面向阳光，虽然是冬日的阳光没有多大的威力，但还是刺激得他微闭了双目，肤色有点儿苍白，体质有点儿文弱。我立即猜到他就是刘学军，一问果然不错。看起来他的相貌较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许多，完全不像个年逾不惑之人。
刘学军热情地引领我到了他的工作室。这是个两室小套间，外间为接待室，里间为按摩室，并排放着两张按摩床，其中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位患者，看来正在接受治疗。刘学军说等他给这位患者治疗后我们再谈。我趁机打量了一下这个工作间，房间里沿着墙体是一溜台面，上面满满地排放着一些深褐色的牛皮纸一样的薄纸板。我随手抽出来一沓，见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明白了这是盲文书籍，从前只是听说，今日方见真容。书目有《计算机基础教程》、《经济学》、《化学》、《正常人体解剖学》、《腧穴学》等等，还有一些杂志像《中华医学与健康》。另外还散落着一些来信，粗粗一看，大部分是外省市的，来自北京、南京、香港等地。信封上都用正常文字和盲文两种书写形式。刘学军说这些信有的是邀请参加会议或什么活动的，有的是同行请教或探讨交流的，也有的是慕名交友的。我赞羡地说，你的交际面很广啊。刘学军说，这才有多少人呀，网上的交流才多呢。我又是一惊，怎么你还上网呀？刘学军说，那当然。其实挺简单的，只要在电脑上加一个特殊处理装置就可以了，把网上的内容用声音传播出来，还可以把自己的帖子用声音发出去，信息量大着呢。真没想到科技的渗透力有如此之强，我不由折服地说，你真是与时俱进啊。刘建军说不学习怎么行呢，知识更新这么快，紧赶慢赶还怕赶不上呢。
寥寥数语，即让人感到这是一个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对新生事物充满关注和热爱的人。
二
刘学军出生于1964年，当时他的父母包括医务人员都没有发现这个孩子有什么异常，和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甚至还更可爱一些呢，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肤色白皙，神态安静，人见人爱。他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上面已有了一个哥哥。直到半岁以后父母才发现这孩子好像有点儿问题，他对眼前的东西仿佛视而不见，从来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见了身边的东西就随手乱抓，眼睛也从不东瞧西望地骨碌碌地转，倒是常常盯着一个目标一动也不动。再仔细审视孩子的瞳仁也是黑白分明，只是里面折射不出父母殷切的面庞。他们顿时慌了手脚，吓坏了，连忙抱起孩子去了医院，检查的结果让这对夫妇五内俱焚，如坠深渊，孩子是先天目盲，也查不出病因，更无法治疗。他们不死心，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做了一项又一项检查，找遍了最权威的眼科医生，结论是相同的。夫妇俩痛心疾首，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思来想去，他们认识到，既然这个结果是不可变更的、无法逆转的，与其痛苦无奈地悲叹，不如心平气和地承受，尽最大的努力为孩子创造条件，让他日后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这对双职工夫妇虽然工作很忙，但却从未疏忽过对这个残疾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很小的时候，刘学军也曾在外婆家里寄养过一阵子，可是一到记事的年龄，父母就把他接到了身边，他们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思更重一些。他们不舍得把孩子送幼儿园，只能自己带。到了上学的年龄，无法送到普通学校去读书，父母就自制教材在家里教他。虽然那是一个教育被荒芜了的年代，相比之下刘学军倒没怎么耽搁学习。因为住的是家属院，相互都比较熟悉，在外面玩的时候也很少有小朋友欺负他。大人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们会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负那个叫刘学军的小朋友。所以幼年的刘学军对自己的残疾并无切肤之痛。等到小朋友们都去上学以后，他才有了一点点失落，没有小朋友和他玩了。正感到孤独无傍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件礼物，那是一只小小的口琴。这只口琴一下子引发出了小学军那深藏的艺术潜能，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很快便掌握了口琴的规则，能吹奏出简单的曲调了。接着无师自通地就能吹奏出当时流行的许多革命歌曲，甚至包括收音机里一些栏目的前奏曲和结束曲。刘学军迷上了音乐，音乐让他陶醉。慢慢地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他会吹口琴的事，闲暇时就喜欢让刘学军来一段口琴独奏，也算是一种享受吧。这孩子不简单，有音乐天赋，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为厂里尽人皆知的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厂子是国防大厂，厂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很有规模，颇具档次，仅乐队就有40余人，经常在厂礼堂演出。每次演出对刘学军来说都像是节日，他总是早早来到剧场，占据有利位置，凝神屏息地聆听、回应着每一个节目。宣传队的许多成员都认识这个忠实的小观众，大家喜欢这个孩子，把他当知音看。
9岁的时候，父母决定让刘学军正正经经地学一样乐器，口琴毕竟只是一个玩具式的启蒙乐器，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乐器。便利的是厂乐队里不乏能教他的人。在选择哪一种乐器上又让一家人颇费了一番斟酌。钢琴肯定不行，造价太高，学不起。打击乐也不行，吹奏乐好像也不适合他，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学习弦乐。刘学军还想学小提琴来着，后来考虑到厂乐队是支民乐队，还是学民乐来得方便，于是经人介绍拜乐队的夏师傅为师，学习琵琶。琵琶的音域宽，音色也较为激越苍凉一些。那年月人们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两匮乏，精神上无所依托，“抓革命、促生产”之后有许多空余时间无法排遣，学校也经常停课闹革命，一些家长便寻思着让孩子学习一种技能，许多家庭选择了乐器。一来让孩子有点儿事做，免了出去惹是生非的麻烦，二来做家长的也可以在音乐中得些自娱之乐。所以刘学军说那时候他们家属院里到处飘荡着琴声，像到了乐团似的。好在当时的人都缺乏经济意识和功利目的，教的和学的双方都没有收费和交费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教得认真，学得刻苦。不过客观地来说，这样的艺术才更像艺术。
那时候当老师的多半也是业余出身，受过专业教育的不多，科班出身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一般是依照自身的经验和理解来教，虽然现在看来不一定科学。比如老师认为用简谱比用五线谱简单。所以刘学军初入门时用的是简谱，后来他才明白简谱和五线谱在难易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式拜师学艺以后，刘学军那颗惶惑飘荡的心有了着落。小伙伴们上学去了，他在家里也上学，父母教文化课，夏师傅教音乐课，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了。随着学习的深入，刘学军对琵琶演奏越来越入迷，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逐渐触摸到了琵琶演奏的精髓，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和被无数大师们演奏过的名曲燃起了潜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激情和共鸣。对这些经典名曲他不仅仅停留在能熟练演奏的层面上，他逐渐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表现方式。随着时日的流淌，他的演奏技艺日臻成熟、精湛。整个家属区和文艺宣传队的人都知道，刘学军是个极具音乐天赋的孩子。迎着人生的风雨，在或低回或激越的琵琶声中，刘学军渐渐长大了。
三
1980年的一天，厂家委会向刘学军家通报了一个让全家人都很兴奋的消息：省盲聋哑人职业学校恢复招生了！建议刘学军赶快去报考。这次招生是这所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学校复办以后首次招生。要招生自然就要考试，一家人顿时紧张起来，赶紧托亲告友地请人给他恶补了两个月的盲文，又找了一些相关的复习资料。由于刘学军平日的底子不错，这一番临阵磨枪效果很理想。不过说实话当时的考生水平都不怎么样，正常的学生都没怎么把上学当回事，何况是些有残疾的孩子呢。相对而言，刘学军的水平还是比较上乘的。考试后不久，录取通知书就来了，全家人都极度振奋，做父母的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着孩子从此可以有一个谋生的饭碗了，心里对政府生出无尽的感激。刘学军本人倒是比较平静，他知道这所学校教的是医学、是按摩。他当然更钟情于音乐，可是音乐学校不招收盲人，盲人学校没有音乐专业。当然无论怎么说能考上这所学校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这也是刘学军迈向自立的第一步。他是一个自主意识和自理能力都比较强的孩子，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很少麻烦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他最怕成为别人的累赘。所以虽然这个专业不是他心仪的，不是他希冀的，却是他需要的。他想自强自立，想融入社会，就必须有被社会接纳的本领才行。进学校读书、学一门技能是迈进社会融入群体的关键一步。
背着简单的行囊，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乘火车，踏上了求学路，这一年刘学军16岁。这位16岁的少年比他的同龄人更成熟一点，更懂事一些。他知道机遇的来之不易，他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专心致志地学习，他明白一心不能二用，他把那把陪伴了自己七年的琵琶狠狠心留在了家里。一定要学有所成，他暗下决心。自此以后，琵琶演奏在刘学军那里由主业变为副业。
学校坐落在宝鸡市的一个坡面上，远离闹市，环境幽静，师资力量也不错，很适宜于这些残疾孩子们学习。学校的学制为四年，属于福利性质，不仅免收学杂费，还免交食宿费。学生们来自全省各地，想想全省有那么多残疾孩子，能来这里读书实在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刘学军很用功，他的同学们也很用功。学校的伙食和住宿条件都不错，因为残障，学生们一般不轻易外出，也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刘学军说他一个学期只要10元零花钱就足够了。虽然那时候人们的收入很少，消费水平也很低，但是一个学期只要10元钱的消费水准还是让人有些吃惊。刘学军说他的同学们大部分都这样，大家都很节俭，也很自觉，都怕给亲人给家人增加负担。我想这种自觉和自律恐怕是健康孩子很难体味到的。
这四年的学习生活对刘学军很重要，他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见解、有自主意识、有一技之长的青年，为他日后从事的专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84年毕业前夕，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把刘学军向通往音乐殿堂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那一年国家文化部、广电部组织了一个盲人音乐演奏大赛活动，由各地方电台层层筛选，选出优胜者报送北京参加全国决赛。作品全部以录音的形式报送。学校把刘学军推荐给了宝鸡广播电台，在电台录制了他的琵琶独奏《彝族舞曲》，作为宝鸡地区的选送曲目交送省广播电台。省广播电台很看好这个曲目，但感到录制效果还是差强人意，于是刘学军被邀至省广播电台。在设备更先进、条件更完善的录音棚里再次录制后，作品被送到北京参加决赛，结果荣获一等奖。这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刘学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媒体上。这是对他演奏水准的一次高规格的测试，也可以说是他这么多年来刻苦努力的一次回报。能在全国范围内、在高手林立的大赛中夺冠，极大地鼓舞了刘学军，增加了他的自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所取得的成功，让刘学军相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一定会有所建树。
四
毕业以后，刘学军被分配到省政府卫生所工作。刘学军成为那里第一名正式分配来的残疾人按摩师。他有了一份让正常人都很羡慕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当初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这个目标实现了。刘学军很珍惜这份工作，努力做到让患者满意，让领导放心。他知道医道、医术才是自己的主业，是本职工作，只有本业干好了，才能顾及到副业，也就是音乐。他的心清亮如水，是非曲直，泾渭分明。他的才能和品德赢得了同事和患者的交口称赞。
1987年，机遇再一次光顾了这位年轻人。那一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音乐系首次招收残疾人入学，省残联立时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刘学军，同时以组织的名义向学校作了推荐。这对刘学军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因为有基础，因为热爱，这次考试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刘学军幸运地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回想起整个过程，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简直像做梦一样。
这次深造较他第一次读书的条件更为优越，不单是免收学杂费，还是带薪学习。刘学军的脑海里不时地萦绕着单位领导语重心长的嘱托：安心好好学习吧，学出来以后，如果你另有选择，我们绝不反对，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这里永远会伸开双臂接纳你。殷切的叮嘱让刘学军的内心笃定而从容，他知道自己身后有单位有组织这个坚实的后盾做基石，有一双双热情的手在托举着，自己一定能够顺利地穿越万重关山，达到生命的顶峰。
有人说残疾人是上帝最钟爱的孩子，好像一个苹果，因为太喜欢了，就在上面咬了一口，使孩子落下残疾。那一刻刘学军觉得的确是这样，自己确实是上帝最宠爱的孩子！
从大西北来到遥远的东北，从黄土高坡来到雪域北国，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并没有给刘学军带来什么不便，在这片他向往已久的圣殿里，他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地学音乐。做一名高等学府艺术专业的学生，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啊！班上共有16名学生，大部分是盲人，有个别肢残的。刘学军的专业是琵琶演奏，另外还有十多门课程。上课时老师用的是正常教案，学生用盲文做笔记。学习虽然很紧张，但是身心很愉悦。这是一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地方，一个让他的梦想展翅飞翔的地方，一个让他全身心沐浴着艺术畅想的地方。他刻苦用功，孜孜以求，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海绵一样汲取一切他能触及的知识，心里盛满了温暖和关爱，觉得只有作出成绩才能对得起这一切。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他的演奏和知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似乎听到了成功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1989年，国家组成了残疾人艺术团应邀赴前苏联进行交流演出，规格很高，是两国大面积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改革开放后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赴国外演出。刘学军有幸被选中成为演出团的一员。他们班16名学生中只有两人入选，他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荣耀和自豪。伴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演奏不再是个人的事，自己代表的是国家，是6000万残疾人，肩头顿时感到沉甸甸的。他的演出任务很重，有独奏，有合奏，还有伴奏。他把参演的曲目练了又练，排了又排，每个音符都像镌刻在脑海中一样。而且要和整个乐队配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绝不能出半点纰漏。
去前苏联演出的第一站是莫斯科，下来是罗斯托夫和当时的列宁格勒，大型演出只有四五场，主要是一些比较小型的交流演出和联欢活动，历时数十天。此行让刘学军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对音乐的感知和认知是相通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并不妨碍音乐燃起的共同沸点，艺术没有国界之分。虽然当时的苏联处在解体的前夜，政局动荡，人心不安，人们的信仰和生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可以称之为迷惘、震荡、无所适从的时间和空间里造访演出，原以为不会引起多大的共鸣和回应，不料场面非常火暴，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演出中的高潮总能赢得恰到好处的呼应和掌声。忘不了涅瓦河畔泛舟的惬意、步入克里姆林宫的庄严和苏联民众的热情友好，这一切都让刘学军深受感动。
1990年刘学军从长春大学毕业了，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热情地欢迎远方的学子归来。作了短暂的休整以后，刘学军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按摩室。一切似乎都和从前一样，却又不一样，既熟悉又陌生。重操旧业的他很快进入角色。在远离诊室的日子里他并没有疏离自己的专业，给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不知做过多少次按摩。他是个把主业和副业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使之齐头并进的人。有时候副业成为主业，有时候主业成为副业。
在随后的数年中，刘学军多次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出国演出，1992年赴奥地利、荷兰、挪威、瑞典演出，这是国际残疾人十年促进发展行动的庆祝活动之一。此次出访欧洲历时40多天，刘学军切身体会到了古老的欧洲文明和他们对残疾人的行动便利所提供的充满温馨的细节关怀。1993年，我国开始了亚太地区残疾人十年促进发展行动，刘学军随残疾人艺术团出访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995年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0年出访日本。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刘学军艺术生涯的鼎盛期，无论是演奏技巧还是演出规格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音乐奏响了他生命的华章，使之璀璨无比，高潮迭起，他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但是刘学军一直很平静，他说演艺这个行当距“名利”比较近，来得也快去得也疾，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在别人看来他是大红大紫了，在刘学军看来只不过是机遇好罢了。
20世纪90年代，刘学军不仅仅事业有成，同时还收获了爱情。1991年，经人介绍他和一位贤惠、能干的姑娘相识了，不久缔结了美满姻缘。结婚后的刘学军一直在外面租房居住，他不愿打搅父母，不愿给亲人添麻烦。1995年女儿出生，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这时候，他最初所向往的像平常人一样地工作、像平常人一样地生活已经全方位地兑现了。1998年更是锦上添花，单位给刘学军分配了一套住房，面积虽然不大，设施却很到位，这对一向在外租房居住的一家人来说确实是件大喜事。
五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体制有所改变，不再随机抽调演艺人员。刘学军随团演出的机会少了。别人觉得遗憾，他说这是自然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任何人和事只能领风骚于一时，不可能一世。更何况对演出自己最多只能算是个“票友”，原本就是一种业余爱好。
从此以后，少有外事活动的刘学军静下心来，潜心研习自己的专业，2000年通过了主治医师资格认证，后来又在《按摩与引导》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发挥腧穴作用，治疗漏肩风》的论文，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他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步步走来，坚定了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信念，只是具体业务上还是有一些难点。由于按摩这个诊治项目不在医保的范畴内，所以在病源上就先输给了普通医院一大截，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和明显的疗效，逐渐地就会难以为继。现在刘学军接诊的病人平均每天有五六人，工作量并没有达到饱和，这让他隐隐地感到不安，也是让他发愤学习的原因之一。公职人员刘学军依然有危机感，是他有别于他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以往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多次宣传过刘学军，多半都是从演奏这个角度上展开的。这让我想到了两个历史人物——岳飞和辛弃疾。人们都熟知抗金英雄岳飞的赫赫武功，往往忽视了他的文采华章，虽然一曲慷慨悲壮的《满江红》让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热血沸腾，而英雄那“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孤寂独语就少为大众所知了。而对辛弃疾，人们总是称颂他独树一帜的苍凉词风，盛赞他为南宋词苑的领军人物，却忽略了他还是一员骁勇无比的猛将，青少年时代就有只身夜袭敌营、生擒敌首的壮举，烈士暮年“醉里挑灯看剑”的英雄情怀更让人感慨万千。我在这里谈起这些历史掌故只是想说明，刘学军的成就不单是在音乐演奏方面，还体现在医术和医道上。我们不可以只见到这一面而忽视了那一面。
已经从音乐舞台上淡出的刘学军说，业余时间他的最爱依然是音乐，生命因为有了音乐才如此绚丽多姿；踏着如歌的行板，步履才如此轻盈而淡定；乘着歌声的翅膀，梦想才这般自由地翱翔。
很遗憾，我没有机会目睹刘学军舞台上的丰采，甚至没有聆听过他的演奏，想来必定是气度不凡、气势恢弘、大气磅礴。可我看见过他在按摩室的工作状态，捶敲推拿，轻重缓急，很有节奏感的整套流程下来，他已是汗涔涔的。患者说，很好，舒服多了。刘学军便露出很满足的笑容。
冰心老人早年曾经咏叹“我是一个盲者，看不见生命的道途”，喻示个人对命运的难以把握。我想套用在刘学军身上，不妨这样说：“我虽然是一个盲者，但我看得见生命的道途。”以此来诠释他如何用残缺的生命来演绎成功，应当更为确切。
（罗福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