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考利
一
1945年3月里，海明威终于从他经历的最后一个战场上回来了，他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作家。他早就选择了——或者说，大伙早就替他选择了——他能够担当的最难办的差使。
大伙说，他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他的朋友们认为理所当然，海明威本人似乎也认为应该这样），而这部小说，在各方面又要比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伟大些。为了这部小说，他搜集了绰绰有余的材料，而且全是第一手的，但是要写这部小说，又有不少困难，那些困难却不是大众，甚至他的朋友所能设想得到的。
最严重的困难始终是体力上的，同时也是脑力上的。海明威经常冒险，常常伤在头上，战争期间，他遭受过两次严重的脑震荡，一次在伦敦，在灯火管制的一个晚上，头上受伤，只好缝了五十七针。回到古巴，海明威向他的医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诉苦。讲到后遗症时，他列举了“剧烈的头痛，思想和说话迟钝，遣词用字时记忆力有所丧失，写起字来有倒下笔的倾向，不时的耳鸣，还有部分听觉失灵”。据海明威传记的作者卡洛斯·贝克说，—埃雷拉告诉海明威，他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战争期间喝的劣酒，对于脑膜下血肿最有害。他劝告梅明威，每天做有限制的智力活动，逐步锻炼受伤的脑神经。
贝克说，有好几个月，海明威严格节制喝酒。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创作计划：他要恢复写作的劲头，先从写个人书信开始，然后写简单的短篇小说，再后写复杂的短篇小说，最后写长篇小说。病象逐渐消失了，但终于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障碍，妨害他完成小说，更不用说一部巨型小说了。障碍之—，就是越来越大的名气。他的住宅芬卡楼挤满了编辑、访员、食客、各国渔猎运动家，还有兴高采烈的酒友。海明威替他自己创造了人所共知的形象，现在逼得他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活动方式，而这种方式却是不利于构思的。另一个障碍就是他那浮躁的生命力，驱使他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打猎，浪费了时间，并冒意料不到的新危险。1954年初，在东非，两次飞机失事不仅引起了老毛病和视觉重叠的并发症，还给他造成了永远没有痊愈的内伤。然而，一回到芬卡，他又恢复他的写作惯例，每天早上写几个钟头。
这不单是一种惯例，而且也是责任和一种痛苦的纪律。不管他睡得多晚，或者夜里失眠多久，他一大早就走到写字台前，一般是在八点左右。他动手时，先重读一遍已经写好的部分，如果是小说，他就从头读起，除非手稿积累得太多了。不管怎样，他得读最后两三章，以便浸沉到情节中去，随后才能把故事展开—步。他用铅笔写稿，字迹大大的，圆圆的，清清楚楚，行行下倾，一页稿纸写九十字（这和托马斯·沃尔夫一样，但海明威用的宇较短）。到十二点或十二点半，他就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了。“放下笔时，最好是在你进行得顺利的时候，”他说，“最好是在你已经知道下回如何分解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写一部小说，每天都这样，那你就不会卡住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似乎是常常卡住的。但他总是和文字作坚持不懈的、有时是徒劳无功的斗争。他还不止一次说过，他拿定主意，除非坐到写字台前，决不有意识地思考作品。这样，他的下意识才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的机会。他告诉朋友们说，他的作品有一半是在下意识里写成的。事情得先在那里酝酿，然后才能出现在纸面上。但是他并不把下意识所提供的一切都照收不误。文章写到纸面上以后，他就开始修改、删削，就是说，运用他的锐利的批评才能。
海明威从战场回来以后的十六年间，从有规律的日常工作中，就象人们可以预料到的，积累了大量文稿。除了两部已经出版的小说《过河入林》、《老人与海》和一大批短篇（其中有一些还投有收集起来），他还写了五部书稿。最短的一本《不固定的节日》是差不多完成了的，尽管作者生前不大满意，1964年还是出版了。另外三本，一本是小说《伊甸乐园》，写的是在法国南部某地度过一次奇异蜜月的故事，另一本《危险的夏天》，是他和斗牛士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在西班牙的游记；还有一本没有题目，关于作者最后那次多灾多难的游猎的半纪实半虚构的纪录。这三部稿子都处于尚未完成状态。我看过之后，很怀疑它们是否应该出版，印给研究人员作参考是可以的。三部稿子里都有出色的篇章，包括在《伊甸乐园》里的，有两个不平凡的故事，我希望它们能分别出版。最长，加工也最多的一部手稿是《海流中的岛屿》，没有读过原稿的朋友们往往管它叫做“海洋小说”，出版于1970年。
手稿的历史复杂。海明威跟随美军（有时走在军队前面）呆在法国的时候，打算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三部曲，一部写海洋，一部写天空，一部写陆地。海洋小说打算先写，但是海明威对他正在写什么从来是秘而不宜的，看来直到1947年后期他才开始写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到1952年。他对于写书的想法逐渐有所改变，本来想写成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小说，后采又想改为包括三个或四个长篇的集子。有一个时期，他还想把1951年1月至2月写的《老人与海》作为尾声。他后来决定把《老人与海》单独出版，还是明智的。另外那三个故事，经过进一步修订之后，他宣布已经完成，便放到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去了。
这种古怪的处理办法，象海明威当时解释的，与所得税有些关系。不过也许他自己已经感到对这些书没有把握，只是没有明说出来罢了。至于那些故事，分开来看，还过得去。如果作为同一部小说的几个部分问世，那就必须作一番整理。海明威后来再也没有加过工。他的夫人玛丽和出版者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公司令人遗憾地拖延许久之后，终于把书准备好，拿出来付印了。我读了原稿的绝大部分，我敢说，他们后来作出的决定是对的。首先，他们没把几个故事拆散。其次，抽掉了某些章节（最长的一章是个佛罗里达插曲，本身很好，但放进去，那本书就会显得枝蔓）。最后，除了作者的拼写和标点错误以外，不作其他改正。这本书得以有目前这副样子，总算是可喜的。
《海流中的岛屿》包括托马斯·赫德森一生中的三部曲。
赫德森看来是个有名的画家。他结过两次婚，都离了婚，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在最长的第一部里，赫德森孤零零地住在比米尼岛上，等待孩子们来看他。孩子们就是他跟生活最密切的联系。这一次探亲是牧歌式的，写得很美，但探亲一结束，赫德森就收到无线电报，他的两个小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撞死了。第二部的事情发生在哈瓦那，时间是在珍珠港事变一年多之后。赫德森把他的渔艇武装起来，改成为一艘引诱德国潜艇的伪装船。但是强劲的东北风迫使他在岸上逗留了一周。这时，他又得到消息，在英国驾驶喷火式战斗机的大儿子也阵亡了。他跟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好了一阵子，他仍然爱这个女人，可是他们又一次闹翻了。随后赫德森接到下海的命令。
“你得明白，”他用海明威式的语言对他自己说，“儿子你丢掉了。爱情你丢掉了。荣誉也早就完了。你就尽义务吧。”
最后一部的事情发生在第二个夏天。一艘德国潜艇被炸沉。艇上一部分人员还活着，武装齐全。赫德森率领一帮奇形怪状的水手跟踪追击。德国人登上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渔村，杀死了居民，随后乘坐两条普通捕龟船，沿着海岸向西航行。赫德森带着海明威的英雄们所常有的预感，相信他和他的水手们一旦赶上了德国人，他首先就会被打死，但是他仍然站在船桥上，当一个好的靶子，执行他的任务，坚持到底。
可以预料，《海流中的岛屿》这部书使得晦明威更难于进行他早就计划要写的另外两部战争小说了。《海流中的岛屿》大概比他原来打算写的要长一些，费的时间更多一些。结尾处主角的死亡，使他必须另外创造一个主角，才能把故事写下去。这本书，就其本身来说，除了较长以外，算不上他的重要作品。但是对话生动，景物描写象他早期作品一样，精炼而有实感，而且有一些令人赞叹的场面。例如，在比米尼岛上的酒店里，店伙博比先生告诉赫德森怎样画《最后的审判》那幅巨画的一场谈话。小戴维·赫德森跟一条大扁嘴鱼大战一整天，简直就是传授捕鱼秘诀的一幕仪式（赫德森和三个孩子打交道的所有场面，都是用一种崭新的海明威手法，一种亲切动人的方式处理的）。还有赫德森的那只猫博伊斯，它在哈瓦那附近那所风凉的大宅子里称王称霸的情形。后来还有赫德森跟哈瓦那鸨母“正直的莉儿”在佛罗里达酒馆里喝酒的场面。最后一部中的海上追击战，应该说是极好的收场。实际上，它使人想起《战地钟声》中炸桥的场面，但两两相较之下，它有逊色的地方，赫德森的阴沉的责任感跟罗伯特·乔登的一团火热的感情对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战地钟声》里的英雄活得热烈，爱得欢乐，他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而死。“如果我们在这里得到胜利，我们就会在一切地方得到胜利。”乔登在他临终时对自己说。赫德森却没有那种理想，读者感觉到，他之所以要死，主要是因为他丧失了活下去的愿望。
作者本人早就丧失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着他的那种责任感。有一次，他把那种责任感比作“拜领第一次圣餐时，你期望具备但并没有具备的那种感情”。这是一种缺陷，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深深卷入了改治斗争的作家们以及另外一些作家（这堕只举多斯·帕索斯、厄斯金·考德威尔、斯坦贝克三人）所共有的一种缺陷。在他们的作品中，正如在海明域作品中一样，同样缺乏那种感情。这种缺陷也许有助于解释小说中的弱点。虽然更好的解释是向来支持他写作的下意识，未能及时出来支持他。
在他早年，他的下意识很少拆他的台。他把那种天赋才能叫做他的“运道”。“运道”常常使他写出表面显得简单却具有惊人的感染力，能打动别人潜在感情、引起共鸣的作品来。
他时常降到感情用事的水平，你管它叫做逻辑以前的水平或者史前时代的水平都可以，在那种水平上，自然事物成为种种象征，但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在那种水平上，平凡的行动取得一种仪式价值，各种事件以人类经验原型的形式表现出来。海明威早期小说中的主角，不管他叫弗雷德里克·亨利、或者杰克·巴恩斯、或者罗伯特·乔登，我们有理由把他们看成一个人，他成了古代神话中那样的英雄。那就是说，他是作为崇拜和羡慕的对象事先挑选出来的；他反抗有组织的社会（象在《永别了，武器》里那样，他在那里还经历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和重生）；他无力地在一片荒原里徘徊（象在《太阳也升起来了》里那样）；他遇见先锋和先驱者，终于重新加入人民队伍（象在《战地钟声》里那样），并且在领导他们进行一件光荣事业之后，献出了他的生命。最后，这部小说有好多地方和基督的故事暗合：玛丽亚就是玛丽·马格德林，巴勃罗就是犹大，当乔登骑马上桥走向死亡时，跟在他身后的正好是十二个门徒。
英雄死了以后，海明威怎么办呢·他怎样使他复活呢？又怎样表现他的后期事业呢？难道还是运用象史前神话故事那样的豪放手法吗？这些就是多年来使我感到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一次得到了圆满的答复。那当然就是从《老人与海》里得到的。在那里，下意识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够写出一部具有他早年那种质朴而又动人心弦的特点的作品。我起初认为这部书未免过于单纯朴素了，不过那种能引起共鸣的感染力确实是存在的。渔夫桑蒂雅各，对于海明威来说，是一种新型的人，是作为不幸的但是不屈不挠的老头儿而出现的一种英雄人物。“人不是生来要给打垮的，”渔夫对他自己说，“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就是打不垮。”
赫德森并没有成为一名传奇英雄，他只是这部海洋小说里的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心人物。和海明威笔下的其他英雄一样，他好象是按照海明威本人塑造的（桑蒂雅各和《有产的和无产的》里的哈里·摩根是两个例外），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他只代表了作者的某一个方面。勇敢、无所不能、具有强烈的男人气概；一个了不起的渔夫、一个出众的猎手、一个受到一群粗野的水手崇拜的船长、一个有海量的酒徒，他主要代表了海明威自己显示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关于海明威的“阴暗面”
（卡尔·荣格就会这么说），这个人给我们的唯一暗示，就是他企图用不了了之的办法，去克服一种绝望感情。作者提出一种简单解释，来说明这种绝望的起因。他要我们理解，那是由于赫德森的三个儿子的死亡而引起的。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得了的。有些人觉得（我承认我也觉得）赫德森的绝望由来已久，反映了作者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三个儿子是作为血肉的祭品，应小说的急需而奉献出来的。
这都是《海流中的岛屿》中的弱点。但是还必须补上一句，只有海明威才能写出来那种豪放的、有时是亲切的、往往又是滑稽而夸张的叙事文。比起他的早期小说，《海流中的岛屿》的深度和力量都不够，这一点毋须否认，但一句句又都证明了他晚年在严格的努力中所训练出来的写作技巧。
二
不论早年和晚年，海明威都是个不寻常的人。甚至早年拍出照片（换下童装以后拍的照片）就显示了他突出自己的非凡力量。他直眉瞪眼地对着照相机，发出那种热情的微笑，使得他的姐姐们（后来则是他捕鱼、滑雪的伙伴们）都相形见绌；每一个人都比不上他，除了他那位大个儿、面带笑容、方脸盘、也具有同样魅力的妈妈。他和他妈妈闹了一辈子别扭，根子也许就扎在早年的对抗里，因为他热衷于在一切事情中当第一名。如果他在一项运动中当不上第一名，他就放弃那项运动。他在橡树公园高级中学最后那年，放弃踢足球，就因为那一年他没有当上锦标队的主将；而他不上大学的一个原因，也就是预料到要更多地踢足球。但是他为校刊写稿却名列第一，于是写作就成了他的终身职业。
还有其他早年的特点可谈。除了写故事，他还给同学们讲做事，好象那些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似的。有时确实是真事，有时却比真事更生动、更令人难忘。他有个缺点，好吹牛，还常常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神气，这就加强了吹牛的效果。他并不吹嘘他的勤勉好学，但实际上，凡是引起他兴趣的学科他都要学，而且比别人学得更加专心刻苦，象我讲的他在巴黎那些年代那样，他学起任何东西，都快得惊人。他富有想象力、积极、坚毅不拔，比起别的同年的孩子，他有更多的精力。精力本身也是一种才能。也许他需要的睡眠早就比别人更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