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得再突出一下年龄的问题。海明威的形象，对于跟他年龄相仿的某些作家起了影响，明显地是对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对后者的影响比公认的更大），不过卡明斯、埃德蒙·威尔逊、多斯·帕索斯、哈特·克兰和其他许多人的文学个性早就形成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的是以斯坦贝克为首及其后的作家们，这些人太年轻了，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都没沾上。影响继续扩大，全面地渗透到三十年代那些铁石心肠的作家中间去。更年轻的作家们写起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惊险故事时，他们写出来的是海明威式的对话和海明威式的情节场面。
他们的主角好象是西班牙游击队中乔登的影子，或者从卡波雷托撤退中抓来的亨利的影子。对于这帮人，海明威的形象，比起他们自己在另一场战争中的经历更生动。
必须记住，这种形象是海明威真相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幅标准像扩散出去，而且照着实践了，一般地说还是干得成功的。他渴望做好事，几乎接近于圣洁的程度。由于一时的文人相轻，或者无名怒火，因而达不到那个目标时，他就责备自己，有时后悔，向人家道歉。他确实是一位领袖人物，替人们出谋划策时，看得远，判断问题敏锐，在危急关头有办法，头脑冷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家，就是说，一个老练的渔夫，一个漂亮的拳击家，一个优秀的射手（尽管视力不好），一个了不起的打飞乌的能手。对于别人，在时间方面，他真慷慨，在晚年，在金钱上，也是大方的。除了这些品德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海明威想从他的肖像上抹去的。那些东西，用荣格的话来说，是他的阴暗面，包括突然发作的狂怒、多疑症、怕死怕到想去找死，还有他叫做“强烈的忧郁症”的一阵阵的闷闷不乐。他的常吹牛、撒野，容易着恼，并且长时期地记仇。他象一头老狮子一样，不能容忍竞争对手，特别是文学界的敌手。
1934年我读了《非洲的青山》之后，写过一首小诗，题目就叫做《艾纳斯特》，我倒希望这首诗的预见性差一点儿。
轻率的人大踏步走到
尼日尔河岸上河马跟前，
或者急忙搜索草原，
扒狮子的皮，这倒安全；
但是坐在家里的人
搜索枯肠，严酷而昏昏然，
在那儿和思想上的豺狼鏖战，
却非常危险。
但是海明威在家里碰到的危险是什么呢？
据荣格说：“一个人不能撇开本性，乔装一副虚伪的性格，而不受到惩罚。在一般情况下，甚至想去那么干，都会引起无意识的反应，诸如坏脾气、矫揉造作、恐惧症、强制性的思想、堕落、罪恶等等。”我引证荣格的话，并非想成为一个荣格派的批评家，而是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即他的说法比起弗洛伊德的说法，更能弄清楚海明威的问题。各种荣格式的词汇，不仅人的假象、阴暗面，还有心灵、原型和共同的无意识，好象都适用。此外，荣格对于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问题，特别感兴趣。我们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他的理论：许多神经宫能症，特别是中年以后的人们得的神经官能症，都是由于过度使用了这一种或那一种功能，因而排斥了其他功能而引起的（荣格列举了思想、感觉、知觉、直觉四种功能）。在一类具有外向思想性格的人，如商人和工程师，到了下半世时，也许已经获得了全部合理的目标，包括经济上的成就和地位。然而，这些成功和工作不再给他带来象过去那样的快乐。他开始感到郁闷和沮丧。荣格觉得过去的目标已经失去了动员精神活力的力量，而个人必须要做的，就是实现性格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感觉方面。
有些苦恼的美国企业大亨们，跑到博林根请荣格治病，上面说的好象就是荣格提供给他们的诊断，并附有治疗的方子。
那么，荣格会向海明威说些什么呢？在海明威的晚年，他已经达到了大部分合理的目标：他有钱，受到崇拜和模仿，他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把作品写好，始终是他的最大的野心，而现在，象我说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名气的作家。统计一下报上刊载他的业绩和言论的栏目和篇幅，就可以证实我的说法。在西非两次飞机失事之后，他获得了一种几乎是举世无双的特权，就是阅读他自己的讣文，那些讣文论长度可以和后来歌颂丘吉尔的那些悼词相比。同年，即195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的地位可以说已得到了承认。然而，他总是感到郁闷和沮丧，就象到博林根去朝拜荣格，请求荣格给他们治病的那些企业大亨一样。荣格会把同样的诊断提给他吗？
在荣格的各种类型表里，海明威作为一个头面人物——尽管私下里不是——显然是个受人注意的具有外向性格的人。荣格会说，海明威对他的假象已经感到厌倦了吗？他的假象已经不再能动员他的精神活力了吗？他的性格表现由于代替了他的特定主角（象托马斯·赫德森那样），已经开始削弱了他的主观写作力量了吗？他会劝告海明威启发他的性格上某些受到压抑的方面，比如说，他显然是个具有内向性格的知识分子的那一方面吗？我们暂时看到一幅幻象，海明威退休了，写起一本《小说手册》或者《为真理辩护》来。这幅肖像倒是迷人的，但是要叫海明威心甘情愿坐在那里，做这样一幅肖像的模特儿，他可不肯干。
在东非出了那宗祸事之后，要采取单纯的医疗措施，为时太晚了。荣格或许会劝告他，回到天主教会里去，作为克服他的内心问题的一种手段。但就连这样做，也为时太晚了。海明威的生活太无节制，看起来好象他在生理上已未老先衰。他受过的内伤太多。象个老拳击家似的，他的头时常被打得一塌糊涂。他再也没有足够的弹力去恢复从前的信仰，或者去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走上一种新的写作途径。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受到他的公开形象的约束。也许，他对这个公开形象也感厌恶，但是这种形象仍旧为他提供极大报酬。
1959年夏天，他到西班牙作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这是最大的酬答，也是使他真正开心的最后一次旅行。那一次，海明威和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周游了全国。那时，奥多涅斯正和他的姻兄弟路易斯·米格尔·多明京作友谊竞赛，争取斗牛冠军。安东尼奥·奥多涅斯是卡耶塔诺·奥多涅斯的儿子。在《太阳也升起来了》里，卡耶塔诺·奥多涅斯是被作为英勇的佩德罗·罗梅若来描写的，所以海明威对奥多涅斯怀着父亲一样的感情。不论他和年轻的奥多涅斯走到哪里，他们都受到群众的欢呼。他们在潘普罗纳度过了七天节日（从7月6日到12日），人群空前之多，海明威给年轻的崇拜者，包括美丽的姑娘们，团团围住。他还抽空在伊拉蒂河上举行了野餐。那儿，鳟鱼群已经回来，掬树的处女林仍然玉立森森。他在《下午之死》里曾祈祷过：“让一切都再实现吧。”在潘普罗纳度过的那一周里，以捧场的人群为背景，他的大部分梦想都实现了。“你知道，”他尉他的知心朋友艾伦·霍奇纳说，“比《太阳也升起来了》还要美妙。”
后来，在马拉加，他举行了六十岁寿宴，历时二十四小时。宴席上有从巴黎弄来的香槟酒，从伦敦弄来的中国菜，从巴伦西亚弄来的焰火，从一个旅行杂戏团弄来的射击棚。奥多涅斯和库奇比哈尔的邦君恭恭敬敬地站在棚子里，让海明威射击他们嘴上叼的香烟；之后，海明威把客人们组成一字长蛇阵，蜿蜒走进灌木林。一枚火箭落在一大棵棕树顶上，燃烧起来，直到消坊队坐着一辆准是从麦克·塞内特喜剧团借来的卡车，赶来灭火。客人们呆到吃了早饭。那一次可以说是集二十年代所有的盛大宴会之大成，也可以说是海明威的告别宴会。
从那以后，就开始倒运了。两位伟大的斗牛士的竞争，在多明京被抵受了重伤后结束了。奥多涅斯因为雇用除了名的骑枪手，坐了一个月监狱。海明威回到爱达荷州，给《生活》杂志写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写好，成了散漫无章、夸夸其谈的东西，比《生活》答应刊载的四万字，要长三倍。海明威努力加工，可是发现无法删得合度，改得合于他自己的标准。最后只好交给别人去修改。
他的最后一个豪华的夏天过去了，随之而来的一年间，他的身体显然衰弱下去，精神上更痛苦。人们可以把荣格的话应用在海明威身上，就是说，从世人眼前隐蔽起来，压抑到无意识状态中去的那些性格特征，这时又抬起头来，以一种奇异方式折磨他。他老是怀疑人们的动机，现在开始幻想，有一个大阴谋集团在反对他。他幻想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卷进了这个阴谋集团，投靠了联邦调查局。他在饭馆里吃饭时，哪怕正吃到一半，只要看见两个生人在一块喝酒，他就会走开。他会直瞪着两位旅行推销员，低声说：“坐在柜台前面的那两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你以为我看到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认不出来吗？”他还有其他担心害怕的事儿。他担心穷死。他害怕，因为稍微违反了打猎规章而被关进牢去。他向来的挑衅脾气和嗜杀本能，现在掉过头来对付他中己了。他成了他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后一个战利品。
可是在放弃了修改《危险的夏天》的计划后，他每天早上仍然回到写字台前，试图去写完另一本也许会比生活更真实些的书。他始终认为，要完全精通写作这门行业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不止一次说：“我要学习写作，当个学徒，一直到死。”
海明威留下来的手稿，特别是《海流中的岛屿》和《不固定的节日》，使人对他晚年的努力和来完成的作品产生了新的敬意。尽管这头老狮子受过伤，受过崇拜者的打扰，受过下意识中魔鬼的折磨，但他几乎始终过着双重生活，在公众面前他扮演大人物，甚至在梅奥诊所里给医生们作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孤零零站在写字台前，谦恭而坚持不懈地想召回早年的精力。去世前的那个春天，他打算修改《不固定的节日》，但是发现自己伤势太重，连一行也写不出来。“那本书我写不完了。我不行了，”他在电话上向霍奇纳透露他的心事说，“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跟前，在这里站了一整夫，我要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也许只写一句，也许，更多一点，我自己也说不准，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几乎到了最后关头才承认失败；而且那是毫不含糊的最后关头。当我们探讨海明威生平的时候，他个人方面即写作生活方面，在他的阴暗面衬托下显得清清楚楚。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比起那个受人崇拜、议论纷纷的海明威的假象来，要动人得多。海明威和哈特·克兰同一天生，他比克兰多活了近三十年。在一点上，也只有在一点上，他和克兰相象。这就是他们俩都觉得，如果他们不能写作了，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