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派裴寂和萧璃调查此事。刘文静对李渊说：“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但是如今裴寂成了仆射，居于首相位置，我追随您东征西讨，受封却如此不同，确实心中有些失望和不满，但是要杀裴寂真的只是酒后的胡话，还请皇上宽恕。”萧璃与大臣李纲也极力证实，刘文静只是一时酒后失言并没有谋反之心，向唐高祖求情。李渊看完奏章后，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丝毫怜悯。他对群臣说：“刘文静此言，显然是要谋反，绝对不能姑息。”
李世民看到情况不妙，为刘文静开脱，他说：“以前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是刘文静最先非提出的反隋决策，然后才告知裴寂，占领京城以后，父皇对二人受封的待遇悬殊，刘文静的确有不满之心，但这种情绪是人之常情，他也只不过是抱怨了一下，绝对不会谋反的，儿臣担保刘文静不是叛臣，希望父皇能饶恕他。”但是裴寂想借机消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私下向唐高祖进言说：“刘文静确实才略过人，但是性情十分狡猾奸诈，他忿恨皇上许久，喝完酒说的那些都是心里话，如今天下未定，若是饶了他，日后必定是后患无穷。”裴寂的话说到了唐高祖的心里，有了宠臣的支持，他最终还是给刘文静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并下令将刘文静和刘文起处死，抄没家产。刘文静在临刑前悲愤地说：“高鸟逝、良弓藏，此言不虚。”这位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智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定为谋反之罪。
刘文静被杀，这件事绝非偶然，李渊深谋远虑、处事慎重，他对裴寂和刘文静二人的不同态度，绝不只是简单的奖赏不公，而是另有隐情的。唐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之前遇到过一次兵谏事件。当时，在晋阳郊外的兴国寺，刘文静招募的兵马驻扎在此地，李渊也经常在这里和手下议事。突厥可汗听说李渊要起兵，就对大臣说：“如果李渊自立为中原天子，臣服于突厥，那他愿意出动兵马全力支持他打天下。”刘文静知道后劝李渊和突厥结交，这样既能免除突厥的威胁，又可以利用突厥的兵马，何乐而不为。但是李渊不愿臣服于突厥，犹豫良久后不打算答应。这时，兴国寺内外的兵士发生了骚乱，议论纷纷：“如果唐公不接受突厥的支持，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很难成大事，岂不是白白送命。”刘文静也再次劝谏李渊，希望他能答应突厥提出的条件。为了能够成功发动兵变，李渊被迫接受了包括向突厥称臣的条件。因为兴国寺驻扎的兵士们绝大多数是刘文静招募而来，所以李渊断定士兵们受到了刘文静的教唆，因此开始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
更重要的是，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长期带兵四处征战，大肆笼络人才，发展自己的力量。自从武德元年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李氏集团内部便开始分化，形成了以太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这两个集团争夺权力，势必会造成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李渊深知刘文静十分有才能，如果他一直帮助李世民，日后一定会对太子构成莫大的威胁。如果太子之位不稳，天下的政局也会因此不稳。为了维护太子的储君之位，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渊必须杀死刘文静，使李世民失去一条臂膀，阻止他对太子之位的凯觑。
百废待举，改府兵稳基业
任何一个新王朝在建立后，都必然要经历国家制度的重建以及内部关系理顺的过程。李渊称帝后，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在李渊心中，重建国家制度丝毫不比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来得轻松，因为确定统治的新秩序是一个王朝能否顺利运转下去的关键因素。
唐高祖李渊当上皇帝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作为曾经隋朝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对隋朝的那一套制度体系已经十分熟悉了，在晋阳起兵时，他又打着帮助隋朝平定国难的旗号，所以不会在隋朝的传统体制之外做出太多创新之举，唐朝初期的国家制度建设只是在隋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增增补补。但是李渊本人曾经经历过隋炀帝的****，感受过当时的政治黑暗和百姓疾苦，对隋炀帝的亡国教训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他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在进行国家制度重建时，还是采取了补弊起废、拨乱反正等积极的举措，为唐朝的巩固和发展奠定根基。
唐朝的官僚体系和政治体制方面，概括来讲就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李渊依据隋朝旧制进行制定，做了一些改动，比如把隋朝的中枢五省改成六省，将门下省的长官纳言改为侍中，将内史省改为中书省，其长官也从内史令更名为中书令，其下属给事郎改名给事中。三省分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一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中书省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是当时的决策机关；门下省则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如果发现有不合适的内容就予以驳回。唐朝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负责监督、弹劾文武百官。此外，李渊还建立了一整套的地方官体系，地方分州、县两级，州设刺史，为一州之长。州刺史负责维护社会秩序，考核官吏，劝课农桑，发现并推荐人才，每年要到所属的县巡察一次，“观风俗，问百年，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州以下就是县，县设县令，负责地方的行政、刑狱等日常事务。
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会通过赋役手段剥削劳动者。但如何把这种剥削与奴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李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要制定出一种既能让统治阶级有利可图，又能让劳动者可以承受，不至于产生反抗的念头。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初步制定出了租庸调法，其中规定：“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武德七年（624年）他又颁布了更为详细的赋役制度。新的赋役法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也就是说，如果农民不负担徭役，每天要向国家缴纳三尺绢，如果农民负担徭役超过十五天就可以免调，超过三十天可以租调全免，农民在服徭役期间，全年不超过五十天。
军事力量在国家政权中的决定性意义几乎是每个皇帝都懂得的道理，军人出身的李渊自然更加明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李渊在军事制度上采取府兵制，这是一种职业兵制，创始于西魏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兵们平时在家干农活儿，有战争的时候再出征，府兵将军的任务由“督耕战”到“劝课农桑”，意味着府兵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唐朝的货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伪造的五铢钱泛滥，李渊下令改铸开元通宝，这种钱币大小适中，上面的文字使用八分、篆、隶三种字体，是唐朝的第一种货币，也是发行量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由于开元通宝的质量很好，通货控制得当，钱币做工十分精美，所以深受百姓的喜爱。开元通宝的流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过去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比较，改变了以重量为货币名的传统，在这之后历朝的钱币都不再用重量命名，而是称为“通宝”、“元宝”。
隋朝灭亡后，李渊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他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在州、县及乡也设立学校，由于李渊推崇儒学，所以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等。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李渊下令花重金购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书籍，找人用楷书重新誊写，这种大规模的搜集、整理、购买、誊写前代的书籍，对保存、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他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注释在后，分为四十六部，每部下又列了子目七百余个，全书约百万字，所引诗文，都注明了时代，并按照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标明类别。《艺文类聚》和其他类书相比，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把“事”和“文”两条线合并成了一条线，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这样做法的最大好处就是大量地保存了从汉代到隋代的词章名篇。
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唐太宗时期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显然，如果把唐朝的兴盛都归功于李世民的贞观时期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唐高祖李渊所做的一切努力，让唐王朝迈出了走向繁荣富强的第一步。
广纳贤才，海纳百川为己用
一个人就算再有谋略和才能，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和帮衬，又能发挥多大的光和热呢？因此，各个朝代的皇帝一旦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要搜罗各种人才，为己所用，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天下江山，巩固自己的统治。李渊设置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制，把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人才都吸纳到自己的朝廷中来，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也能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得到俸禄，这样做既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上下一致、左右和谐的关系，也不容易激化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李渊的众多臣子有很多曾在隋朝或者之前的朝廷中做过官当过差，比如隋朝的旧官吏、北周、北齐官吏的子孙以及其他各朝代朝臣的后裔。在唐高祖时期的十二名宰相中，有八个人都和隋朝和唐朝王室有姻亲的关系，其他处于高层的文武百官也有很多是他在晋阳时的部下。李渊采用和自己的出身类似的人才辅佐自己，不仅显示出自己能够容纳百家朝臣的广阔胸怀，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也更容易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消除不同人士心中的疑虑，促进唐王朝的统一，也为贞观年间“君礼臣忠”的和谐君臣关系创造了条件。
要说唐高祖李渊任用的贤才和朝臣，不得不提的就是裴寂，他是北周贵族的后裔，曾在隋炀帝手下担任过很多职务，一直做到了晋阳宫的副监。裴寂曾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用宫中的宫女设了个善意的圈套，协助李世民让李渊接受自己的起兵反隋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李渊晋阳起兵、登基称帝、统一全国等一系列事情。作为开国功臣，裴寂深受李渊的宠爱，被待以厚礼、视为至交，李渊还让自己的第六个儿子娶了裴寂的女儿，成为了姻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