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电力部计划司的司长武威，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单身女人，大约五十岁左右。一听说是个女同胞，张新凤就向龚克亮主动请缨，要到北京去，说是女同志与女同志之间有共同语言，容易沟通，或许好办事。耿正捷笑着反驳说，那不一定，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女人之间说不定沟通起来更困难一些。龚克亮听了这话却哑然失笑了，正要张嘴说话，没想到张新凤却笑着反唇相讥道：也许，你是有切身体会的。可是你忘了，马玫玫正在妙龄，青春年少，而那位司长大概已过了更年期。过了更年期的女人，像我这样的，恐怕就不是异性相吸了，异性相斥还差不多。你信不信？一提到马玫玫，大约耿正捷就有点儿心虚，虽说不敢恋战，但却好意地提醒道：你也正在妙龄，现在城里人男女的更年期并不是以年龄来画线的，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可不行！龚克亮也笑着说道：老耿的意见不无道理，大机关里而且到了这个位置上的女人，恐怕还真和普通女人不一样哩。张新凤并不以为然，执意要去。龚克亮也知道他这位副手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耿正捷这次来省里活动虽不能说是胜利，但至少为整个事情的解决找到了突破的方向。她是好强的，岂能把困难的工作全让别人干了？于是，就同意让张新凤到首都去，让她去见识见识这位关键的女司长，或许也有可能出现一点儿意料之外的情节，必然和偶然是矛盾着的统一体嘛。
耿正捷和龚克亮两个人的话却不幸言中了，这位女司长果然和普通女人不一样，虽说不是人们说的那样：自然界的规律，同性相斥。但也绝对不是张新凤原来想象的那样：同为女人，有共同语言，容易沟通。她，绝对是个另类。张新凤说她是个另类，是因为她太出乎张新凤的意料了。当然，这也许是因为张新凤年轻又来自穷乡僻壤见识短浅的原因，这位女司长在她的印象中，绝对不是她想象中的女人。
首都这些大机关的大门绝对不好进，大门口的卫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在那里站着岗，甭看他们一个个笔挺笔挺地在那里戳着，似乎并不拿正眼看你一下，然而，当你想冒充机关工作人员不动声色地蒙混过关时，他们总能一眼就把你从人群中认出来，然后把你拦下来，不动声色地让你到接待室去登记。一个卫兵是这样，再换一个卫兵还是这样，好像他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人身上和脸上刻着字一样，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而到了接待室，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倒是挺和蔼，也挺耐心，他们一脸笑容地听你说完来意后，也不看你递过来的材料，仍然笑容可掬地对你说，业务上的事情，我们只负责接待省一级的对口单位，不接待连市一级都还没有批准的基层单位，请回去按组织一级一级地报批。这话虽说是笑着说的，但却比打人还让人不能接受，张新凤当时就愤愤地想，我们就是一级组织，难道我们是在搞非组织活动！不过气愤归气愤，这机关的大门是无法进去了。
张新凤当然不能就这样回去。她千方百计在首都找到了一个老乡，这位老乡又找了位在能源电力部工作的朋友，这位老乡的朋友带着她在机关门口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位下班后从机关楼里出来的女司长，而这位女司长看在这位朋友的面子上耐心听完了张新凤的来意后，也像接待室的工作人员那样对她说：这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审核省一级对口单位报过来的材料，不接待连市一级都还没有批准的基层单位报过来的材料，请回去按组织程序，一级一级地报送。说完，只是朝着那位老乡的朋友点了一点头，好像张新凤不存在似的，看也没看她一眼，便径自走了。
不知道应该说是张新凤这位老乡的朋友尴尬还是张新凤尴尬，总之，当那位女司长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表情地消失时，他们两个毫无疑问地都感到了由衷的不自在。不过应该肯定地说，这位老乡的朋友是位很热心而且很有正义感的同志，当他清楚了共城市因为坑口电厂选址情况的意见和张新凤专门到首都的来意后，非常热情地表示了支持。后来，他又弄清楚了女司长的住址，告诉张新凤说，这件事找她是个路子，如果能把材料递给她，很可能就会有转机。她的确很神秘，正因为很神秘也因此很难接近。
这话让张新凤很是茫然：女司长怎么神秘？女司长怎么又因此很难接近？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情况对一个远离首都的基层干部来说，实在是一无所知了。大约是因为涉及隐私这个敏感的话题吧，那位老乡的朋友也不愿就她“这个人”做过多介绍，使得张新凤更加感到问题的严肃性。然而，既然肯定找她是条路子，那就说明主攻方向选准了。主攻方向既然选准了，就绝对没有放弃进攻的道理，哪怕被打得丢盔卸甲，哪怕被打得鲜血淋漓，也决不能后退。
这两天也真是难为张新凤了，在按照地址找到了女司长的住处后，张新凤便把自己市长的身份收敛了起来，有意地使自己的衣服普通了一些，尽量使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一些，混迹在女司长住处的社区、菜市场，和女司长住处的那些晒太阳的老妈妈，那些忙于出入菜市场的保姆，那些推着儿童车出来活动的保姆，甚至经常东家进西家出的水电工扎堆，在闲聊中打听女司长。还甭说，几天下来，从这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张新凤还真的对这位女司长的神秘性有了认识和了解。
女司长武威，五十岁左右，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在欧洲某国留过学，归国后曾任水电部的总工程师。母亲是瑞典人，随父归国后曾为北京市某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是名气很响的“一把刀”。然而，夫妻俩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迫害致死。其时，年纪尚幼的独女武威正在瑞典读书，免受其害。也许是血统的原因，再不然就是从小父亲的执拗性格影响了她，当别的学子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去国外留学之时，武威却从瑞典归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后又到欧洲一所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身边去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又婉拒了恩师希望她留在国外的邀请，毅然回到了父亲曾经效力的水电部，一直在计划司工作至今。有人说她至今没有结婚，还有人说她有过短暂婚史，大概也是性格的原因分手了吧，从那时起就再也不提婚姻二字。她有一份不菲的工资，而且据说父母亲也给她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还有其在瑞典的外婆家，据称也是名门望族，她的舅舅和姨们还都经常给她寄来外币。她有一套据说面积在二百平方米左右的公寓房，然而，她无儿无女，出入这套房子的只有她一人。她的邻居都说，除了上班，她几乎不和什么人接触，不要说没有男人出入她的房门，就是女人，也十分之罕见。只要她一回到家里，房门一关，基本上是不到上班就不再开了。去她屋子里装过照明器件的电工师傅说，她家里别的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墙壁上却挂着几张古画，据称，都是名人名画。当然，说是名人名画，电工们也并不懂，但有人双休日和节假日在琉璃厂和拍卖市场以及荣宝斋那些书画市场见过她，业内的行家们说，她在古字画方面的鉴赏和鉴别能力，都堪称是专家级的。到底是不是这样，恰巧张新凤在北京的那些天有一个双休日，于是她悄悄地跟踪着武司长出入过一次琉璃厂的拍卖会。其实，说“跟踪”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是一次有目的的“冒撞”，而果真给撞上了。
因为知道了武司长的这个特点后，张新凤就想验证一下这个特点的准确性，又恰逢双休日，她便早早地来到了琉璃厂，而偏巧那天一个什么有限公司要进行一场字画的拍卖会，这是张新凤所不知道的。张新凤当时就想：如果武司长来了，那么就可以肯定，社区里的人们所言不虚。她便不动声色地跟随着那些来参加拍卖会的人来到了现场，在门口一个不会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坐下，却很注意地打量着从门口进来的人们。当然，并不是都注意，她的目的性也是很清楚的。然而，一直到拍卖会就要开始了，她的两只眼睛也瞪得有点发酸了，她要等的人却还没有到来。拍卖会开始了，她也感到失望了，正在怀疑社区里那些婆婆妈妈们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时，从门外进来了一个人，正是武司长不显山不露水地来到拍卖会的现场。
那天拍卖了些什么，整个拍卖场生意如何，张新凤不是行内人，对这些不懂。再说，她来的目的是来“看人”，只要“看好了人”，别说她不懂那些东西了，就算她懂，她也会置之不理的。其实，那天的拍卖会本就平淡无奇，武司长坐下后就没有了动静。一直到散场，武司长连那副宽大的墨镜都没有摘下。拍卖会的最后一个拍品是一幅花鸟画，据拍卖者介绍，这幅画的画家名叫杨大章，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皇宫画院一位有四品顶戴的专职画家，一生专攻花鸟。拍卖者特地介绍说，杨大章的作品，构思严谨，布局巧妙，着笔细腻，用色讲究，画风一丝不苟。
张新凤不懂得书画，但她却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幅品相还非常不错的画轴上标着“臣杨大章”的落款，除了他自己的印章之外，还有“乾隆鉴赏”、“皇宫画院藏品”、“翰林院珍藏”等等七八枚鲜红的朱砂印鉴，且不说那幅画的确精彩夺目、栩栩如生，单单就这几方名头很响的印鉴，就已经很吓人了。拍卖方就这幅画拍出的底价是人民币一百万元，不过没人举牌，当然这幅画轴就流拍了。
这场拍卖会因为压轴画卷的流拍，并不算成功。等到参加拍卖会的人们都走光时，武司长才走到那幅画前，仍然是墨镜不摘、围巾不解，轻轻地对那个拍卖人说道：“收起来吧，这是一幅赝品。”说完转身就要走。这轻轻的几个字，不但让张新凤吃了一惊，大约也让拍卖人吃了一惊，他一把拉住就要离去的武司长的胳膊，生气地说道：“这是经过鉴定的，你凭什么说是赝品？”武司长身也没转却问道：“这幅画题头是什么？”“隆冬听春。”拍卖人回答。“乾隆年间，又是皇宫画家，他有几个脑袋敢写‘隆冬’这两个字！”武司长说完，胳膊一甩，径自走去，和来时一样，悄然无声。
张新凤看到，那拍卖人真是如雷击顶一样，瞠目结舌，愣在那里，好半天一动也没动。
其实，当时站在那幅画作前的张新凤，以一个外行的眼光来看那幅画时，她也认为这幅画作水平很高，这幅标着“隆冬听春”题头的作品，画面上画的是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在一块被扫过积雪的花园路径上，有两只麻雀，一只落在那块扫过雪的路径上觅食，一只落在这条路径旁边的一枝斜伸过来的蜡梅枝头上，头朝下看着地上那只正在觅食的同类，那姿态似乎就要飞下去。而地上的那只正在觅食的麻雀，一边正往地上叼啄着食物，一边两只眼睛鼓得高高的，向上翻着，似看着蜡梅枝头上的那只同伴，又似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有没有伤害它的敌类，它那短粗尖利的嘴巴仿佛在发出“啁啾”的鸣叫声，是呼唤，还是吟唱？总之，它是欢欣的。这个花园是豪华的，一条砖铺小道延伸出了画面，斜伸过来的蜡梅虬盘苍劲，几朵泛着鲜红色的花蕾支撑着一片积雪。而在小径的另一边，一丛翠竹碧绿挺拔，虽在竹子的枝杈间也有积雪的存在，但它青翠欲滴、蓬勃向上的姿态，以及竹子根部白雪遮盖着的泥土里，那还在孕育着新生命的笋尖，已经顶破了泥土和积雪，露出了尖尖角，那顽强的生命力，似乎也发出了轻微的拔节声。“隆冬听春”的题头，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实在是再贴切、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很难想象，在这四个字中再换任何一个字，能有这么形象，能有这么确切？能给人以这么鲜明的主题，能给人以这么深刻的意境？在武司长没有讲那几个字之前，张新凤一直认为，拍卖人说杨大章“构思严谨、着笔细腻、一丝不苟”实在也算不得什么溢美之词。不过，一直到张新凤离开首都，她都搞不清楚武司长说这幅画作是赝品的道理。直到她回来，到省城画院把心中的疑问讲给了一个颇具名望的老画家后，那位老画家竟然思索了两天，然后告诉她，封建社会的皇帝很忌讳人们直呼其名，乾隆年间的画家，特别又是皇宫画院的画家，他是绝对不敢把乾隆的“隆”字和严冬的“冬”字联系在一起，而且还直呈乾隆皇帝御览的。听了这位老画家的猜测，张新凤这才如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了。
看来，那些婆婆妈妈们说武司长喜欢古字画此言不虚，岂止是喜欢，可以看出，武司长对古字画的研究，已经有很深的造诣了。
应该说，张新凤……不仅仅是张新凤，包括龚克亮和耿正捷在内，全都在思想上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匆忙赶赴首都。因而，她的铩羽而归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
在返回共城的路上，张新凤已经考虑好了，回到共城后她要向龚克亮请几天假，准备回家休息两天，说实在的，她也真有点儿疲惫不堪了。龚克亮和耿正捷都很体谅他们这位女同胞，便同意她休息几天。
进入十二月份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这两天竟然更甚，那从石门口刮过来的风，刺骨头剜肉地让人感到了寒意逼人。从山西过来的人说，山那边已经下雪了，而且雪下得还不小，而前两天共城这边只是飘落了几片零星雪花。真是一山之隔两重天，这座一千多米、两千米不到的太行山，挡住了那场带着充满水分、充满生机的大雪。
龚克亮感到了郁闷，张新凤的无果而返好像从西山口刮过来的冷风一样，让他感到寒气袭人。当张新凤吞吞吐吐地提出想休息两天的要求时，龚克亮只看了一眼耿正捷，很爽快地答应了。在答应的一刹那间，他无限懊恼：冲锋陷阵、攻城夺地的事情本就是男子汉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责任，当初怎能让一位女同志去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