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对伊朗的国内政治产生的即时后果就是继任的扎赫迪政府对一切反对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在德黑兰实施宵禁，在集市部署坦克。摩萨台及其联系密切的同事或遭到逮捕，或被迫躲藏起来。一些可疑的人民党驻地遭到搜捕，一些报纸也受到骚扰或停刊。军队和警察对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中出现的零星示威也给予强势打压。到当年9月底，大约有1400多人遭到逮捕，到年底又有至少700人入狱，大约有3000名被控与人民党有染的政府职员被解雇，武装部队也清洗了一批可疑人员。
政变的另一个后果是产生了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下，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行动都被禁止。这些措施不仅严重削弱了民族阵线极其附属机构，而且曾经反对过民族阵线的人民党、劳工党和卡萨尼的组织也受到了压制，它们再也没有恢复到摩萨台时期那样的势力和影响。民族阵线和其他那些组织是现代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传统中下层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组织，政变及其后权威政权的巩固因此大大提高了政府对这些阶层的统治力度，现代中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也宣告失败。作为在政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当然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政变的后果之三是埋下了伊朗人民对美国仇恨的种子。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先前非常亲近美国的伊朗政府突然采取了极端反美的外交政策。这曾让很多美国人百思不解其意，他们搞不明白，美国给了伊朗那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帮助伊朗从一个贫困的愚昧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可是伊朗竟然反过来仇恨美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这时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可从1953年政变找到缘由。1953年政变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之前美国被伊朗人民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但是这场政变让伊朗人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1953年政变推翻的是民选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是一个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但可惜的是，在摩萨台时代，这些人并没有像在1979年革命时那样的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支持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却被一个独裁政府所代替，人民自是不满。政变后扎赫迪和国王严厉镇压人民大众，使伊朗人民深受其压迫之苦，美国恰恰是这个独裁政权的促生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它理所当然会遭到痛恨。而且，国王把大笔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等军事建设，“替美国人服务”，是美国的傀儡，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提高。所有这一切不满在1979年革命时得到总的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伊朗群众为何在伊斯兰革命中及其后那么痛恨美国了。
有了这样的对美国的仇恨，伊朗自然会处处与美国作对，最近一段时间波斯湾航母云集，风高浪急，有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的说法充斥媒体。两年后，战争并没有爆发，有关战争的预言也渐次消散。战争毕竟是政治的继续，姿态并非一定意味着行动。
美伊现进入了一场全面冷战，伊朗媒体则把美国对伊战略描述为颠覆伊朗现政府的“软战争”。美国方面的一些分析认为，对伊直接军事打击，后果太严重，成败完全难以预测。看来，在未来一个时期，美伊双方将采取坐下来“冷战”的方式，各自布局，暗中投子，以争取更有利的战略态势。
在中东，美国针对伊朗的动作如下：
（1）加大支持阿拉伯世界所谓“温和派轴心”的力度，批准了一个金额很大的军售计划，以期平衡所谓什叶派“新月形轴心”的形成和扩张。
（2）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如要求国际社会对伊朗金融机构和革命卫队进行制裁等。
（3）发动对伊朗的宣传战、心理战，支持伊朗内部的“反对派”，策划秘密活动，操纵金融形势。
（4）逮捕所谓在伊拉克的“伊朗代理人”，削减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
（5）保持美在波斯湾地区快速打击的军力，维持遏制力度。
就伊朗目前的战略态势而言，中东地区的战略天平正发生有利于伊朗的倾斜。这一状况的表现如下：
（1）美国打垮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而它们恰恰是德黑兰的对手。
（2）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亲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则顶住了以色列的进攻，显示了强悍的战斗力。
（3）伊朗与土耳其加强了能源领域和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合作，改善了伊朗的地缘政治态势。
（4）在伊拉克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上，反伊阵营出现分化。欧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多参与了谈判解决的进程，而美国的一些战略智囊、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都提出让伊朗和叙利亚参与解决中东困局的想法。
美伊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在争取格局演变的主导权。就美国战略而言，为人作嫁在先，全力遏制在后，其政策有相当的内在矛盾，显得处处被动。对伊朗而言，则处于一种顺势利便的地位，显得相当主动。对美国而言，“争取更大胜利”的战略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了，减少损失和危机控制似应成为其首要的战略考虑。在美国的智库层面，这类想法已浮上台面。对伊朗而言，能否精明地利用局势之变而不走过头，是其保持主动的关键。
美伊之间的战略博弈还会以“软战争”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两个国家的“国家企望”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这种“软战争”是否会演变成“硬战争”，则取决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害的明智把握。至于这场“软战争”能否降低力度，以至出现“战略缓和”，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取决于双方能否将各自的“国家企望”调整到彼此相容的水平。对美国而言，恐怕首先要放弃改变伊朗国家政权的战略目标，因为这触及了伊朗国家利益的底线。
眼下美国对伊朗的指责涉及所谓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好战分子的支持。华盛顿声称，伊朗正在资助、武装他们。美国还反对所谓伊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指责伊朗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更大的不安：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正在使伊朗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伊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除这种不稳定因素。
问题的背景还有两个。第一，美国担心，伊朗正在利用合法的核能计划作掩护研制核武器。第二，1979年的人质危机留下了深深的怨恨，当时革命卫队攻入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把52名美国公民扣为人质长达15个月之久。尽管此后双方也偶尔作出一些姿态，但是外交关系仍未恢复。反西方的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使两国早日实现和解的希望落空。
针对伊朗是否仅在口头上？既是也不是。除了发表言论之外，美国还向波斯湾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显示军力。美国计划向伊拉克增兵2.1万人也被一些人视为初步行动，准备以伊拉克为基地打击伊朗核设施，甚或进行联合袭击。另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增兵针对的是伊朗在伊拉克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说他们保留袭击伊拉克境内伊朗目标的权利。目前他们就是对英国和其他欧洲盟国这样说的。
华盛顿发表好斗言论，加之德黑兰领导人地位不稳，所有这些制造了一种躁动气氛，一方或另一方有可能反应过火。美国对伊拉克境内伊朗目标发动的任何袭击，都有可能升级为规模更大的对抗。不难想象这样一种情况：美军越境追击伊朗人；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也是件麻烦事，因为会谈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容易产生误解。
美国在现阶段的路线是：不会对伊朗境内发动袭击。如果美国下令动武，赌注可能比在伊拉克还要大。最坏的情况是：美国深陷另一场代价高昂、很有可能无法打赢的战争不能自拔。
奥巴马勾勒美国大中东布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大学进行的讲演，不仅声情并茂，而且用心良苦。在充分释放对伊斯兰世界善意的同时，也勾勒出了美国的大中东布局。
从释放善意的角度看，奥巴马的开罗讲话是他一系列向伊斯兰世界示好的言行的继续。仅从奥巴马上台后的几次出行即可看出，奥巴马政府对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颇为上心：从G20峰会回来去了土耳其，此番去诺曼底前造访沙特和埃及，而希拉里首访亚洲也没忘了去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这期间，相关的表态更是层出不穷。
不过，这次显得有些不同。
一是更为谦恭，对伊斯兰传统和穆斯林世界表现出格外的尊重。在演讲中，奥巴马特别提到他的个人经历对他的影响：父亲来自肯尼亚一个数代穆斯林家庭，而自己小时候则在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几年，听到过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唤。而这种援引《古兰经》、强调家庭及个人与伊斯兰教渊源的做法，此前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做过。
二是讲得更为系统。与此前的多次表态不同，此番的开罗讲话，可谓是奥巴马大中东政策的整体推介。而为了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此前的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无论是在推进巴以和谈，还是调整其伊拉克政策与阿富汗政策，抑或是对伊朗示好上，都在努力改善着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希望树立一个与布什政府迥然不同的形象。
这次讲话的核心议题，就是要努力打破横亘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怀疑与不和的恶性循环，并希望能以此为新的开端：彼此宽容、理解、尊重，照顾共同利益，解决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安全方面的，还是经济和发展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没有提到反恐战争，也尽可能避免刺激伊斯兰世界的情绪。在重申他在安卡拉的表态（美国绝不会与伊斯兰教交战）之余，奥巴马也提到了美国会无情抗击对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并且特别指出“杀害无辜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这一切都是所有宗教的信众都会加以拒绝的行为，其希望能以认同感拉近彼此的距离。
针对布什政府一味相信武力的做法，奥巴马坦承“仅凭军事力量无法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问题”。为此，美国打算在今后5年内每年投入15亿美元，与巴基斯坦合作建造学校、医院、道路和企业，并投资1.7亿美元帮助流离失所的人。同样的，美国也将提供超过28亿美元帮助阿富汗人发展经济和提供人民赖以生存的服务。
与此相关的，则是更多的经济与科技手段的运用。为了帮助伊斯兰世界振兴经济，奥巴马政府承诺将建立新的商务志愿队，与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中的同行结成伙伴。他还表示会在今后主持一次创业峰会，以深化美国与全世界穆斯林社区中的工商界领导人、基金会及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奥巴马政府也将发起一项新的基金以支持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的技术发展，帮助将创意投入市场，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些表态应该说是伊斯兰世界所希望看到的比较实际的举措，也是对克林顿时期以商业促进和平理念的承继。
为了打消伊拉克乃至阿富汗人的顾虑，奥巴马明确地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建立基地，对领土或资源没有要求。同时，他还表示，美国也不希望在阿富汗驻军，也不会在阿富汗寻求建立军事基地。
而这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还是奥巴马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表态。在他看来，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而美国对巴勒斯坦人追求尊严、机会和自身国家的合理抱负也不会置之不理。尽管对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马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希望，但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在努力避免给世人留下偏袒以色列的印象。而其在上任后，几次过以色列而不入，也多少有些微妙的含义在里面。
而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再次向德黑兰伸出了橄榄枝。他表示，美国已做好向前迈步的准备。奥巴马指出，“对于伊朗而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反对什么，而在于它希望建设什么样的未来。”这句话很值得玩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奥巴马努力站在伊朗人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的诚意，也意味着双方和谈的空间将得到扩展。
对于奥巴马的讲话，国际社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反馈。以色列政府回应称，他们跟奥巴马一样渴望跟伊斯兰世界终结纷争，并希望能得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承认。而英美媒体和观察家则相信，如果奥巴马继续目前的做法，则可能产生一种“累积效应”，最终达到改善关系的目的。
但正如奥巴马所言，“变化不会发生于一夜之间。一次讲话不可能排除多年来的不信任，我也不可能在我有限的时间里解决迄今摆到我们面前的所有复杂问题。”确实也是这样，对奥巴马来说，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如何作为。由于布什政府没有在这方面打下好的底子，使得美国必须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才有可能逐渐取得伊斯兰国家的信任。
不过，如果站在奥巴马的角度看，只要美国经济没有如愿复苏，他就很难拿出更大精力去兑现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承诺。诚恳的姿态好表现，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投入。
比较可行的是，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政府能维护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保证中东局势不会更糟糕；而在可能的第二个任期内，如果美国经济能够触底反弹，奥巴马将很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有大的作为。
对奥巴马来说，比较有利的是，他与布什的外交作风完全不同，给伊斯兰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这将有助于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改善美国形象。而比较大的变数，是以色列会否对伊朗不耐烦，以及它会否在定居点等问题上压缩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进而激化矛盾。这也是奥巴马上台后刻意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对以色列方面软硬兼施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