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正是路易·拿破仑亲王进行波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这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政权，固然有他长于权术、善于自吹的原因，但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以及人们对昔日拿破仑帝国光荣历史的怀旧之情。
除此之外，还由于法国多数国民还是乡下人，拿破仑三世一直被看成是乡下人“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制”的保护人，所以农民们“感谢皇帝”。在其统治的最初8年中，他使法国人有了一个健全的、有权威的政府，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甚至还在国外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结盟，打败了俄国。他像拿破仑一世那样扼杀了人民的政治自由，但也像拿破仑一世那样，曾由于帝国声威大震而颇得人心。
第二帝国初期的稳定，无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路易·菲力普国王（1830～1848年）曾在法国建立了铁路网，而拿破仑三世则把它扩大了两倍多。到1870年，法国已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工业强国。
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多次参与欧洲的争霸战争。它吞并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远征墨西哥，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它还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开始准备侵略越南和柬埔寨。
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各邦统一后，法国和普鲁士统治集团各怀鬼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路易·波拿巴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并掠夺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摆脱帝国内部危机，扼杀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巩固波拿巴王朝的统治。俾斯麦则打算通过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想占领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
1870年7月19日，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
由于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早已腐朽透顶，不仅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起来反对政府，要求恢复共和国；农民群众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压榨，也抛弃了对他的幻想。各种革命力量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已汇合成一股冲击第二帝国的洪流。
普法战争爆发后第四天，马克思就科学地预言：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普法战争的第一阶段很快以拿破仑三世9月2日在色当的投降而结束。
9月4日，巴黎革命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涌上街头，推翻了第二帝国，直接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一批资产阶级政客立即篡夺人民革命的果实，他们自封为“国防政府”，实际是卖国政府。同时，普鲁士军阀并不以俘获拿破仑三世为满足，继续大举侵犯法国，包围巴黎。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巴黎的工人阶级起来了。他们拒不承认梯也尔与普鲁士订立的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的屈辱和约，成立巴黎公社，同梯也尔为首的卖国政府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然而，巴黎公社在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围攻下很快地失败了。历史以资产阶级政权在巴黎的复辟而暂时告一段落。
就这样，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有一个拿破仑为法兰西带来了“光荣”，也使它蒙受了耻辱。法国问题专家、戴高乐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第二次的灾难给法国造成的后果比1815年更加悲惨，教训该是够大的了。普法战争给法兰西带来的屈辱，以及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得法兰西民族处于一种长时间的阵痛中。
然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失败，却没有阻挡住另一次波拿巴主义的冒险——布朗热将军的冒险。布朗热将军，1886年当上了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部长，曾经大出风头，发表过一些哗众取宠的讲演，并在非洲、意大利和越南等地勇敢作战。他还有一个表面上消极的资本：普法战争失利，巴黎战斗刚刚开始，他就负了伤。这使他免于卷入对革命的巴黎公社社员的镇压。因此，他不仅能被军人阶层所接受，而且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
但是，在反普爱国情绪达到最高潮时，布朗热身上就出现了波拿巴主义了。他促使民众的复仇主义情绪具体化了。他曾一再表示：“共和化了的”军队可以成为法国对德国人复仇的工具。
1889年1月，俾斯麦在普鲁士国会的一次讲演中称布朗热为建立德法两国间良好关系的最大障碍。于是，布朗热一夜之间就成了“复仇将军”。然而不幸的是，当年5月内阁垮台了。布朗热立即搞起了阴谋活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典型的法国共和时期的丑闻之一——威尔逊事件给布朗热提供了机会。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一直在进行勋章和奖章的交易，并从中大发其财。他直接从爱丽舍宫出售勋章和奖章。此事牵连到许多高级人物，事情败露之后出现的长期危机使总统和他的政府不得不辞去职务。
保皇党人和波拿巴分子断定只有布朗热才能拯救法国。1889年1月，布朗热以相当多的选票被选入国民议会。扶他上台的政变也已准备好了。如果布朗热真的像他在演说中所表白的那样坚定果敢，政变也许会获得成功。然而，他那轻浮和懒惰的本性却占了上风。布朗热在慌乱中抛弃了他的追随者。过了不久，眼看要受到起诉，他逃到布鲁塞尔去了。说来也凑巧，那天正好是愚人节。30个月以后，他在情妇的墓旁自尽了。
就在布朗热危机达到高潮时，法国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的事件。
仓皇失措的股东们吁请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该公司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告犯有贪污罪。1892年，丑恶的贿赂内幕被揭开。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新筹集的资金，曾广泛收买议员、部长、官员和报刊编辑。不仅共和国温和派头子被收买，连激进党的首脑克列孟梭也在受贿之列。
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臭名昭著的巴拿马丑闻向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
在共和政府的统治下，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政局不稳，执政头目频繁更换，尤其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腐朽的一个突出表现。在法国议会中，并没有一个持久稳定的资产阶级大政党，而是党派众多，有所谓“多党政治”之称。各党派在选举前夕根据利益原则很容易联合，又很快解散。党派之间的不断斗争，引起内阁频繁更迭。1873年至1890这17年间，先后更换了30多个内阁，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只有6个多月。
布朗热的未遂政变、巴拿马丑闻和威尔逊事件，不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使民众对法兰西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保皇派和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向德国人出卖情报的案件”，煽动沙文主义情绪，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的恶浪。几年后查明，德雷菲斯是无辜的，真正的罪犯是一个法国籍的匈牙利军官，但共和党温和派政府却极力捂住真相，不愿重新审理。这一系列丑闻，使广大选民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然而，在戴高乐出世之时，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现实是普鲁士作为最强的大陆国家在欧洲崛起。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普法战争后，它利用法国的割地赔款以及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欧洲第一位。黑色冶金、机器制造以及电器、化学、光学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基于这种情况，德国统治集团叫嚷德国“缺乏空间”、“领土太小”，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大造舆论。德皇威廉二世提出向世界范围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帝国外相皮洛夫在议会中公然宣称：“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天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为适应侵略政策而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宣扬民族优越论，大肆鼓吹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法兰西的广大人民感到了民族的危机，不少人心中滋长着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
戴高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倾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战斗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在梅斯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亨利向子女们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沦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尤其是由于排犹引起的对年轻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的陷害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威信。少年时的戴高乐痛恨军政界的腐败，若干年后，戴高乐对德雷菲斯事件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正当民众的感情开始与军队疏远的时候，由于命运的摆布，爆发了一场有可能加深各种恶意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审讯中，足以毒死民众情绪的做法无所不有。控告者伪造证据、不负责任、恣意攻击，更增加了司法方面错判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或出于信念，或为了国家利益，决心维护为国效力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惶恐不安地拒绝承认司法上有什么错误。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一大堆纠缠不清的事件，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又是坦白交代，又是撤回证词，又是互相决斗，又是自杀事件，还有辅助审讯，使对立的双方都火冒三丈，并常常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这时出现了一股有害的疯狂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了法国人对自己力量象征的起码尊重（分裂的法国人正在用这种力量使自己团结起来），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友谊和相互尊敬。”
一位专门研究戴高乐生平的作家说，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戴高乐还小了几岁，不过他那时的年龄倒足以使他在后来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父亲那一辈人意味着什么。国耻和失败，爱国和卫国，信念和宗教，这些都是亨利·戴高乐对儿子教诲的内容。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戴高乐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
戴高乐出生那年，他的父亲在圣母玛利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那是耶稣会神父办的一所学校，校址在沃吉拉尔大街389号。一年后，他父亲被任命为学监。当时在耶稣会学校教学并不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德雷菲斯丑闻发生以后，在法国出现了一股反军反教的浪潮。第三共和国的领袖人物把军队和教会联系在一起视为反动的象征。当时十分著名的共济会成员孔布总理（埃米尔·孔布，1835—1921年，曾任法国总理，政教分立的主要倡导者。）决心结束宗教界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把与梵蒂冈签订的政教契约变成“政教分立”。1905年12月9日，在孔布下台前夕，由他提出而通过的一条法律终于割断了教会和国家的一切联系。从那天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再给僧侣和主教们支付薪俸，也不许教会拥有财产，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政府还在每个教区成立了世俗委员会来管理教会事务。面对这种形势，罗马教皇在题为“激烈反对”的通谕中，谴责了孔布总理的法律。在法国的一些比较虔奉宗教的地区，如布列塔尼、奥弗涅和佛兰德等地，天主教徒们公然表示不服。他们在教堂前设置路障，阻止政府派去的清点财产官员。这就造成了有些地方不得不出动军队来驱赶聚众的教徒。一时间，搞得教徒们人心惶惶。
在圣母玛利亚学校也是如此，耶稣会的神父们早已被军队的刺刀吓破了胆，纷纷跑到了比利时避难。一天，沃吉拉尔区的警官佩戴三色公职饰带来到学校，要求见戴高乐的父亲。当时，戴高乐的父亲身任学监，负责这所规模已经缩小了的学校，可谓是学校的“神父”。他穿着普通服装——高领礼服大衣，戴着淡黄色的手套，接待了这位警官。他带着通常惯有的尊严说：“我不是‘戴高乐神父’，这儿没有你的公干。”
警官有点尴尬地答道：“哪能没有事呢？你是穿平民服装的耶稣会教士嘛！”
戴高乐父亲不是易动肝火、遇事慌张的人。他耐着性子彬彬有礼地问道：“请与我的妻子和5个孩子认识一下，好吗？”
戴高乐父亲和警方这次小小的交锋，含有一种辛辣的讽刺意味。因在当时，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们一心要惩罚军事的和宗教的体制，在他们看来，拿破仑三世的疯狂冒险、法国人在普鲁士人手中的惨败以及德雷菲斯事件都是这一体制所造成的。可是，戴高乐的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这是由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而不是由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持有这样的观点。
戴高乐父亲的道德信念，在戴高乐幼年时深深影响着他，加之母亲又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就使得戴高乐在一出生后，就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