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此时的法国，早已告别了它那历史上纵横捭阖、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年的战争虽然过去了20年，但那耻辱仍像一个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上。
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多次邻国的无端挑衅。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哪里去了？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布朗热之流。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
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育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研究戴高乐的著名学者弗朗索瓦·德雷弗斯在分析戴高乐思想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那时候法国大部分政党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想法，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在压抑下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戴高乐在当上法国总统后曾说过以下一段话：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会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于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比，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当我在出生地成长起来的时候，这种信念就随着增长。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我的3个弟兄、1个妹妹和我自己对于祖国所感到的深刻的骄傲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
戴高乐的一生的确是在为着法兰西的伟大而努力奋斗着，这种奋斗时刻伴随着对于祖国所感到的骄傲。从少年起，法兰西已在戴高乐心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境地了。
戴高乐除了受惠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外，还受到一些进步作家和政治家的影响。
戴高乐在童年时代最喜欢诗人罗斯丹的作品。在他10岁生日这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在剧场中，戴高乐被这台爱国主义的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说他将来要当兵。后来，他把这位诗人的作品《西哈诺》全都背了下来。
佩居伊是戴高乐青少年时代崇拜的文学家和爱国者，这种崇拜后来毕生不衰。这位严肃而神秘的诗人，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他与柏格森一样对陈旧思想厌恶之至。他写诗笔法细腻、精巧娴熟，大部分都以圣女贞德为主题。诗中表明，他理想中的法国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在这位诗人看来，法国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效劳。这个观点完全可以说影响了戴高乐的一生。
戴高乐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不仅读罗斯丹的作品，喜欢佩居伊的诗歌，还对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作品十分喜爱。
戴高乐在少年时就朦胧地认为柏格森的作品蕴藏着无穷的智慧，给人以启迪和力量。他曾阅读了这位哲学家的《物质与记忆》和《创造性的进化》等著作。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他的观念很快就被年轻的戴高乐所接受，并且成为这位早想脱离凡俗的年轻人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即使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时候，他仍常常以柏格森为动力来鞭策自己。
不仅如此，在戴高乐富于幻想的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历史小说和名人传记也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他不仅从历史中认识过去，而且也要学着从历史中展望未来。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作品，尤其对战史和战斗英雄故事十分感兴趣。无论是从阿莱西亚军营到色当军营，从加洛林王朝教育法到著名政治家法鲁的教育法；还是从尤格维尔夫人的武装出征到坚雷公爵夫人的鲁莽行动，从法国古时的盐税改革到当今的国家财产法，他都博闻强记。
戴高乐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从法兰西15个世纪的历史中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历史上的法兰西的一幕幕情景时常会悄然展现在他的脑海中：
公元843年，法国成为独立国家。这无疑扬起了法兰西前进的风帆。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发表《人权宣言》，废除封建制度，1792年建立第一共和国。法兰西开始加速前进。
1799年11月，波拿巴·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1804年5月称帝（即拿破仑一世），建立第一帝国。法兰西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从此站在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1814年，拿破仑被俄、英、普、奥等国战败，4月退位。法兰西由此曾创造出罗斯丹的诗剧《小鹰》，描绘了拿破仑的儿子在拿破仑失败后，流亡在他的外祖故地奥地利，尽管努力奋斗，但却未能改变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结果客死他乡。这充满爱国情调的悲剧，使得多少法兰西人立志要奋起……
1848年爆发二月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1852年，总统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称帝（即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成立第三共和国。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不久被资产阶级扑灭……
年轻的戴高乐无时不为法兰西的民族命运叹息。尤其是对法英战争（百年战争）更是关注异常，并从中得出了血的教训：无论何时，都应以法兰西为第一原则，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去出卖她的利益。
法国作家拉古都尔曾说，戴高乐有两种坚信不疑的不可多得的思想：从菲利普·奥古斯特到布朗基（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参加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组织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但他不了解组织工人革命政党和依靠广大群众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少数革命家的起义和专政，即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法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法兰西民族也是一个整体，除非出现“分裂主义分子”，否则人人都可以为国效劳。这个评价多少反映了戴高乐的一个基本原则。
戴高乐对法兰西延续性的坚定态度，使他兼容各种学说，他认为排他性只会危害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的生命。然而这个民族在戴高乐看来应是坚定的民族！
他后来在《法国和它的军队》里写道：“我当圣西尔军校生是为重新夺回阿尔萨斯地区，也是要让法兰西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实际上在上中学时就认为，为了祖国的振兴和繁荣富强，每一个公民都应作出自己的奉献。
戴高乐在童年时，除了爱好书籍，热衷于钻研历史外，还喜欢玩军事打仗游戏，而且每次他都玩得似乎比谁都认真。
一个夏日的傍晚，戴高乐的母亲正在家中忙于晚餐，突然，戴高乐的小弟弟皮埃尔哭着跑回家来。母亲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夏尔打我了。”母亲连忙追问原因，皮埃尔说：“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母亲急着问。
“就是夏尔！”皮埃尔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为此，夏尔把我痛打一顿。”
母亲听了皮埃尔的哭诉，一时间感到哭笑不得。
诸如此类的军事游戏充满了戴高乐的童年时代，在这些游戏中显现出了戴高乐对法兰西的无限深情。
还有一次，戴高乐的哥哥格扎维埃由于一直在军事游戏中装扮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但戴高乐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喊道：“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从这天真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戴高乐的爱国主义，从小就孕育在他对法兰西民族的看法上。
在他以后写的《战争回忆录》里，开头一句就是“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在他看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法兰西民族经历了无数的时代，饱受坎坷和磨难，但它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风貌和精神。因此，法兰西民族具有一种不朽的特性。为了保持这种特性，每一代的法国人都负有承上启下的任务。这从感情上促使他将献身法兰西作为自己崇高的使命。
戴高乐认为，如果法国人不具备这个崇高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法兰西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造成这种危险的过失，在于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因为法兰西的风貌和精神是永恒的。永恒的法兰西超脱于法国人之上，是法兰西孕育了法国人，而不是法兰西人孕育了法兰西。这种思想在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就已在心中扎下了根。
正是这种对于法兰西精神的无限崇敬的感情，使少年时的戴高乐坚信，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所受到的外部欺凌只是由于某些法国人的过失造成的，它并不代表法兰西的未来，法国军队在普法战争中的溃败并不代表法兰西的溃败。既然某些法国人的过失给法兰西招致了危险，那么同样，另一些法国人的奋斗就会使法兰西重现光彩，因为法兰西精神是永恒的。
不行！法国是我的！也可以说是法兰西精神在少年戴高乐身上的体现，这里面包含着坚定不移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感情这个最根本的因素。
戴高乐有3个兄弟和1个妹妹。格扎维埃是老大，他排行第二，他妹妹名叫玛丽·阿涅斯，最小的弟弟叫皮埃尔，在戴高乐和皮埃尔之间还有一个男孩叫雅克。
为了使这么一大家人都能住得下，戴高乐的父亲在多尔多涅河谷买下了一处朴朴素素但颇引人注目的房产，取名“卢瓦尔河别墅”。后来，全家常常到那里去度暑假。每次到“卢瓦尔河别墅”之前，父亲都要求每个孩子带一本自己最喜爱的书去那里，以便在假期里使孩子们能够增长些知识和打发掉闲时的寂寞。每逢这时，戴高乐所选的书籍必然是关于法兰西历史的。一部戴高乐喜爱的法国史书，不知让他浏览了几十遍。
戴高乐上二年级时（相当于英国的五年级），有一天回家说他已经下决心要当军人了。他面对全家人的惊异目光说道：“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考圣西尔，我要当个军人。”
戴高乐的这个决定，无疑在家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尽管他的父母对法兰西军队素有好感，但在那个年代，由于许多军官因政府命令去镇压天主教徒的反抗，苦于严守军纪和笃信宗教之间的两难选择，只好离开军队，选择军人为职业的青年已为数不多。1900年至1911年，圣西尔军校的考生从1895人减少到871人。人们不再赞扬军队，青年不再崇敬军人，戴高乐却在法国军队正处于困难的时刻，毅然选择准备进入军界。这不能不引起家人的忧思。
戴高乐从小就深受父母的影响，笃信宗教，热爱军队。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曾在校刊上撰写短文捍卫神父。不仅如此，他还对有些人指控教皇的士兵唆使青年抛开祖国的事业义愤填膺。他曾引用德维拉尔元帅对路易十四说的一句话：“当我是军队首脑时，我从未见过比属于教会组织的士兵更积极、更雷厉风行、更英勇无畏的士兵。”他的这段话，既捍卫了教会的荣誉，又赞扬了军队。同时，又显露出了在凶悍的攻击者面前绝不后退的性格。
在上二年级的时候，戴高乐在家中十分认真地演出了亚历山大诗体短剧《著名的相会》。当时，兄弟妹妹们都以好奇的眼光看待戴高乐的演出，他们对戴高乐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感到好笑。而唯独戴高乐的父亲，却从戴高乐的表演神态中看出了什么，他看着儿子的表演，联想着剧情，已感到“威慑”的理论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已经萌芽，发现儿子对武力和计谋的颂扬令人担忧。尽管这些还属于不成熟的权势欲表现出的幼稚言论和感想，但却使得戴高乐父亲深深担忧了起来。以至于这位传统的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夏尔这孩子聪明，但想入非非……天哪！我宁愿他有三个情妇，也不愿看到他丧失宗教的信仰！”
的确，戴高乐在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宗教的信仰。但是，使戴高乐成为伟人的却是军事思想。因为这其中充满了拯救法兰西的方略。
曾跟随戴高乐23年之久的奥科维埃·吉夏尔说：“夏尔·戴高乐对宗教的信仰是无懈可击的。然而是军事思想培育了这颗伟大的心灵，造就了这位巨人。”
从许多材料来看，戴高乐所以决定从军，主要是受“复仇主义和爱国思想驱使”。法国在被普鲁士打败后的25年间，整个法国热爱军队，把它比作一切希望所在的“圣约柜”。百姓应征入伍，热血青年云集于圣西尔军校。
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就曾大声疾呼：“如果人类社会里有人人都赞赏的神圣的东西，那就是军队。”
那时法国政治派别林立，政局不稳，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内，军队成了“正统派的避风港”。这是法国的又一著名诗人保罗·戴鲁莱德的观点。
戴高乐的父亲在家中多次给孩子们朗诵了这位诗人的诗篇：
在四分五裂的法兰西，
哪个法国人把这作为座右铭：
人人为大家，大家为国家？
答案是——士兵。
保罗·戴鲁莱德大约在1885年向士兵，向愿意“在各派角斗中放下武器、恢复秩序、重建民族大团结，把国家从外来威胁中解放出来”的人发出了呼吁。
可是，在戴高乐立志从军之时，军队和官方的文职人员、政治家组成的法兰西之间的蜜月毕竟结束了。无论从报刊上还是在大学里，开始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漫长的历程。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嘲笑复仇，“不再为阿尔萨斯——洛林沦陷而悲伤”。就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仍坚持从军的志愿，其力量源泉是什么呢？
首先，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深深影响着他。先辈们为了法兰西的命运，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从小就一直感染着他。
其次，从父母的言谈举止中，从父母对每一事件的看法中，以及从父母的书库中，戴高乐都找到了根据。例如在父亲的藏书中就有：
法国作家朱尔·勒梅特尔说：“军队捍卫着有形的东西——边疆，无形的东西——祖国，即生根于人民之中的法兰西。”
法国教育家埃米尔·法盖说：“军队是祖国的灵魂，即祖国本身。”
夏尔·莫拉斯说：“没有国王，军队便是各派力量统一的唯一因素，它具有稳定和统一两大优点。”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普法战争失败以后，屈辱引起了法国社会各阶层民族意识的爆发。学校和军队接到的使命，是重新锤炼法兰西的灵魂。
“我们就是要使这种对祖国的信仰、这种既热烈又深思熟虑的崇拜和爱，渗透到儿童的心灵和头脑里，并使之深入骨髓。这是国民教育要做的事。”这是保尔·贝尔1882年发表的意见。
茹尔·费里也曾给学校规定了重建民族团结的目标：“对于祖国的信仰”——一种“没有异端分子”的信仰——必须在学校里把它教给所有儿童。
出于“对祖国神圣的爱”，学校都采用布吕诺的著名初级读物《两个儿童周游法国》，讲授道德和公民教育课，用文字和图画不断使人想到失去的两省……学校通过这一切，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共和主义热忱的爱国者。
军队——一支忠实于共和国法律的军队——在费里或保尔·贝尔这样的法国著名的政治家看来，必须在民族复兴的任务中补充学校工作的不足。至少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发生时是这样：“在这个战败的、被法兰克福条约所屈辱、所分裂的法国，军队是法国人民意志的伟大统一。”（《现代法国的军人社会》第171页）
完全可以说，失败以后的20年，是全民热心军队的20年：全家的人都去观看7月14日的阅兵，阿纳托尔·法朗士甚至这样说：“如果人类社会里有能得到全体赞成的神圣事业，那就是军队。”因此，军队在其军服和检阅周围凝聚了所有法国人几乎共同的尚武的爱国热情。通过义务的学校及从1889年起也成为义务的兵役，1880年至1914年间的几代法国人都被爱国理想所渗透。戴高乐从小就在内心根植了这种理想。尽管在他立志从军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理想却没有变。
有一天，戴高乐甚至将自己乔装打扮一番，然后去敲自己家门，冒充“费德尔布将军”来访。费德尔布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将军，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打了败仗，但传说费德尔布将军率领的军队从未打过败仗。1895年，费德尔布又成了塞内加尔的征服者。这位与戴高乐的母亲同为里尔人的“常胜将军”，在戴高乐家中常是餐桌上的谈话中心之一。少年戴高乐将自己装扮成全副武装的费德尔布将军，事出有因，充分显露了军人在戴高乐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以及他选择这一职业的决心。
法国为了复仇，在70年代就进行了军队改组，实行了义务兵役制，期限5年，1889年减为3年。到19世纪末，法国已拥有军队60多万人，即比70年代多出20万。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了，任何一个火星都足以引起燎原战火。
戴高乐在战争阴云下是什么心境呢？他后来追述道：“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青年时代想起这一场不可知的冒险时，心中不但没有恐惧，而且还暗自赞美了一番。总之，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为了获得这个机会，为法国立下丰功伟绩，戴高乐选择了军人为职业。
1907年，由于政府的反教权政策，戴高乐父亲执教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关闭，戴高乐被送到法比边境比利时一侧的安托万中学，这是由流亡的法国天主教徒办的中学。1908年，戴高乐又转回巴黎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转眼戴高乐中学快毕业了，他已经下决心要当军人了。他再次对父母坚定地说：“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我要当个军人。”
因为他“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他选择的虽然是军人职业，但他心目中实质上是在选择法兰西，他必须到军队中去寻找法兰西。
当时的戴高乐认为，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投笔从戎是报效祖国的最好的方式。
既然选定军人这一职业，那么就要为此而努力奋斗了。年轻的戴高乐终于埋下头来开始认真温习课程。
为了排除一切干扰，他在巴黎独自准备了圣西尔的入学考试。待到考试结束后，年轻的戴高乐就整日地处于一种焦急的期盼中。
戴高乐由于心中充满了对法兰西的无限爱意，使得他少年时就崇拜民族英雄，诸如百年战争中的法兰西女英雄贞德、第一帝国时的拿破仑等等都是他极力奉为楷模的人物。他在少年时，经常被法兰西历史上的这些杰出人物所震撼，这些民族英雄促使他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并时刻地使他感受到了法兰西的召唤。也正是由于法兰西精神的感化，使他最终选择了从军。
在戴高乐幼小的心灵中，或许认为，只有军队才是拯救法兰西脱离苦海的唯一工具；也只有军队，才能彻底洗刷掉德国强加给法兰西的一切耻辱。所以，戴高乐愿意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军队，让军队去换取法兰西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