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由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有10年以上的时间，我没有机会阅读国外新出版的历史书籍。直到1978年暑假，为了集体编写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定稿工作的需要，我才抽出时间集中地看了一批从6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英文著作，并且了解到国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新的进展。在这些著作中，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更多地引起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兴趣。
这本书，从资料的丰富和论述的严谨两方面来看，都超过了以往在海外流行的几本孙中山传记。作者的功力之勤，不仅表现在从档案、报纸、口碑中广泛搜集资料，而且更表现在对于许多历史记述作了认真的考订。可以看出，作者力图比较全面、客观、如实地把孙中山早年的革命生涯展示在读者眼前。
书中几乎看不到人们惯常讥诮的所谓“孙中心”的痕迹。因为作者决不是着眼于孤零零的孙中山个人，而是把孙中山看作社会历史的产物，特别是看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孙中山是新的社会力量的一员，尽管是出类拔萃、领袖群伦的先行者，然而却决不是什么天生的神话式的英雄豪杰。作者朴实无华地叙述了孙中山的家世和他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迥然不同的国内外社会环境。书中如实地论述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着重分析了孙中山从改良主义到民主革命的深刻转变。作者也比较客观地叙述和评论了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其他革命领导者的事迹和作用，例如，对于孙中山与杨衢云的关系及两人是非功过的评述，就使人感到要比某些著作持平公允得多。对于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兴中会与华兴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关系，由于本书时间下限的局限而未能展开论述，但作者的态度显然也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史扶邻也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样，为了表示对“孙中心”的异议，就随心所欲地贬低甚至抹杀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本书的特点是往往首先展示历史进程提出的迫切任务，继而比较孙中山和其他重要人物对这个任务的理解深度、解决方案、依靠力量和实行办法，然后令人信服地说明孙中山领袖地位的逐步形成和他对革命运动所起的实际作用。我们对孙中山的看法与史扶邻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赞赏他这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应该说明，我们从来是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英雄史观的，然而我们认为对于领袖人物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给以恰如其分的尊重与科学评价。正如领袖不能代替人民群众的作用一样，群众也不能代替领袖的作用。大凡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群众运动，总有卓越程度不等的领袖人物厕身其间。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则往往容易流于盲动。那种把科学地评价孙中山的领袖作用与“孙中心”甚至“正统观”混为一谈的看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史扶邻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他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样囿于传统的“价值观念”，把为殖民主义辩护的那一套“西方影响=近代化”的简单模式强加于中国近代历史。他倒是力图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既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曾经起过的进步影响，又认真剖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帝国主义性质。他没有过多地强调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落后因素，而是认真说明这些斗争是殖民主义各种形式压迫所引起的强烈反抗，这就与某些曾经流行过的西方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异其情趣。
去年我到美国和日本访问时，不少外国同行向我介绍他们如何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并且征询我自己的意见。我的回答有两个要点：第一，所谓社会学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大家的理解和运用也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差异颇大，因此很难给以一个统一的评价。第二，其中，有些学者比较重视各个社会集团（或势力）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发掘它们的社会背景，探讨它们政治情绪变化与物质生活方面的利害得失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剖析个案的基础上区分类型等等。我认为，他们的学术活动取得不少有益的成果，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较切近实际的论述（尽管分析的深度还有局限），因而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史扶邻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标榜什么社会学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但是我觉得他的研究方法与上述学者确有相通之处。另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著态度也比较通达，愿意从中吸取一些自己认为合理的部分，这与那些充满偏见、深闭固拒的西方学者也不可同日而语。
史扶邻是一个西方人，尽管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甚勤，然而书中仍有某些论断和叙述不够准确，这多半是由于对中国国情的隔膜，或者是由于对中文资料掌握不足所致。这样的缺陷在任何一部较大的著作中都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写的还不是本国的历史。我希望读者通过本书将可了解，史扶邻的研究成果把我们观察孙中山的视野更多地引向了海外，引向那些曾与孙中山或多或少发生过关系的国外的学校、教会、会党、医生、教士、记者、浪人、商人、政客、官吏、军人以至一般工人、平民等等，而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孙中山的早期革命生涯，无疑是有裨益的。
我与史扶邻教授素昧平生，去年在美国访问时，他的朋友说他很想与新中国的同行交流学术见解，但由于地理的阻隔，大家并未能够见面。我衷心希望他的良好愿望能够变为现实，并借他的著作中译本出版的机会，写下以上那些不成熟的意见向中国读者略作介绍。
1980年6月5日于桂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