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套白狼的去工业化
美元陷阱具有空手套白狼效应，这种效应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去工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用空手套白狼来形容去工业化非常贴切，一点也不冤枉。
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也叫非工业化、逆工业化，简单地说就是工业化比重越来越低。
在这里，用来衡量去工业化的最简单标准是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如果制造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就说这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
去工业化虽然是全球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却最早发生在美国，并且以美国最典型。因为这本身就是美元陷阱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之一。
从具体数据看，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965年的最高值28%下降到1994年的16%。到2007年时仅为10.1%，约1388万人，下降趋势十分明显。
那么，这些从制造业中转移出来的就业人口到哪里去了呢？主要方向是服务业。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第三产业的发达是与其去工业化背景分不开的。从1960年开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出现类似情形。
为什么会出现去工业化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土地和从业人员工资等生产成本逐步抬高，劳动和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生活和环境质量却越来越下降，这就必然迫使工业企业从大城市逐步迁往中小城镇和农村，甚至最终迁移到国外。
二是工业生产资源的枯竭和资源成本的上升，客观上促使工业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尤其是钢铁、造船、工程机械和纺织等行业逐步走向衰退。
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企业有条件把生产过程中的某些部分环节，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加工装配环节，逐步分散到国外工资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而形成去工业化。
不用说，去工业化必然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制造业发展停滞或迅速下滑；二是制造业大规模裁员，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部分空缺理所当然会通过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业得到弥补。怎么弥补？美元陷阱就是其中之一。
从去工业化陷阱看，外资洗劫我国财富的经济陷阱早就设计好了。其主要方式是，外资利用跨国公司等产业巨头在我国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组织代工出口。通过人民币超低汇率对冲洗劫我国资源和财富，然后就是利用我国资源、劳动力和出口退税补贴以超低价出口（美其名曰“世界工厂”）。要知道，我国出口的是实实在在的资源，得到的却是一张张纸币。
从具体资料看，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超低价贱卖资源的损失高达30多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我国炒股炒楼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在我国数额高达1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每年都要增值25%。由于这些国际资本及其投资利润是以人民币方式存在的，所以目前的市值至少在2.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和矿业巨头还在不断通过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在我国大捞其钱，致使我国外汇储备每年贬值的平均幅度超过10%。
不要小看这10%，3年下来就会累计贬值掉27%（1-90%×90%×90%≈27%），10年下来就会累计贬值65%（1-90%×90%×90%×90%×90%×90%×90%×90%×90%×90%≈65%）。
按照这样的贬值速度，我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与国际资本的投资及收益差不多。也就是说，我国30多年来招商引资和代工出口贱卖的资源、企业和劳动力成果基本上是零，甚至还要欠下外债。更不用说，美国政府如果关闭“两房”可能会给我国造成几千亿美元的损失。
问题在哪里？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的去工业化陷阱迫使美国大大降低工业化比重，把这些工业化尤其是低端工业化转移到其他国家，如中国，然后再利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通过从我国进口商品和物资调节两国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美元陷阱在全球无处不在。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是靠实体经济实现的，金融地产中的泡沫经济成分很少，并且出口的产品附加值高，外汇储备数量也不多，美元陷阱阴谋在我国就无法得逞。当然，现实恰恰相反。
具体资料是：在1974年以来发生的几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美国依靠美元的金融地位做支撑，不是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就是在危机过后恢复较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均一度出现逆向上升。如1980年到1985年的比重从23.6%上升到32.7%；1991年到1993年从24.9%上升到26.8%；1995年到2001年从24.9%上升到31.9%。
这说明，在美国的去工业化下，虽然美国制造业只剩下了军事装备、航空航天、制药、芯片和计算机等少数几个有竞争力的部门；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科技等突破还在酝酿中，但美国照样可以利用美元陷阱来聚集财富，维持全球霸主地位。
贸易国被迫低端工业化
与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对应的是，美国以外的其他贸易国工业化比重无论高低，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承接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转移过来的低端工业，从而形成低端工业化，或者说低端工业在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这种低端工业，通俗地说就是“垃圾工业”或“鸡肋工业”，不是科技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不高，就是污染环境，所以才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贸易国来。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形，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料加工产业比重高。
这些企业的科技含量不高，工业附加值也不高，可是所需劳动力较多，正好适应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现实。两者一拍即合，正好形成“优势”互补。
不用说，这种“优势”互补的结果是，随着外贸产品出口资源从我国源源不断地流往国外，不但在国外到处充斥着我国生产的产品，甚至连价格还要比我国国内低得多。
过去有个词叫“出口转内销”，这几年听不到了，因为现在这种出口到国外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返销国内的情形已经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
那么，由于美元陷阱的关系，我国在这种被迫低端工业化中究竟造成了多少损失呢？
2009年3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塞特塞尔（Brad Setser）认为，当时我国已经积累了至少1.5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30%，就意味着这些美元资产会产生4500亿美元的损失，差不多是我国全年经济总量的1/10.
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决心迫使我国每个月都要购买数十亿美元资产。这看上去就像一个沉溺于赌博的人一样，明知自己输了还要不断增加赌注，从而导致最终的损失不断增加。
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当时发表了一连串文章和评论，说我国是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脱身了，所以只好抛出“超主权货币”建议，给其他国家制造一个新的议题。
这样的说法让中国人听了真不是滋味，但又有振聋发聩之效。要知道，我国外向型经济导向战略虽然学的是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可是却与他们有着本质区别。
更不用说，2012年3月我国的美元资产储备又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多，达到3.3万亿美元，美元资产损失更大了。
为什么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导向战略有问题呢？从上面提到的与日本等国过去实行的出口导向看，他们的重点是放在扶植国内幼稚产业，不断提升本土制造质量，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际分工地位上；回过头来看我国的出口导向，似乎主要任务就是创汇，或者说是为了创汇而创汇。
尤其是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创汇热情极度高涨，频频提高出口退税增加换汇、鼓励境外投资引汇，结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双顺差“奇观”。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大量引进的外商投资，基本上都是一些低端工业，有的甚至只会做来料加工，除此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更不用说，这种低端工业会把民族企业的成长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后者根本没有过多的资金和精力去进行研发和创新，整天疲于奔命，最终只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最低端国际分工上。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这种无自主品牌、无核心技术和无创造高附加值能力的“三无”民族企业就只能忍气吞声，直至奄奄一息，退出国际市场。
在这样的美元陷阱下，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挣来的创汇不断贬值，又有什么用呢？
读者也许会问，说我国都是些低端工业，那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主要靠房地产。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
2010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认为，我国最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靠产业结构升级得到的，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产业的膨胀发展获得的。
显而易见，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必须立刻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结构竞争力。具体地说就是要高端引领、重点跨越、规模竞争、多层合作、国家营销、内外互动和制度创新，从而全方位地提高国家竞争力。
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可以说，这样的经济畸形发展就与美元陷阱有关，具体地是与美元陷阱中的去工业化陷阱有关——工业不能推动经济增长了，房地产泡沫就势必成为一种最轻松的选择——极少数地方动用强制拆迁手段就稀里糊涂地把土地卖出去了，转眼之间“一本万利”。这样的“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GDP总额增长），简直是易如反掌。
例如，据国土资源部调查，2000年浙江省上虞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可是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只占卖地收入的2.7%；其余97.3%摇身一变就成了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收入，变成了GDP，而后者是前者的36倍。
城市发展学认为，城市化发展主要要靠工业化来推动，这种去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充斥着泡沫，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外资蛀空了我国工业
美国的去工业化和我国的低端工业化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这种去工业化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外资正在逐步蛀空我国工业。
这种外向型经济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内向型经济，不但会水土不服，而且缺乏生命力，严重侵蚀民族企业发展。我国今后要想突破美元陷阱，必须大刀阔斧地收购外资企业把它变为中国企业，把它降到“拾遗补缺”的地位，遏止外资蛀空现象。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阐述得很清楚，认为我国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在突破美元陷阱方面有所作为。
从资料看，2012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3.3万亿美元。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速度过猛的背景下，2011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仍然高达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72%，再创历史最高纪录。
要知道，我国引进的外资是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的，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这就是说，进入我国的外资实际上直接变成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不考虑游资等短期资本炒作，外国直接投资占我国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40%。如果再结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60%的因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与我国引进外资两者相加，要占到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3.
不用说，这2/3的绝对比重表明，引进外资和外资企业出口是我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祸首。换句话说就是，我国出口创汇构成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过大，在相当程度上蛀空了我国的民族工业。
贾根良教授由此指出，于是我们就看到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一方面是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外资在变成美元储备后不断贬值，理论上说这些美元储备在未来将会变得一文不值；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我国每年赚取的利润率高达25%，并且这些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的资金就来自中国人民自己的血汗钱。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不允许我国用美元储备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的，更不允许收购美国企业。这样一来，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就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否则毫无用处。
可是我国购买美国国债后，这些美元又被美国用来干什么呢？全都被美国用低息贷款给跨国公司，然后由跨国公司用来收购我国企业（中外合资），继而控制我国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高端产业。
换句话说，我国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通过美国财政部无偿地交给美国跨国企业，再来剥夺我们自己。换个角度看，这是一种自虐性的“自我剥夺”！
再加上引进外资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引进外资越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破产倒闭的本土出口企业越多，这实际上就等同于我国引进外国投资来摧垮自己的民族企业了。
他形容说，此时此刻的他仿佛听到全世界人民的嘲笑声：中国人真是空前绝后的大傻瓜！
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但要立刻停止引进外资，并且还要回购外资企业，避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并尽量减少目前外汇储备可能发生的损失，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办法，也是我国从“殖民地经济”中挣脱出来的第一步。
从“殖民地经济”挣脱出来的第二步，就是要进行轰轰烈烈的外资企业国有化运动。
具体地说就是，首先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和处在该行业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和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一部分保留为国有企业，大部分通过拍卖变成民营企业，从而把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地位下降到“拾遗补缺”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就曾经开展过这种外资企业国有化运动；目前的美国、欧洲也是这样，他们允许华人企业在所在国发挥作用，但被圈定在只能发挥这种“拾遗补缺”作用的范围内。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迈克尔·赫德森教授同样认为应当如此。他建议我国政府应该把手里多余的美元用来购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他说：“决定谁拥有和控制自己的工业、银行信用创造特权和其他资源，理所当然地属于任何一国的主权。《国际法》长期以来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贯支持东道国。我期望这是外国——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买回美国境外投资时的出发点。或许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辩论这些未来买断资产的公平价格。但这类问题的解决恐怕旷日持久。此项政策的含义和妙处，我宁愿在适当的时候做详细的口头解释。”
或许只有这样，外资蛀空我国民族工业的局面才能得到根本扭转。
债务型外汇储备过大
在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债务型外汇储备比重过大，已经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这既是美国去工业化和我国低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步入美元陷阱的诱因。
例如，截至2012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超过3.3万亿美元，其中有一半性质不稳定，并且风险较大。
从性质上看，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拥有的特殊债权，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净流入，主要是贸易和非贸易盈余。这种外汇储备属于债权型，性质相对稳定，风险较小。
二是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净流入，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国际借贷项目形成的盈余。这种外汇储备属于债务型，至少不是真正具有债权性质的储备，所以它的性质并不稳定，风险较大。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这种外汇储备因为是别人投资给你的，最终你必须归还，所以只不过是付息方式和还款期限比较宽松而已。这部分外汇储备越大，将来的还款压力就越大，风险主要体现在这里。
但遗憾的是，这种债务型外汇储备在我国的占比将近一半，这就决定了我国外汇储备的风险不小，容易步入美元陷阱。
从具体构成看，在2009年第三季度末当时我国2.27万亿的美元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70%、日元资产约占10%、欧元和英镑资产约占20%。其中，美元资产占比过高是导致因为美元贬值引发我国外汇储备出现潜在损失的结构性原因。
换个角度看，2012年3月在我国高达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1.17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这部分不但动不得，而且只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回收货币，就必然会对外放债，这样我国的这个数字就还会继续增加。有人预测，这个美国国债未来很快就会增加到1.5万亿美元的规模。除此以外，在这3.3万亿美元中用于购买“两房”债券的数额高达6000亿美元，这部分不但不能动用，而且有完全遭受损失的威胁。
一般认为，虽然“两房”在美国次贷危机后一直存在着退市可能，但由于“两房”具有政府背景，所以我国外汇储备中用于购买“两房”债券的这部分资金最终会不会造成死账，主要取决于美国政府对“两房”的改革政策。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刻，就谈论这笔债券会不会造成损失以及会造成多大损失，只是一种猜测。再说了，既然它的性质属于“债券”，那么，哪怕“两房”从美国股市中退市，也是首先要还债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话又不能这么绝对。因为“两房”的政府背景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明确过，只是几乎“所有人”都一直相信政府对其有隐形担保而已。
这种“暧昧关系”不可能像“明媒正娶”来的有把握。就好比说，人人都猜测这孩子是某人的“私生子”，可是人家当事人都没有明确承认，这种猜测就只能是猜测。
况且，即使是美国政府明确担保的债券也不能保证一点风险没有——至少，这种债券不也是以美元计价的吗？
除了1.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6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还有7000亿美元的其他债券和美国高盛集团控制的外汇资产，剩下来的才是我国真正可以流动的资金。
这部分有多少呢？简单算一算就知道：3.3-1.17-0.6-0.7=0.83万亿美元。这0.5万亿美元储备在我国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全身而退吗？很难。要知道，国际量子基金准备动用1.2万亿美元对我国金融发动冲击，这0.83万亿美元与之相比实在是寡不敌众，说是“面临灭顶之灾”也不夸张。
就这样，我国的外汇储备被牢牢地绑在美国战车上。
例如2011年8月初，标准普尔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和“两房”债券信用评级，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马上跌到了2.27%，是2009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专家估计，仅此一项我国外汇储备的账面损失就要超过20%，即我国一下子就少了2300多亿美元；如果我国在短期内抛售这些债券，损失将会更大。
这就是美元陷阱中债务型外汇储备过大的可怕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