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关注西方图书馆的大臣
清末，随着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的建立，急需科学技术人才，清廷不得不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点滴改革。1862年（清同治一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第一所洋务学堂，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京师同文馆最初只设英、法、俄三个馆，挑选八旗子弟入馆读书。1867年增开天文、算学馆，招收部分举人和下级官员，开设天文、算学、化学、物理等课程，外语和自然科学课程由外籍教员担任。
由于要向西方学习，清政府就从同文馆里派出了一批年少有为的留洋学生。
张德彝便是其中之一，当年，他仅18岁，八品官。
张德彝随同文馆的斌椿和英国人赫德出洋游历了英、法、俄等欧洲10国。
张德彝在随斌椿、赫德等人游历欧洲时，参观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他惊讶地发现，图书馆内，收藏了共八十余万卷中国图书，有满、汉、回、番各书。而且保存在玻璃架和玻璃橱窗内。他在图书馆楼道上遇一英国人，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此英国人见中国人光顾图书馆，非常热情，随意地从书架上取下许多中国图书给张德彝展示。
在图书馆内英国人可以自由地取书阅览，抄录，这使张德彝非常新奇，并对英国对文化的保护非常敬佩。
1864年秋（清同治三年），张德彝随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英国。他再次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他发现：图书馆新增了《大清律》一部……印度贝叶经三卷。
同年冬，张德彝专程拜访了馆长德格尔，他俩共同讨论了中国文学与汉字。
在讨论中，张德彝意外地发现，该馆又收藏了许多中国、日本的新图书。另外，他非常惊讶地发现还收藏了太平天国军《告示》一张。
张德彝是第一个关注西方图书馆的大臣。
1867年（清同治六年），清政府派遣外交使团出访美国。一行人员有志刚、孙家谷等人。张德彝以译员身份随团出访。
张德彝一行官员考察了美国民办大学图书馆的情况。
他们发现，美国民众中，富有文化之士颇多。这些富人，倾其个人财产建造一所大学。
设立了西方必学的各类学科，男女同班学习，聘请教员授课。在校内开设了图书馆，馆内图书，角铁书架，倚壁成城。专人管理，任其浏览，以广见闻，严禁携带出门，与点窜涂抹。
张德彝这些官员认为，这是美国人“善用其富”的表现。
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的三位使臣1875年2月21日（清光绪元年元月十六日），中国云南边境发生了“马嘉理案”。英方一手以武力威胁，一手要求清政府派一、二品实任大员赴英道歉。由于郭嵩焘有“知洋务”
的声望，便被任命为首任驻英钦差大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大使。
郭嵩焘在出使欧洲期间，精心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科学、教育和民主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宗教、历史等社会状况。尤其是博物馆和图书馆更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考察后，郭嵩焘曾致信给清政府，信中说道，西方立国之本在于知识、科技和政教，而不是专恃武力。郭嵩焘呼吁中国留学生全面学习近代西方所长，不能只着眼于军事。
1878年（清光绪四年），郭嵩焘赴法参观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该馆除各国图书分室储藏外，还将收藏品分四个院：古钱、图画、钞书、刻板书。
中国书籍入藏两万四千部，共有书本式目录四大册，其中明朝的上佳版本居多。
因郭嵩焘激进的新潮思想为保守派所不容，1878年，郭嵩焘被罢免归国。接任的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
1878年，8月25日（清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英、法钦差大臣。两年后，又兼任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出使期间曾几度参观英、法图书馆，并和馆长探讨中国藏书与西方图书馆的优劣。
曾纪泽在出使期间，公务虽忙，但他依然勤奋地读书。这些书，大多是从当地的图书馆里借阅的。
曾纪泽在日记中写到：“初至西洋，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又“以为各国之路，尽善尽美矣”。后“入政治学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方知：要强国需有书。
曾纪泽任期满，回国后，大力倡导西学，并向政府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薛福成是晚清时期“风气略开以后，异学来兴以前”的洋务派人物。他于1889年5月15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被清廷委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次年初赴任，为期四年。
薛福成在使外活动中，非常重视对西方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尤其偏爱图书馆。
1891年，3月16日（清光绪十七年），薛福成参观了梵蒂冈教皇的书库。
薛福成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考察书库的情况：书库每天向社会公众开放三四个小时，也有长年在这里阅览的读者。书库的藏书有25600种，印板书有22万卷，其中抄书还不计在内。东方各国的藏书有阿拉伯的900种、波斯书65种，土耳其书64种、中国书10种，印度书24种，俄罗斯书18种……
同年3月21日，薛福成参观了意大利拿波里的加尔西尼宫图书馆。这所建于元朝初年的图书馆藏书1300种，共6万册，主人拿出了十多种中国书籍请他观赏。
同年8月18日，薛福成在英国剑桥大学拜会了美国前驻华使臣威妥玛，并参观了该大学的图书馆。
他在《出使日记》中写到：“书库藏书甚富”，专门有一间储藏中国书籍，这些书籍全都是威妥玛在中国40年间寻觅收购的。“凡经、史、子、集应藏大部之书，几无不备，尤难在多精板初印，大半于中国兵燹以前所得。若兵燹之后，则虽出善价，无从尽得矣。”继后，薛福成考察了美国、罗马、比利时、德国的图书馆。
薛福成在考察德国时，他发现馆内有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并藏有梵文字汇、蒙古旧史和吐番书籍。
薛福成之所以如此重视西方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一是，因为当时他处于洋务运动的风潮中，他是一个力倡洋务运动的新派人物；二是，他先于许多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近代文明，就谈不到社会教育的完善，相反，没有先进的社会教育的完善，也就谈不上近代文明。
由于薛福成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广泛介绍，不但得到国内许多学者所重视，就连清政府在20世纪初实行“新政”时，也将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列为应试必读的参考书。
京师图书馆的诞生由于张德彝、志刚、郭嵩焘、曾记泽、薛福成这些具有新潮思想的人物对吸收西方长处，补国内短处的，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大力倡导，对国人“西式藏书楼”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中国自古注重资料、图书的收藏、管理。相传，周代设有“盟府”，老子做过周的藏书史，但中国古代的藏书馆与今天的图书馆有根本差别。
中国古代藏书分私人藏书和皇家、官方藏书。这种藏书形式有很大的弊端。这些藏书虽多善本秘籍，但书本主人视书为私有财产，期望“子子孙孙永保之”，“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长此以往尘封土埋，实际上等于付之蠹鼠。若遭战乱水火，个人之力，难以使图书馆免遭厄运。
英、法联军入京，清皇室藏书惨遭损失。
《四库全书》虽好，老百姓并不能自由借阅。
中国自古官方藏书楼虽多，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文澜阁、文渊阁等，这些地方，只有骚人墨客能观光，白衣秀士连边也沾不上。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号称藏书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心源百百宋楼所藏之天下奇书，由其子陆树藩以10万元的价格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文库，国人虽然痛心疾首，但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日本人将书籍舶船载以东，徒唤奈何而已。
随着国门的洞开，国人发现西方的图书馆比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藏书办法先进得多。有的开明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文化不普及和中国古老的封闭式藏书有关。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呼吁：大办西式藏书楼，购中外有用之书，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借阅书的凭证），即可遍读群书。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梁启超、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建议开设“西式藏书楼”。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奏请光绪帝，主张“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
兴办西式藏书楼的呼声虽会日益高涨，但皇上并不开恩。于是，民间大办西式藏书楼的风气盛行了起来。
戊戌变法期间，各地出现了创办学会的风潮，而各学会又都创办附属的小型藏书楼。
当时，众多洋务派运动的倡导者，都极力赞赏西式藏书楼，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聂士诚、马建忠等捐数千金，鼎力支助兴办西式藏书楼。
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的20年间，兴办西式藏书楼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行《学堂章程》，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从日本引进的“图书馆”一词。
同年，俄国人在哈尔滨上号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置于中东铁路内。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以后，在“开民智，以行立宪”的热潮中，新型图书馆便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
一时间，曾反对办西式藏书楼的保守派，也见风转舵，出钱、出力，为办西式图书馆而疲于奔命。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吉林省将军达桂为提学使吴鲁捐银5000两建图书馆，向清廷请奖，钦定赏吴鲁二品顶戴。
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要求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座陈书籍，一同并交京师图书馆存储。
清政府批下来后，由学部张之洞专门负责筹建京师图书馆工作。张之洞虽然年过花甲，但不辞辛劳。
因京师图书馆应“为全国儒林之冠冕，尤当旁搜博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所以，从地方到清政府都十分重视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工作。
清政府出于张之洞的健康考虑，改派著名学者缪荃孙为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并委任馆长。
1910年（清宣统二年），京师图书馆诞生了，1928年，更名为北平图书馆。1949年，改名为北京图书馆。2000年，改名为国家图书馆。
1980年，该馆藏书达950余万册，古籍善本30余万册，为我国收藏最富的图书馆。
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已经大踏步地迈向了现代化。尤其是国家图书馆现已与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书刊交流关系。中国的图书馆正和世界强国的图书馆接轨，在我们庆幸这一伟大之举的时刻，对那些积极传播西方图书馆文明，并促进中国近代国书馆建设的晚清外交功臣，我们将永远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