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原先是一介书生，在商业家庭的长期熏陶下，具有良好的商业思维和很高的发展起点，具有良好的发展大局观，因而，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能够抓住瞬息万变的商业机会，一变而为猪鬃行业的龙头老大，俗称“猪鬃大王”。其发展速度之快，方式之奇特，堪称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之一大奇观。
综观古耕虞传奇式的发家史，他的成功可以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形式来表示。
“小小的猪鬃”与世界大战1941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当地时间凌晨7时55分，日本轰炸机出其不意地飞临美军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上空，对尚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极大的胜利。历史上称之为“珍珠港”事件。美国被迫对日宣战，正式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同时也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中，一些美国将军和士兵，因为功勋卓著而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各类勋。但是，战争期间有一位来华特使，他仅仅靠回国后写的一本似乎与战争无缘的小册子，竟然也荣获了一枚勋。此书的书名为：《小小的猪鬃》。
“小小的猪鬃”也与世界大战有关系、影响到世界大战的胜负？大多数人不明就里，如同坠入云里雾中，难以将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起来。不要小看了这小小的猪鬃啊！它是中国传统的、自古形成的重要出口物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进口。即使在和平时期，美国工业的三大支柱：汽车、飞机、钢铁，除了钢铁以外，几乎都与猪鬃相关。特别是建筑工业，鬃刷使用率非常之高。这里是指工业用刷，而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所用，从发刷、牙刷、衣刷到鞋刷，到处都需要它。一旦发生了战争，鬃刷用途就更大了，从油漆兵舰、飞机、卡车到清洁大炮的炮筒，海陆空军都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把猪鬃列为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当中国沿海被日本军队占领、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所产猪鬃无法运出之时，为了取得中国的猪鬃，美国政府先是动用空军，后来又委托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用飞机从昆明、宜宾等地将猪鬃空运到印度。这条航线途经喜马拉雅山，飞行高度超过当时飞机一般飞行高度的一倍，而途中常常会碰到狂暴的气流，很容易使飞机破裂。一般来说，飞行的危险系数至少会有4%左右。美国不惜用飞行员生命这样的昂贵代价来换取中国的猪鬃，猪鬃作为战略物资、作为战争非常重要的原料，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这样看来，那位来华商谈猪鬃交易的特使，因为《小小的猪鬃》一书而获得勋，是可以理解的。民国时期一位商人由于做起了猪鬃生意，而大大崛起于工商界，成为世界级的“猪鬃大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苏、美、英等盟国都急需猪鬃，他们曾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了一个由三大国代表共同参加的猪鬃分配机构，专门负责如何向中国交涉取得猪鬃，并商量如何加以分配。英、美两国国内也各自设立机构来分配这个战略物资给各个工业部门。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往往立即去和一位中国商人接洽。而这位商人，就是古耕虞。
“古青记”+T型人才=猪鬃大王
1905年，古耕虞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做猪鬃生意的世家里。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的叔祖父古绥之就经营起猪鬃生意了，后来父死子继，衣钵相传。这份传家的事业最初也只是一个封建性的独资经营的川帮行业，但到了古耕虞这一代的时候，却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再一跃而成为资本雄厚、驰名世界的托拉斯组织，生意最好的时候占到世界总产量的70%。这样的成功经营和发展速度，在民国时期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知道，企业成功与否，除了时代、环境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经营者的内在素质和知识才能，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后者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古耕虞一家的发家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20世纪初，古绥之在重庆开设了“正顺德”、“同茂丰”山货字号，经营很有特色，加之他善于周旋，在生意场上一直左右逢源，红红火火，并当上了重庆总商会的会长。当时的四川，大小军阀割据，洋行林立；为了做好生意，古绥之一边自己与各个军阀交往，一边让自己的儿子古学渊去做英国白理洋行买办。这样，古绥之凭着“重庆总商会会长”和“白理洋行”的关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取得了自身的小小成功。
到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这一代的时候，古家的生意有了较大的起色。古槐青年轻时弃学经商，一边长驻上海，为古绥之的山货字号做伙计；一边自己开设了“古青记”山货行。1914～1919年世界大战期间，他看准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在欧洲火并、无暇东顾的时机，转而经营纱布，从中发了大财。虽然他也和第一代一样，把货交给洋行，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但他不像古绥之那样甚至把猪鬃的商标交由外国洋行命名为“牛牌”，而是将自己的商标定为“虎牌”。“牛”、“虎”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却形象地显示了前者是任人宰割，而后者则意欲摆脱洋行的羁绊，寻求独立经营的势头。“虎牌”商标加以自身经营纱布，古槐青就是这样逐渐脱离了洋行的束缚，为“古青记”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古耕虞这一代，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次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随之到来。中国人民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重庆的洋行也都慌忙撤到上海。于是，民族资本家有了喘息的机会，古家遂有了垄断重庆山货出口的良机。
该年，古耕虞继承父业，当了“古青记”的少掌柜，时年二十出头。二十多岁做少掌柜，也许不算稀奇，称奇的是古耕虞小小的年龄出道便脱颖而出，执行业之牛耳。事情发生1927年的某一天，两个美国人代表美国的孔公司来到重庆。尽管“虎牌”猪鬃这个时候已经蜚声美国，这家公司此前还是从伦敦的英国公司那里进口“虎牌”猪鬃。重庆的洋行撤离后，这家公司为了多得利润，很想摆脱上海和伦敦的中国商人，直接从“古青记”进货。当时，英国还是不可一世的“海上霸国”，美国也对其退避三舍，不敢冒犯它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来到中国，还不敢明目张胆，只能打着调查了解重庆的猪鬃生产和市场情况的幌子。最初，他们在重庆找到的是当时重庆最大的猪鬃供应商峤济山货字号的老板吴懋卿。可吴老板只是一个知道把猪鬃卖给洋行的封建商人，既不懂外语，更不懂国际贸易为何物。吴老板陪客人参观了几家猪鬃加工工场后，就不知道如何与外国客商把事情进行到底了。于是，两个美国人又找到了山货业同业公会，公会请了一位在教会举办的医院里当护士长的罗太太做翻译；这位老太太英语很不错，对于猪鬃却是一窍不通。翻译了半天，美国人也不知所云。
最后，他们找到了古耕虞。一见之下，美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想到这只红色老“虎”牌的主人竟然年纪如此之轻，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把重庆猪鬃的所有情况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双方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即签订了密约。开始他们先建立联系，古耕虞以一部分“虎”牌猪鬃直接出口给美国的这家公司，以后逐渐增加数量，最终甩掉上海洋商，这家公司的全部用量直接从古耕虞那里进货。
大凡商业，经营层次和中间环节越多，层层加码之后，成本也必然越高，利润也必然越来越薄。古耕虞的猪鬃直接出口给美国，去掉了中间环节，使得他的利润大增，很快地，古耕虞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近水楼台的是吴懋卿，最终得月的却是古耕虞，个中原因值得回味。古耕虞后来在多种场合谦虚地说，他的成功是外在原因造就的。但这件事说明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小时候遭遇的一件小事，古耕虞记忆很深。那是他在中学三年级读书的时候，暑假里的某一天，他父亲古槐青回家告诉他，隆茂洋行的买办程桂亭欺负他不懂英语，不懂外贸的基本知识，收购了他价值20万两银圆的猪鬃，借口他的货物质量较次，不付价款。父亲非常气愤，要古耕虞同他前去见隆茂洋行的洋大班，替他做翻译。他们见面后，古槐青据理力争，古耕虞逐字逐句地翻译，在事实面前，洋大班无法抵赖，只得把所有的款项支付给了古槐青。这件事情使古耕虞认识到外国商人和买办的可恨，他们既赚中国人的钱，还要拿气给中国人受。古耕虞想：把商品直接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去，才能够免受洋行和买办的盘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学习好英文和对外贸易、运输、保险、金融等方面的知识。
于是，他没有走传统的求学之路，而是让他的父亲把他送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英文，之后又到南通张謇先生创办的纺织学堂学习技术。在短短四年的求学期间里，他大量地阅读中外古今的经济学著作，从陶朱公、范蠡到亚当·斯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经济方面的学说和经营家的实践活动方面的书籍，一一拜读。其中，《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和《福特管理》这两本书更是给了他莫大的启发。作为最初“美国之梦”的榜样和鼓吹者，富兰克林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严密的学说；作为美国著名企业家，亨利·福特有着系统的管理思想，有一套关于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的学问。这些，深深地吸引着古耕虞，他悉心钻研，深得要点，在以后的企业经营活动中，他常常借鉴，并且视福特管理思想为圭臬。
刻苦学习的古耕虞知识渊博，成了当时罕见的“T”型人才，即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人才。纵向，是指他的专业，他精通国际贸易；横向，是指与他专业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学科，包括经济学、银行学、市场学，各国法律、税务、运输、保险、外语等。所以，他能够很容易地与美国的孔公司签订了合同，使得产品直接进入美国市场。
自此之后，他不但达到了最初抱定的直接外销的目的，也在这种有利的局面下，甩掉了洋行和本地商人的残酷竞争。到了1934年的时候，古青记的资本已经相当雄厚，从事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见到他们在上海市场上售出甚多，就将这笔外汇安排进它的业务之中，由该行上海总行指令重庆行给他们押款100万元，以外汇售出给该行作为条件，于是，“古青记”的银行信用资本增加得更多了。
商战中“减号”的特例：小鱼吃大鱼在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经济规律进行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天”，就是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企业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发展壮大；相反，盲目地从事商业活动，表面上看仿佛有机可乘，很快地，就会因为违反经济规律而在竞争中碰得头破血流。商业活动如同在海洋中的生物相互追杀，大鱼吃小鱼是常见的现象，也是相当残酷的现实；然而，古耕虞在“古青记”的经营管理中创造了奇迹，在商业战中一反常态地制造出了这样的特例：小鱼吃大鱼。
古耕虞初出茅庐时，“古青记”在同行业中并没有处于优势地位，从资本的数量上说，还是条“小鱼”。当时，四川大军阀手下的一个军官张志和在政治上失意后，挟持50万元巨资开了一家和牲商号，专门做猪鬃生意，但是这位有钱有势的军阀既不懂国际贸易和市场规律，也不懂猪鬃生意的特殊性，尽管他是条“大鱼”，但在市场大潮中不能够自由游动，很快就关门了事。
在这个时期，和古耕虞较量的官僚资本，主要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财阀，其中一条最具代表性的“大鱼”就是朱文熊的合中公司。
朱文熊，江浙财阀、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的妹夫，他的合中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0万元，比张志和的商号还要大九倍。1934～1935年间，朱在重庆设立分公司，开始经营猪鬃。当时，“古青记”虽然有了发展，但与朱的和中公司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朱自以为实力雄厚，竟然咄咄逼人，向古耕虞提出无理要求，要他将“虎牌”猪鬃完全就地销售，由他的公司收购出口。古耕虞婉言谢绝。朱气势汹汹，就在重庆出高价收购猪鬃，意欲把古耕虞排出市场之外。在强敌面前，古耕虞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被他的气势所吓倒。他非常清楚，猪鬃的收购、加工和售卖技术复杂，如果没有熟练的技术人才，非失败不可。古家经营猪鬃事业，已经有三代了，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熟悉猪鬃各道工序的技术人才，这一点优势是朱文熊不可能拥有的。
古、朱大战的序幕拉开后，古就有意提高“虎牌”猪鬃的质量，暗地里指使别人把次货售与朱文熊。蒙在鼓里的朱买到这批次货，却浑然不知，依旧要将几千箱货发运到英国伦敦市场上去卖。英国人多年来习惯了古耕虞的“虎牌”猪鬃，不大愿意购买其他品牌的产品。朱文熊的产品一下子成了滞销货。眼见产品销不出去，朱竟然不顾冒牌之嫌疑，改商标为“飞虎牌”，自吹质量比“虎牌”还好。古耕虞见状，心中窃喜，便故意把自己的虎牌猪鬃价格压低，造成“虎”牌猪鬃价廉物美而“飞虎牌”猪鬃价高质次的鲜明对比。当英国购买方见到朱的猪鬃货次价高，纷纷要求退货还钱，赔偿损失。
朱文熊一下子慌了手脚，便赶紧找到国民党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从中交涉，可是英国商人根本不买账，坚决要求退货。无奈的朱文熊自知难以再和古耕虞较量，为了减少损失，他只好争取赔款而不退货的方式解决问题。按照当时英国仲裁法令，赔款如超过货价12.5%，买主有权接受赔款，也有权将货退回卖主，要求赔偿一切损失。赔款数额毕竟有限，退货则损失更大。朱文熊自己不好意思出面，不惜约请张公权之弟张禹九去重庆拜访古耕虞，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业务为条件，请求古能够出面调解他在伦敦的纠纷。古耕虞顺水推舟，写信、打电报到英国替他说情，最终帮助他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前后不到半年，朱文熊这条“大鱼”就被古耕虞吃掉了。
经过数年的竞争和兼并，重庆经营猪鬃的出口商除了“古青记”之外，只剩下了三家。这三家没有倒闭，业务却奄奄不拯，根本就不是古耕虞的对手。到了抗战前夕，古耕虞便将这三家商号并入“古青记”，成立了四川畜产公司，简称“川畜”。
“古青记”在初期，就大有“异军突起”之势，之后有了“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的声誉；而成立“川畜”时，古耕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重庆山货市场的霸主了。但是，这些对于古耕虞来说，并非事业的终点，他的目标在于：问鼎中原，垄断全国。
“乘”的不仅仅是商业利润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由于备战物资需求量大，而猪鬃生产却因战争的影响大为减少，因此，猪鬃价格暴涨，重庆27号配箱每磅由1.2元涨到3.3元，同时外汇美元价格又由3.3元改订为20元，这样一来，古耕虞的“川畜”公司作为同行业的佼佼者，必然获得了暴利。
各方资本见到有利可图，也纷纷申请成立公司，加工猪鬃以图出口。国民党政府也通过统购统销和成立复兴公司来限制古耕虞，“川畜”工作人员常常受到军队、特务和税收机关的种种刁难、勒索和压榨。然而，在古耕虞的运筹经营下，“川畜”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断地向前发展，地位反而大大提高了，从一个地方性的川帮企业上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企业。除了在四川之外，“川畜”还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河南等省广泛设立收购和加工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川畜”的“虎牌”猪鬃占到销售量的20%，“虎牌”猪鬃的声誉比战前更高了，英美的进口商全都知道“川畜”的名声，知道中国的猪鬃大王古耕虞和他的“虎牌”商标。有了这样一个稳固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川畜”摆脱了统购统销政策，在自由贸易中迅速得到发展，很快沿江而下，到达汉口、上海，并且北上占领了天津主阵地，打击了美商万记和英商怡和洋行的夜郎自大的嚣张气焰。1946～1947年，“川畜”的业务异常发达，每年的营业额均达到一千余万美元，获利100万美元，纯利润率达到10%；1948年，营业额高达三千余万美元，纯利润率为30%左右。按照资本算来，“川畜”注册时资金仅为16万美元，除去每年股东所分的利润外，到1948年，“川畜”的全部资金约为700万美元，商业资本净增四十多倍。
在这期间，古耕虞不仅在经营上取得了成倍的收益，在其他方面，他的收获比资本收益还要大。作为一个资本家，古耕虞深深知道，自己公司的起步、发展和壮大，离不开职工的劳动，如果劳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双方的矛盾便是一个具有很大内耗的不利因素。因此，他非常注意改善劳资关系，尽量减少双方的利益冲突。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他有“一套软化收买职工的办法”。除了给予高薪之外，利用送股票的办法来收买职员，使他们都拥有“川畜”的股票，同时，职工组织福利委员会也拥有25%的股票。这样一来，职工就被“资方化”了，变得劳不劳、资不资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公司的小股东了，并且进而都想成为大股东，发财致富，于是，职工就不愿与资方对立，劳资矛盾得到缓解。抗日战争时期“川畜”的工厂被日本飞机轰炸时，工人们都能够抢救猪鬃，使损失达到最低限度，这一方面说明工人阶级的觉悟高，努力生产以支持抗战，另一方面也说明古耕虞的劳资政策的确起了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古耕虞并不像别的资本家那样，对于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是理解他们的合理要求，给他们分析工资不高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个政策不利于公司的自由竞争和发展。当工人们表示要罢工游行的时候，他也表示支持。在工人们罢工的压力和各方面的舆论支持下，国民党政府只好废止了统购统销法令，实行自由贸易。古耕虞就是这样，把劳资矛盾转变为统一对外，团结起来向国民党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斗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耕虞的这一系列管理措施是行之有效的，是另一种看不见、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资本。
古耕虞的“川畜”公司能够在国际上打响，除了他有雄厚的资本以外，他的猪鬃产品的商标被称为“红色的老虎”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外国买主只认中国的“虎牌”猪鬃，也只是因为相信“虎牌”鬃，而不管从事“虎牌”猪鬃出口的是“古青记”，还是“川畜”，是国民党统购统销时的复兴公司，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猪鬃公司，这是因为“虎牌”猪鬃的质量和信誉已经深得国外买主的人心。由此看来，古耕虞的“虎牌”是他的一张王牌，那是比信用证更具有效力的资本。当然，古耕虞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颇费一番心血的。猪鬃生产因为季节的不同，质量是有所不同的，而古耕虞却使得自己的产品全年都是一个标准，不至于一时好，一时坏，几十年内的成品率几乎完全一样，外国买主看到“虎牌”商标，就可以放心地购买，无须担心质量问题。做生意，重合同、守信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川畜”在与人做生意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毁约或者其他有损于买主的事情。即使成交后发生了不属于古耕虞他们公司的意外情况，古耕虞也力所能及地替买主分忧。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来，自己受损，实际获益很大。正如古耕虞所说，这是“不能以数字来说明的资本”。外国买主这样说：“和古耕虞订立合同，可以安心睡觉，绝不至于有任何问题发生。”“古耕虞的合同和英格兰银行的信用一样，绝不会发生问题。”
作为一个商人，古耕虞当然知道心里想着赚钱，但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却不仅仅只想着赚钱。古耕虞一家三代人的经营史，充满了半殖民地时期洋商予以的剥削和欺侮，而古耕虞以自己的努力向世人显示了中国人的才智和骨气。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一方面以自己的信誉赢得了洋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以自己的实力在洋人面前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自豪。古耕虞看到，一些外国冒险家来华时两手空空，只凭着在华特权，利用中国买办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就能够发大财。旧中国之所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最大的“乐”就在于那些只图自己发财，不惜在洋人面前奴颜媚骨的中国人替他们做买办。古耕虞非常痛恨这些外国冒险家，也痛恨那些没有骨气的中国“奴隶”。1932年，古耕虞就以自己的智谋，把一个美国的不速之容纳尔斯赶了回去。当时，纳尔斯以为中国是个发横财的乐园，重庆又属于天府之国，只凭着一张信用证就只身一人来到重庆打天下，企图在山货商那里赚大钱。可惜，他遇上了古耕虞这个克星，古耕虞略施小计，就把这个美国人闹得骑虎难下；纳尔斯只好把购得的羊皮全部转手给了“古青记”出口，灰溜溜地离开了古耕虞的地盘。冒险家的美梦成了一枕黄粱。
1948年，在猪鬃价格一度下跌的形势下，美国一些公司见到有利可图，纷纷联合起来，相约压价。古耕虞知道这是一次勇气和骨气的较量，经过深思熟虑，他下决心，把所有的猪鬃收买起来，并且要同业最好也不要卖给美商，以免损害中国的利益。当时，他共计收买了一万多箱猪鬃，并以一百多万美元贷给国内各专业机构。美国商人对他说：“你买下这么多，如果我们不买你的，看你怎么办？”古耕虞十分自信地说：“你们非买不可。如果你们三年不买，我就把猪鬃扔掉，自己跳海。”过不了多久，美国商人就支撑不下去了，鬃价一下暴涨了50%。古耕虞这一大胆的措施，使得自己的公司利润大增，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维护了中国人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资金。“川畜”被冻结的资金有七百多万美元。古耕虞决定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交涉，去香港之前，有人从安全的角度，劝他不要去交涉，但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族自豪感的古耕虞还是去了，经过反复交涉，终于把这笔资金解冻了。
作为一个商人，古耕虞最初对国内政治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实业家，不关心政治行吗？”从他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的起步成功，就是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潮。他说过：“我之所以成为猪鬃大王，是共产党帮了我的忙。”如果说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起步，毕竟还多少带有点勉强性的话，那么，国共两党的一推一拉的不同态度，则使他有了正确选择的机会。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自身利益出发，限制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把古耕虞一直视作眼中钉，可是又在生意上斗不过他，才让他发展。由于古耕虞一直反对官僚资本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不合理政策，蒋介石大为恼火，曾经把他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资格取消了；“太子”蒋经国更是以坐牢、杀头相威胁，强迫他执行国民党的政策。正是国民党的强压措施，而共产党一向对于民族工商业实行团结的政策，使得他最终告别国民党，悄悄地向共产党靠拢。
“除”的辩证法表面上看来，“除”意味着消灭或者减少。但是，如果除去一个分母是一个小于1的数，或者从整体与部分的比较来看，除去一个部分，反而能够有助于整体的利益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对于古耕虞来说，这个小于1的分母就是那些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有及时的除去，才能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川畜”虽然是在“古青记”这个父子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古耕虞在经营上，却开放股权给予外姓人，宣布这个事业是社会上的事业，不是姓古一家的独占。在董事会和企业领导机构里，他也是采取了选贤任能的方法。为了企业的大发展，他多次“三顾茅庐”请来能人。他的表兄违反了公司程的重要规定，古耕虞认为这样一个不利因素不予以排除，就不能对于其他人予以严格要求，毫不姑息地将他开除。这一“除法”的结果，无疑是大大有利于公司的。
1949年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当时，关于“川畜”公司的前途问题，公司内部有多种主张。古耕虞是如何做的呢？在1950年春天，他在香港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立即赶赴北京，在一席长谈之后，他立即把自己的百万家业全部交给政府，这一举动，比以后的公私合营整整早了六年。在公司大会上，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驯服的老虎为我们古家服务了几十年，以后又为四川畜产公司服务了11年，现在这个老虎应该归顺于人民，永远为人民服务。我想，‘川畜’的全体职工都会为这个老虎能为人民服务而感到骄傲……红色老虎……真正地红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甚至将他比做三国时期的阿斗，古耕虞却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要全体人民一起富裕，作为旧中国的百万富翁，只有顺应这一时代的大潮流，才能够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作用。近百年来，中国备受外族的欺凌，也使得他不愿意像有的资本家那样移居外国当二等公民，继续遭受歧视。作为一个猪鬃大王和百万富翁不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还可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川畜”虽然“除”去了，但是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外贸事业，却有着很大的帮助。一个私营企业消失了，一个新国家的外贸事业却站起来了，古耕虞在自己的国家里得到了新生。这就是古耕虞的“除”的辩证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古耕虞虽已年逾八旬，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余热，他向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受到国家的重视和采纳。今天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形势中，迈出了新的改革步伐，古耕虞这位“猪鬃大王”的经营史很值得我们研究，他的经营管理思想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也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