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提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以说是名噪一时。它的创始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俩，中国卷烟工业中首屈一指的民族资本家，声誉卓著。
简氏兄弟创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尽管也经历多年的厄运，曾经被英美烟草公司逼得无路可走，但简氏兄弟凭借不挠的精神和勇气，坚持把南洋公司经营了下来。在竞争恶劣、政治复杂、生存无保的条件下，简氏兄弟硬是把南洋公司在众多的外商竞争者中，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生意遍布中国的每一块土地，品牌响彻神州。
民族实业家简照南自立名号惨淡经营简照南，生于1870年，其弟简玉阶，生于1875年。广东南海市黎涌乡人。其父简汉达以建筑为业，其母潘氏，贤淑能文，家庭和睦康乐。简照南13岁时，父亲突然病逝。家里失去了父亲这棵擎天柱后，情况急转直下，一家六口，生活顿时陷入了艰难之中，简照南只得忍痛辍学，扭竹叶、拾柴枝，照顾弟妹，帮助母亲撑起这个家。
过了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早年出洋谋生的叔父简铭石在香港发了财，简照南便恳求母亲让他去找叔父。母亲担心他年纪小，不肯答应，一直到他17岁时，才洒泪相允。简照南立即打点行装来了香港，简铭石见到侄儿模样机灵，心中很是高兴，便将他留在身边做助手，往来于日本、香港间收取账款。简照南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几年以后就可以独当一面了。简照南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虽然这时工作得心应手，酬劳丰厚，但他并不满足于区区小利，总想自树一帜，自己做出一番成就出来。叔父当时资助了他一些钱财，简照南便开始自立商号经营了。
简照南的商号名“东盛泰”，位于日本神户，专门从事海货、布匹等进出口货物的批发。由于简照南的勤劳，业务发展迅速，1893年，简玉阶也来到日本，跟随哥哥学习商务。
几年以后，简照南又在香港设立“怡兴泰”商号，由简玉阶主持，专营土洋杂货。同时，简照南又创立“顺泰”轮船公司，开始的时候租船行驶于越南、缅甸之间，后又购置“广东丸”巨轮一艘，往来日本、泰国和越南一带，甚至远的地方到达欧美的各大商埠。由于当时的中国公民不能领取公海航行的执照，简照南便加入了日本籍，取名松本照南。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简氏兄弟的事业日趋兴旺。但天有不测风云，“广东丸”遇事沉没，一下子亏损了巨额的资本，他们再也无力购置新船，兄弟俩只得放弃了航运业。
尽管这一打击颇为沉重，但是简氏兄弟并没有被击倒，反而在酝酿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
初创“南洋”困苦中失利19世纪90年代，英美商人开始将纸烟贩运到我国，国人吸用纸烟的习惯渐渐养成。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成立，总部设在伦敦。这一国际性的托拉斯公司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而中国是它最大的消费市场。它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以及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关税条款，巧取豪夺，从城市到乡村，几乎无孔不入，我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腰包。
为了挽回利权，有识之士纷纷创办烟厂，与英美烟草公司抗争。当时的上海有三星烟厂、德麟烟厂，北京有大象烟厂，天津有北洋烟厂，但不管在质量、数量、规模上都不可与英美烟草公司同日而语。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刺激了素有“实业救国”思想的简氏兄弟的爱国心；有识之士开办烟厂的勇敢行为，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兄弟俩决定创办烟厂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不过，一旦正式着手筹备，他们就傻眼了，办烟厂耗资巨大，至少要有10万元，而此时兄弟俩只有四万元积蓄，缺口很大。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际，越南华侨曾星湖帮助了他们，叔父简铭石也再次伸出了援救之手，这样，才合股10万元，在香港东区罗素街购地建厂。他们购得日本旧蝴蝶式卷烟机四台，1905年，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正式在香港成立，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
1906年农历的4月，各种机器设备安装就绪，开始制造香烟。不料，香烟投放市场以后，颇受冷遇，简氏兄弟忙到市场上去摸底，发现症结在于配方不当，不合人们的口味，制作也过于粗糙，他们回去以后立即改进配方，狠抓质量，终于让生产的“白鹤”牌香烟逐渐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一面世，英美烟草公司就剑拔弩张，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借口“南洋”所产的“白鹤”牌香烟与他们出品的“红玫瑰”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相同，诬其“影射”，并借香港巡理府的势力强行集中了两千余元的“南洋”产品，当众焚毁。简氏兄弟被迫放弃“白鹤”商标，改为“双喜”、“飞马”两种新牌子，不久，这两种香烟又走俏市场。英美公司故伎重演，指责“双喜”与其“三炮台”香烟的装潢相似，派人警告简照南，要他立即停售“双喜”，否则以仿冒的罪名控告他，同时，又派人向香港、九龙各烟贩发出警告，禁止售卖“南洋”产品，否则立即起诉，烟贩们慑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势力，大多不敢公开陈列“南洋”生产的香烟。
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围剿”下，“南洋”一蹶不振，前后开工仅13个月，负债却达十余万元。
面临此绝境，意志坚强的简氏兄弟没有退缩，他们一面向简铭石求援，陆续借得九万元；一面结束了怡兴泰号的业务，集中资金精力，全力以赴经营南洋，力求回天。但天不遂人愿，销路一直无法打开，“旧债未填，新债又起”，无奈之下，兄弟俩只得于1908年5月忍痛宣布破产拍卖。
再建“南洋”抗争中发展“南洋”公司拍卖时，机器物料价值九万元，但是无人敢买，因为当时英美烟草公司的实力过于雄厚，且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民族资本敢有一争的，无不倒闭；如京、津、沪的民族资本所办的烟厂都在外国资本的排挤下破产了。所以，人们都把办烟厂视为畏途。简铭石得知后，又一次慷慨相助，他出资竞投，用九万元买入，经整理后，再交给简照南兄弟去经营，这次在公司的股份中，简氏兄弟占94%以上，故易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为总经理，简玉阶为副总经理，在香港重新注册为无限公司，并于1909年2月第二次正式营业。这次，简氏兄弟挥去心头失败的阴影，抖擞精神，决心再做一搏。
当时，公司仍是负债经营，为多方开源起见，简照南决定两条腿走路，他派简玉阶到马来西亚重开“怡兴泰”商号，边经营土洋杂货，边推销公司香烟，同时，又在泰国开设“怡生”公司，重操旧业。由于经营得当，一年就赢利四万元，不久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虽然商业上蒸蒸日上，但烟厂的经营依然艰难。1910年香烟方面的亏损逾万元。为了找出原因，简照南深入市场，同时派出得力调查员去南洋各地和全国各省，详细调查“南洋”烟和“英美”烟的动态，提出改进意见，并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为宣传口号。这样，“南洋”的产品逐渐得到改进，终于为消费者所喜爱，到1911年，扭亏为盈，获利两万元，这是南洋关键性的转折时期。
在历年磕磕绊绊的惨淡经营中，“南洋”公司终于也可以赢利了。这极大地激励了简氏兄弟，增强了他们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一下子激发了海外游子的爱国热情，国货顿时开始畅销起来了。“南洋兄弟”的香烟开始畅销在南洋诸岛，仅爪哇一地，月销“飞马”牌香烟就达1000箱（每箱五万支），1912年，“南洋”获利四万元。简照南终于尝到了办烟厂的甜头，信心百倍，干劲大增。
为了增加利润，简照南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起初，公司所用的烟叶以进口美国的烟叶为主，价格高，又受国外的控制，简照南便决定自己解决原料问题。1913年，他从美国引进烟叶种子，在山东、河南等地请农民试种，获得了成功。不久，又投资50万元，在山东设立收烟厂，这样，有了原料的来源，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这一年，公司获利10万元。第二年又获利16万元后，简照南决定结束马来西亚的土洋杂货商务，召简玉阶回港全力运筹“南洋”，马来西亚的纸烟推销业务交给五弟简英甫负责。
1914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岁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民族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大战，英美烟草公司的原料和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竞争力大大减弱。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简氏兄弟充分地显示了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巨大的魄力，他们把全部的利润都用做投资，扩大再生产。于是，1914年后，“南洋”的营业额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分支机构遍布南洋诸岛，国内的代理店也不断地增加。
“南洋”的蓬勃发展，使得英美烟草公司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为了挤垮这个新生的企业，他们使出了一条条的毒计。首先，凭借他们雄厚的实力销价竞销，增生新品。开始，英美烟草公司提出收买南洋，他们派买办部的邬诞生去和简照南接触，谈判收买事宜，当时“南洋”的全部资产是50万元，“英美”愿出100万元买下，同时又威胁简氏如果不同意，就会采取其他的手段对付他。简照南悲愤地想到：“南洋”就像刚会走步的新生儿，却又要惨遭夭折！他又气又恨，但想到当时“南洋”的主要基地和工厂都在香港，处于外人的势力之下，不答应就前途叵测，而答应了又不甘心，怎么办？简照南焦虑万分，夜不能寐，整天想着怎样来对付“英美”所施的毒计。突然，头脑中灵光一现，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不是要收买吗？对，就来个将计就计。
于是，他便回信“英美”说：收买可以，但要300万元才肯卖，否则免谈。这下，“英美”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知道“南洋”索价此数，就是不肯卖，同时又怕真的成交后，简照南拿到这笔钱去另起炉灶，那时更是如虎添翼，更难对付，不如现在就将他彻底地打垮。
于是，他们立即把250元一箱的“Bood Beam”烟降价一半销售，企图带动市面上香烟价格的大幅度下降，造成“南洋”的亏本。同时，他们还针对“南洋”的销售渠道，随时削价，甚至煽动小贩买贵卖贱，暗中给予补贴，意欲一举挤垮势单力薄的“南洋”。接着，他们又针对“南洋”的产品推出了新的牌子来抵制，如在东北推出了“白刀”，抵制“南洋”的“飞船”牌；以“大头针”抵制“南洋”的“地球”牌。此外，还在宣传上向“南洋”大打攻击战。他们或在每个货箱内附赠小玩意，或以空烟盒换烟，或烟盒内附赠彩票，派人到处散送，街招广告更是不惜千金，甚至各地的妓院也成了宣传的重点。
为了打击“南洋”的销售，困死“南洋”，“英美”还对意图兼做“南洋”代理的商号进行打击，取消他们的基本号代理权，并用津贴月费的方式，收买各代理商号，专售他们的产品。
最为卑鄙的是，“英美”挖空心思打击“南洋”商标，败坏“南洋”的商誉，除了商标打击外，于1915年又故伎重演，对“南洋”的“三喜”烟提出指责，强说“三喜”影射了他们的“三炮台”，逼迫简照南将其改为“喜鹊”，致使销路减少1/3.英美烟草公司还故意购进大量的“南洋”烟，等到霉变了再批售出去，之后又唆使烟贩到“南洋”换掉，要求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
为了进一步打垮“南洋”，“英美”还指使不良商贩将已霉变的“南洋”烟沿街叫卖，大降其价，以此蒙骗不明真相之人。他们还在海外大造舆论，污蔑“南洋”出品为日货，指派公司的代理人四处活动，每星期六进行聚会，散布谣言，说什么“南洋”是日本人的资本，厂里的上等人都是日本人，而做苦力的都是中国人，指派人到各柜台“买烟”，见有“南洋”商标的，就说押“这是日货，我不要选”以此来惑众。种种的伎俩，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南洋”香烟的信誉出现了危机。
面对英美公司的步步逼近，简照南兄弟没有被吓倒，凭着一腔的爱国热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简照南知道，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乎民众，为了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他再次提出“中国人请用中国烟”的口号，把它印成宣传品，遍贴市场，又在“飞马”牌的烟包上印上“振兴国货”四个醒目的大字，以此来激起人们的国货意识。针对英美公司竞销和集中货源的策略，简照南决定把“南洋”出产的“兵船”牌香烟降为215元一箱，比英美公司的名牌“派律”还要优惠。此法试行一个月，“南洋”非但没有被挤出市场，反而大行其道，销量猛增。而且，简照南趁“英美”将其“派律”烟收集在沪，别埠世面空虚混乱之机，主动出击，将“南洋”打向外埠，迅速占领了市场，使“英美”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为了赢得更多的消费者，简照南采用有奖销售的办法，烟盒都藏有奖票、奖品，大者金表，小者也是名家字画。在“飞马”牌和“喜鹊”牌的包装里，都附着一张硬纸画片，画上绘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上的人物像，十二张一套。小孩子都很喜欢这些栩栩如生的画片，常向大人讨取，这样，就使得大人们不断地买“南洋”的烟，这个点子确实令人叫绝。
1915年的9月，农商部举办国货展览会，简照南得知将有许多的政府要员光临展览会，觉得这是扩大“南洋”影响的绝好时机，便积极准备，精心制作了一批香烟送去参展。在展览会期间，“南洋”的代表异常活跃，拜会了袁世凯、黎元洪等人以及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高官，奉送了许多的香烟，他们吸后，都表示味道香醇，质量上乘，这样一来，“南洋”烟名声大振了。
简照南也深知新闻舆论的重要性，时常派人和记者联络感情，吃吃饭，聊聊天，关系搞得很是融洽。所以，在和英美公司的竞争中，总能赢得舆论的同情。
针对“英美”指责“三喜”商标与“三炮台”用同一纸色的故伎，简照南毅然将“三喜”改为“喜鹊”，并将不得已之苦衷诉诸社会，省港报刊披露了“英美”的无礼苛求后，烟贩与吸取同时激愤，都为“南洋”打抱不平，而“喜鹊”的销量也因之大增。据广州调查员报告，由于广州分局货少，白天卖烟的时间不多，因此每天等烟的人总在二三百个，而原来行销于市的“三炮台”却销路呆滞，很少有人问津。
简照南兄弟还积极赞助公益事业，以此扩大公司的影响。当时的坝罗有个育才学校，因经费的困难行将解散，简玉阶得知后，自愿提出每箱烟抽银一元，以此来补贴学校，使学校得以继续开办，群众交口赞誉。1915年广东发生了水灾，人们流离失所，简照南兄弟独力组织救灾机构，购置了一个小货轮，携带粮食到各地救济，船头上树一旗帜，上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一时间，好评如潮，产品的销路更畅。
就这样，简照南兄弟挫败了英美公司的吞并野心和随之而来的疯狂报复，保护了企业的独立自主，扩大了企业的影响，拓展了企业的销路。
1915～1916年，“南洋”日产香烟600万支，产品达11个牌子，有“飞艇”、“飞马”、“双喜”、“三喜”、“四喜”、“地球”、“喜鹊”、“发财”、“狮球”、“三夫人”、“自由钟”等，其中前三个牌子的香烟广受青睐，经常宣告断市。“南洋”的贸易额达500万元，每年赢利高达100万元以上，“南洋”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1915年以前，南洋公司的营销重心在南洋各地及华南地区，对上海这个远东大都市无力顾及，所以上海及长江流域一直是英美公司的天下。1915年，“南洋”的产品才第一次踏上这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简照南认识到，只有占领了上海市场，产品才能真正地打开销路，因为上海的影响力是无论哪个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打开上海市场是打开长江流域及北方商埠市场的基础。为了在这样烟泛滥的十里洋场占据一席之地，简照南兄弟仔细研究了上海人的心理和口味习惯，改进了广告宣传及香烟的配方，并通过减价、分送、试吸等手段，逐渐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各纸烟店纷纷要求进货。简照南兄弟被上海及长江流域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所鼓舞，决定在上海设厂制烟，以节约时间，加速资金的周转。1916年，在广东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6年在上海设立的制造厂人劳敬修的协助下，租下东百老汇路栈房，将之改建厂房，从日本、美国购买新式卷烟机，正式开工。
上海烟厂开工以后，由于用人得当，产品适销对路，声誉日隆，经常供不应求。简照南便进一步扩建厂房，几年之后，宏伟的厂房矗立在黄浦江畔，共有70架卷烟机，每架机器每分钟制烟三百余支，每天可出烟一千余万支，规模之大，产量之多，令人咋舌。1917年一年，“南洋”赢利达150万元，“南洋”成了唯一能够和“英美”称雄论霸的民族资本烟厂，颇受国人注目。
看着“南洋”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英美公司坐卧不安，千方百计地寻找对策来剪除这个心腹大患。上次收买不成，这次变了一个花样，提议合并。1917年，“英美”在中国的负责人托马斯向简照南提出了一个合并的方案，许以优惠的条件。方案提出：“南洋”可以不变更名称和形式，独立经营，间车装包司公草烟弟兄洋南总经理仍由简照南兄弟担当，英美烟草公司认购60%的股份，另外，还暗许简照南兄弟200万元的红利，不入公司的账目。当时，“南洋”虽然获利甚多，蒸蒸日上，但资本、销量仍不能与“英美”相提并论，因此，这个方案颇具有诱惑力。
简照南自与“英美”的代表接触后，不禁有些心动，便写信给香港的兄弟们商量，不料却得到兄弟们的一致反对，其中简玉阶态度最为坚决，他在回信中说押“昔之东吴，不屈事曹操，卒获三分天下。且我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两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盖吾国实业之薄弱，今日稍能与外人竞争，为全国人民注目者，以本公司为最。若一旦屈降洋人，纵不被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若不屈降空山（英美），合政府及国人之力与之抗争，未必一定失败。且我并非不堪一击，即如何剧烈，亦可支持五年、七年，俗语云：猛虎不及地头虫，他日各省能如广东之局面，则利权之大，势力之广，可以左右国中。”
铿锵之言、落地有声的话语，增强了简照南拒并的决心和勇气，他和“英美”巧妙周旋，顶住了压力，使“英美”的吞并阴谋又一次化为泡影。而“南洋”的营业，正如简玉阶所言，由于国人的支持，日益增进。1918年，营业额达一千四百余万元，利润突破200万元。同年，简照南兄弟将无限公司的南洋兄弟公司改为“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发行股票500万元，简氏兄弟看到了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它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遂决定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上海。于是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南洋”的业务重心逐渐移到上海，开始发挥上海独特的地理条件，将业务迅速向长江流域及北方各省渗透。
两次吞并失败后，“英美”并未善罢甘休，而是积极寻找机会不惜代价搞垮“南洋”。191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心，“英美”觉得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来了。
因为简照南曾加入日本国籍，有松本照南的名字，又曾用日商德田出面代“南洋”写信与“英美”谈判。于是，英美公司抓住这一点，买通流氓商人黄楚九到农商部活动，诬告南洋公司为日籍资本，农商部被收买，竟下令吊销南洋公司的执照，停止营业，禁止运销。一时间，惊涛骇浪，铺天盖地。南洋公司突受此致命打击，手足无措，当时简照南远在美国订购烟叶，闻讯后胆疾发作，入院治疗，病未痊愈就回国了，在和简玉阶等兄弟紧急磋商后，马上进行了反攻。
1919年5月14日，简照南第一次发表敬告国人的文告，为南洋公司辩护，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此后，又接连八次发表了“敬告国人”的文告，有力地揭露了英美公司利用青岛问题陷害南洋公司的阴谋，斥责了效忠英美、为虎作伥的走狗。这些文告，将英美公司企图扼杀民族企业的险恶用心昭示于天下，激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上海总商会、上海华侨联合会、上海粤侨联合会等各大团体，广东省工、商、学、善界以及海内外华侨，文电交驰，同声抗辩，纷纷提供证据，证明“南洋”是华人产业，表达对南洋公司振兴国货、挽回利权的爱国举动的赞赏，对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加以遏制的不满，希望政府下令农商部收回成命。
同时，简照南也争取主动，办妥了脱离日籍的手续，并登报做公开的声明，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恢复了南洋公司的注册。这样，“英美”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它的卑鄙行径受到国人的唾弃，大家纷纷购买“南洋”产品，而“英美”产品却受尽冷落，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与“英美”的激烈竞争中，简照南认识到，只有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才能在资金和实力上与外国资本做殊死的搏斗。于是，简照南决定改组“南洋”，向社会公开招股，他向各界宣布：“照南昆仲鉴于外侮之频仍，以为一家公司惧难久持，不如公诸国人，卑同胞咸获投资，合群策群力共简进行。”
简氏兄弟的选择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招股进展十分顺利，共招股1500万港元，每股20元，分75万股，简氏兄弟占60.6%。扩大改组后，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有天津、北京、营口、济南、青岛、汉口、南京、镇江、广东、汕头、厦门、云南、香港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处，工厂的规模也急剧扩大。上海有烟厂五所，香港有三所，汉口一所，同时还有宝兴锡纸厂、佛山烟嘴厂；并在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及安徽的刘府设立收烟、焙烟厂，制烟工人总数达几万人。其后数年，发展更为迅速。机器设备的价值，1921年比1920年增加了116.6%，1922年比1921年增加了35.7%；获利也更丰厚，1920年的赢利率是32.39%，1921年为29.27%，1922年为27.23%，新公司成立至1923年，每年赢利400万元之巨，“南洋”不再是稚嫩的少年，而是钢筋铁骨的青年了。两次吞并不成，“英美”并不甘心，1922年，又一次发动了吞并的攻势，但是，在简氏兄弟的精明抗争下，阴谋仍没有得逞。
1923年10月28日，正当“南洋”以不可阻挡的势头飞速发展时，简照南因胆疾病逝。简玉阶看到呕心沥血创业的兄长英年早逝，悲痛欲绝，发誓将简氏的五国事业之荣耀永远保持下去。但“英美”的捣乱，同行的竞争，简玉阶感到独木难支，“南洋”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1924年，盈利仅为48万元。
1925年发生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国人只用国货，英美公司销量骤减，“南洋”产品的销路一日千里。简玉阶决定扩充股份，在汉口、浦东各建了一厂，装备了高效率的美国新式卷烟机，并在全国各地增设分公司和代理店。这样，1925年、1926年两年期间，“南洋”的销售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简玉阶看到这样喜人的形式，踌躇满志，决心再展宏图。
由盛而衰终获新生商海沉浮，殊难预料。自1927年开始，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南洋”难以忍受，而且税收政策偏袒外国资本，又使得“英美”如虎添翼，这样，在竞争中，“南洋”的处境越来越不好，而且，简氏家族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严重，几乎成了分裂的局面。公司的管理也漏洞百出，成本居高不下，种种原因，都使南洋历年赢利的局面发生了逆转，1928年，亏损达两百余万元，1929年，更增至三百余万元。
无奈之下，简玉阶只得令上海厂停工，解散工人。同时把降低成本当成当务之急的大事。1930年，在坊子车站附近设立机器烤烟厂，一切建筑、设备均仿照英美烟草公司，烤烟机也是从美国订购的，非常先进，投产后，满足了所属烟厂的要求。这样，才降低了成本。
简玉阶还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加强广告宣传，其形式五花八门，有启事广告、招贴广告、路牌广告及电台广告、电影广告等。最令人叫绝的是与大中华火柴公司联合创制“大联珠”牌火柴广告，把产品印在火柴盒上，用户一拿火柴就能看到“南洋”的产品品牌，使“南洋”的产品深入人心。
简玉阶在1931年又把资本额减为1125万元，每股15元，尽管简玉阶竭尽全力地挽救“南洋”，但这些措施仍无法挽回民族资本衰落的厄运，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南洋”已奄奄一息。
面对破落的公司，简玉阶失去了信心。早就偷窥“南洋”的宋子文官僚资本集团乘虚而入，建议与“南洋”合作，简氏家族以半推半就的姿态迎合了宋子文集团的加入，以此想借助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及经济实力来实现“南洋”的复兴之梦。
宋子文集团取得了公司半数的股权，也就攫取了公司的控制权。简玉阶虽然贵为公司的总经理，实际上则退居到了闲散地位，毫无任何的权力可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洋”惨遭破坏，“八·一三”事变时，上海总厂被日军焚毁，公司的业务中心被迫移至香港、重庆。1937～1949年的12年间，公司一直被官僚资本集团所把持，“南洋”公司基本上和所有的官僚资本企业一样，很少有民族资本的味道了。在官僚资本集团的控制下，投机倒把，套购外汇，囤积居奇，搜刮资产，无所不为，大发国难财。甚至在抗日战争后，“南洋”还假借宋子文集团的政治地位，劫夺机器，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分配原料和销售上进行分赃合作。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简玉阶在实业界的崇高威望，日伪曾多方拉拢、利诱，企图与他“合作”，简玉阶都予以拒绝，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1949年全国解放后，简玉阶应邀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私合营后，他出任副董事长。1954年，他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简玉阶感慨万千地说：“在旧中国，‘南洋’也曾发展过，繁荣过，自己也曾为那一时的成功沾沾自喜，但是经不起帝国主义的压迫，官僚资本的摧残，结果变得奄奄一息，这种例子在中国民族工商业中是不少的。能够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的市场上被彻底打败，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正当他决心为祖国的工商业多做些贡献的时候，却于1957年10月，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