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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周恩来与绍兴爱国民主人士倡

(1993年12月)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恢弘气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高尚的道德风范,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统一富强,人民的民主幸福,真诚无私地团结了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不朽业绩,也惠及许多绍兴爱国民主人士。从他旅欧开始,直至70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本篇仅对周恩来与二十几位绍兴人士的有关事迹,作一概述,同时旁及其他十几位人士。在这二十几位人士中,包括蔡元培、鲁迅、王京岐、王子余、陶念强、孙福熙、邵力子、马寅初、何燮侯、胡愈之、曹天风、金善宝、袁雪芬等。他们中有四位,于1949年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此外,还有好些人士的有关史料,如吴觉农、胡子婴、王文娟等等的都未及写入,有待来日续篇。

本文从周恩来旅欧时期、1939年回故乡时期、其他时期等三个部分,依次叙述。

一、旅欧为同乡良师益友“办党”为中国民主革命

周恩来旅欧时期,“为中华崛起”和“共产花开”而奋斗进取,也为统一战线工作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里讲与绍兴同乡有关的几件事:

(一)周恩来、王京岐协同办党,成国共合作先驱

1923年6月,在旅法同胞中的国、共两党成员,由两个绍兴人———周恩来和王京岐为首率先实行合作。

王京岐,生于1895年,绍兴市嵊县中南人,其父业农兼营村店,系“重义乐助,豪侠之士”。王京岐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五四风潮使他为国效力之志益坚,为着实业救国,科技兴邦,于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同行的有赵世炎、肖三等130多名学友,乘轮在上海码头起程前,毛泽东等为他们送行。王京岐到法后,在刚夫郎司公学等校攻读工科,因为人正派,才学出众,又富于组织活动能力,在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成为一名学生中的自然领袖。

1 .王京岐和周恩来是在共同的斗争中相识相知的。在1921年2月至10月间,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王京岐等组织旅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第一次,为勤工俭学学生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请愿斗争,结果以基本达到要求告终。第二次,拒款斗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为购买军火扩大内战,密谋向法国借款5亿法郎。王等“闻悉大愤”,即与华工领袖袁子贞等发起拒款运动,“围使馆,发通电”,斗争最终获得胜利。第三次,“争回里大”的斗争。当时,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时日艰难,学习难以为继。中、法当局曾同意,里昂中法大学建成后让他们入学,但后来推翻承诺,却让从国内新招收的有产阶级子弟入学。为给勤工俭学学生争回里大入学权,周恩来指出:“途穷了,终须改变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当时,按“联合起来”的精神,周恩来留守后方作协调联络,蔡和森、王京岐等率先发队100多人冲入学校,实行占领。但在法国军警弹压下,斗争失败,众人被投入兵营监禁20余日,他们坚持狱中斗争,乃至绝食抗议。是年10月14日,蔡和森、王京岐、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先发队员,在法国武装胁迫下,被遣送回国。王京岐回到上海,“印宣言惨告各界”,指出这种监禁、遣送,“直接辱国人,间接辱国体”,“凡此伤心”,“希图报复”。在上述大规模的共同斗争中,王京岐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并深切认识到“联合”、“合作”的重要性。

2 .王京岐受命再涉重洋,周恩来协同办党。1922年春,王京岐由李石曾、吴稚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是与勤工俭学学生关系极密切的华法教育会及里昂中法大学的主持人。8月,国民党上海本部派王京岐赴法筹建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临行前,孙中山在国民党总部驻沪办事处会见他,倍加慰勉,并指示到法国后要联络同志,做好组党工作。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酝酿实行合作。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王京岐笫二次到了法国。他以里昂中法大学为基点,积极开展组党活动。旅欧党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决定协助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组织。周恩来以旅欧青年团负责人名义大力支持和帮助王京岐开展工作。

当时,中共旅欧组织附在团组织里面,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①。1923年3月10日,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青团在巴黎举行常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4月,旅欧党团派代表到里昂和王京岐进一步商谈。这些情况,王京岐在4月25日给国民党总部的信中作了报告:“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二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的来信,特派两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位代表,到里昂与王京岐再次商淡,圆满达成合作协议,周恩来等三位代表首先加入国民党,并决定旅欧共青团所属八十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日,王京岐在向国内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报告中,满怀喜悦地写道:“昨日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周恩来和王京岐为首的国共两党旅欧组织实现合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吹起了前奏曲,它推动了旅欧华人和学生的团结,掀开了华人爱国运动的新篇章。7月8日,旅法华人二十几个团体组成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在周恩来、王京岐等领导下,协调内部,配合国内,一致对外,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对英、法、美、日等国家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在保卫国家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旅法华人的爱国团结意识大大增强。

8月,王京岐回国复命。为了有利于两党的合作共事,周恩来在王京岐起程前给他写了信,明确陈述了两党合作的原则,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范围、任务以及当前须着手做的事情。他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致(置)疑的事。”接着,他提出了如何实行合作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1)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的方略;(2)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备革命精神的分子;(3)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信中还指出:“日下的事,如在欧党的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略,均宜着手进行。”“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①周恩来这些中肯而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既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合作的诚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党旅欧组织当时工作之要旨,也充分体现了同王京岐协力办党的心愿。王京岐回国后,都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各项意见十分重视,倍加赞许。王京岐在国内滞留“未浃旬,仍奉令返法”②。9月3日,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又颁发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为表示合作诚意,并借重周恩来协同王京岐办党,同时委任“周恩来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③。周恩来接受了委任,积极筹组巴黎通讯处(后改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并和王京岐协力开展旅欧国民党的组织领导工作。

自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组织所属成员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旅法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立即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成员迅速扩及德国、比利时等国。于是将原定的国民党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统一领导欧洲党务。1923年11月25 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演说,热情赞扬了旅欧国民党党员的斗争精神。他说,当示威的时候,面对警察的枪和棍棒,敢于走在行列的前头,不怕挨打流血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国民党的同志。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并批评了国民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些人“用着党时,便自称为老同志,不用党时便竟一反党议,甚或从人做落井下石之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这就明确警告人们,要注意防备以党营私的人的阴谋诡计。他的讲演体现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时,他对国民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1畅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2畅国民党从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3畅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弱小民族间的联系,而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别与接近。”④周恩来的演说,特别是关于党建方向的深刻阐述,对大会和王京岐本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会选举王京岐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执行部宣传科主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内的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底,因此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预演。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从正式达成协议的六月算起,则经过了半年时间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实践经验,于后来促进国内国共合作,无疑是很可贵的。1946年9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追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

1924年1月27日,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即巴黎区分部)。他以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李富春以通讯处临时主任的身份报告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了通讯处的规约,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长。该处当时有国民党人30多人,不久发展到80多人。次日,周恩来将此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其中写道:“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其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形势,周恩来于2月将旅欧党团机关刊物枟少年枠改名枟赤光枠;同月,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枟国民枠半月刊也随之创办。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王京岐等经常发表文章;两刊互相呼应,宣传和维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驳斥有害国共合作言论,成为统一战线的喉舌。

1924年2月,王京岐复回国报告党务发展情形,并在上海参加会议。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职,全面主持和领导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王京岐趁回国之便,曾“归家省亲,数日反棹”,临别时“伊父勉之曰:‘尔如此劳动与精力何?’对曰:‘死即成功。’遂含泪而别”①。王京岐返法心切,给家里留下“死即成功”条幅,抛子别妻辞离双亲,毅然踏上了征途。王京岐在事业上深得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他在法国进行革命工作的“经费不敷,屡由伊父筹输”②,“家中供给不支,至于变卖以输”。王京岐途经广州时,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廖仲恺又研究了旅欧国民党的工作,是年6月6日回到巴黎。这时,旅欧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开拓,局面日新月异,又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而在英、俄两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总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建立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理全欧大陆党务,王京岐担任总支部主席。总支部下属十几个支部,支部下设分部,分部下设区分部,此外还有几个通讯处,它们分布于法国、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在总支部、支部任领导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柳圃青等人,朱德任柏林支部主任。是年7月20日,王京岐、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驻法总支部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机关”,要求全体党员“首先应经常想到我们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因使命重大,须加强在欧洲的锻炼,待回国后准备承担革命重担。你们任何时候都应为我国的独立坚持战斗,冲锋在前”。同日,周恩来、王京岐邀集旅欧华人联合会38个团体的代表聚会,徐特立、许德衍也是到会代表,这是继6月7日之后,为统一旅欧团体奋斗目标并协同行动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以“打倒军阀,抵制列强”为联合会的宗旨。

3 .三十三年后,照片寄送周恩来。1924年,国内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有才干、有威信的干部到斗争的第一线去加强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应国共两党中央召唤,在7月下旬,通过海员中党员的帮助,搭货轮回国,结束了在法国历四年之久的战斗生涯。所以,7月20日周恩来出席并一起主持的两个大会,既是他临别前对驻法总支部和华人联合会最后的直接贡献,也是总支部和联合会对这位为之呕心沥血的重要创建人的隆重欢送会。

周恩来要走了,王京岐心潮起伏,感情激荡。他为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周恩来行将投身大革命的前线而兴奋不已,但情感上实在不忍他离去。回顾协同办党两年来,在异国他乡,在复杂的内外斗争环境中,国民党旅欧、驻法组织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几十个华人团体所以能够联合起来,都同周恩来的才干、真诚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周恩来是良师益友,开拓事业的主心骨,克服困难的靠山和力量。于情于事都舍不得他离开,所以,王京岐此时此刻的内心真有与“别家出来时同一说不出的痛苦”。周恩来起程前夕,王京岐和总支部的同志为他送行,合影留别。照片中13人,前排坐的3人,周恩来居中,左为王京岐,后排有李富春、林蔚等10人。周恩来回国已经两个月了,王京岐对周恩来的钦慕怀念之情却愈益浓烈。于是在9月22日夜,王京岐在照片背面写了附言,即将照片寄给父亲,以倾诉心怀。

三十三年之后,1957年3月3 日,嵊县文化馆将王京岐长子王雪艇(王京岐客死时8岁,其弟雪璋4岁)珍藏的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寄送周恩来。3月12日,总理办公室遵周恩来之嘱专函致谢,并对王京岐表示追念之意。

4.邓小平说,让我们“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王京岐同志”。周恩来回国后,王京岐虽然有“单身出马,应付乏术”之感,但不改初衷,仍坚持合作奋斗。1924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党团的领导工作,是负责人中年纪最轻的。王京岐牢记周恩来的临别赠言,一如既往地和李富春、傅钟、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真诚团结合作,在“大团结旗帜下”并肩战斗。他在枟我们要怎样才能当一个国民党人?枠—文中,批评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他指出:“近来我时或听到有些同志说,要由非共产主义团体加入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或纯粹的国民党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的。”他为了确保国共亲密合作,将几个违背孙中山遗训、破坏团结合作的分子开除出党。他强烈要求国民党员担起国民革命责任,争取“从早归国,奔上革命前线”。他主编的半月刊枟国民枠和枟被压迫人民报枠,继续与枟赤光枠互相支持,协调呼应。1924年9月21日,旅法50个团体联合召开“通电国内讨曹,资助中山革命”的华人大会,王京岐被推为大会主席。1925 年,以巴黎为中心开展的反帝斗争活动连续进行。“五卅惨案”发生后,即成立了以王京岐为主要领导的“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即“行委”)。此时王京岐已积劳成疾,但仍坚持领导“行委”,部署斗争,协调各方,“号召同志振臂奋呼,举行示威爱国运动,遥为国内声援”。6月3日起,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21日,几百名旅法华人在巴黎社会厅集会,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后,即打起旗帜、标语分乘二三十辆汽车浩浩荡荡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其中四辆车子在中共巴黎支部书记卓宣指挥下冲进馆内,迫使公使陈篆在他们“预先拟好的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电报、通知、通牒等文件上一一签字,并交‘保证信’给旅法华人大会和各华人报纸,信中承认‘过去保护侨民不周之过’等罪状,担保示威者之安全”①。这次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是海外华人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王京岐一时也成了巴黎的名人。

法国当局对华人斗争的胜利惊恐万状,悍然出动了军警大肆搜捕3天,100多名中国革命者被拘捕、驱逐或监禁。被视为“要犯”的王京岐,于6 月23日被捕监禁。在王京岐看来,“被拘,被囚,被驱逐,实是革命党人的家常便饭”,虽挫折频至,斗志仍旺盛不衰。但他终因“历受逮捕监禁,备尝艰辛,病益危笃”,肺病严重侵蚀,哮喘厉害,颈部已呈黑色。国共两党组织本拟安排他休养治病,但以“人权”、“人道主义”为标榜的法国当局,竟然于7月27日下令驱逐王京岐出境。王京岐壮志未酬,怀着一腔愤慨离开马赛。8 月18日,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召开第四次执委会议,仍然决定王京岐为总支部书记,其职务暂由副主席施益生(中共党员)代理,同时选举邓小平为总支部监察委员。此时,王京岐正在回国途中。10月19 日,乘轮正驶向红海求婆地海口时,王京岐因备受折磨,病情恶化,溘然长辞,时年31岁。

王京岐客死红海口的噩耗传到法国,在华人社会中引起无限悲思。11月15日,旅法国、共两党组织发起,在巴黎伯利维尔大厅举行悼念王京岐大会。到会者有各团体代表47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并亲自做了记录。与会人员一致赞扬王京岐为革命而献身,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王京岐反帝爱国斗争的事业,战斗到最后胜利。悼念活动进行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在总结时说:“我们号召与会者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王京岐同志!”①

王京岐是一位执着而又富于战斗精神的爱国者,早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但周恩来对他思想上、政治上的启迪引导,事业上的支持帮助,是他短暂一生能够放射出时代之光的重要条件,而王京岐的人生之光也辉映着周恩来统战工作的丰碑。

(二)赠诗勉励李愚如、李锡锦,为共产花开努力去耕耘播种

李愚如又名锡志(智),清末著名的绍兴文史学家、枟越缦堂日记枠作者李慈铭的侄孙女,邓颖超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好友,五四时期周恩来领导的天津爱国学生进步组织“觉悟社”成员,“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并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②。1920年1月底,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学运被捕,其时已在天津河北第四小学教书的李愚如,仍去狱中探望周恩来。是年6月,李愚如冲破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偏见和阻挠,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临行前她特地去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向还被囚禁着的周恩来告别,周恩来在狱中用了两个小时特地给她写了信和诗枟别李愚如并述弟枠一首。③ 信中说:“愚如:你走了(赴法),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李愚如毅然决定赴法,既是冲决外部压力的胜利,也是思想斗争的胜利,所以诗一开头就热情地说:“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接着勉励她此去不要只为了谋个人的生计、出路,而是要以“兴勃勃的向上”精神,在“浪卷涛涌”中勇敢地去学习新思想,磨炼才干,“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探索出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这时,周恩来也有了赴欧求学的想法,所以诗中有:“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把你看。”是年12月中旬,周恩来乘法轮波尔多号抵达马赛港,第二天到巴黎时李愚如等热情地迎接他。

周恩来诗题中的“述弟”即潘述庵(又名潘世纶),绍兴人,是周恩来南开学校同学和知友,后与李愚如结婚,当时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所以诗中有“过南京,见着述弟,想象中下关车站??”等句。1919年6月,周恩来应天津学联邀请主办枟天津学生会联合报枠,不久潘述庵回津度假,帮助周恩来一起办报。关于这一经历,潘述庵后来回忆时感慨地谈道:“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样。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办报是个苦差事,编排、撰稿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干到清晨,饿了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①

李锡锦,觉悟社社员,社内代号31,故谐音“衫逸”。1922年初,陶念强逝于巴黎;觉悟社社友黄正昌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锡杀害。由此,觉悟社社员通信中“论到生别死离”的问题。1922年3月,周恩来给在国内的李锡锦、郑季清(江苏如皋人)写了信和38行的“生死离别”白话诗一首。② 诗和信明确地表明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鞭挞了“苟且的生、贪生怕死”,倾心讴歌了“壮烈的死”的革命者,说明自己“现时的志趣”是认定的“共产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说自己这个“意念的决定”过程中,衫逸也给了积极的启发。诗表示了他自己的“心志”,也期望李锡锦“会意”,要为“共产花开”,“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

(三)“争里大”抗争激烈,孙福熙拍案而起

孙福熙和周恩来同庚,同是绍兴城内人。他出身店员家庭,1918年与乃兄伏园到北京,经鲁迅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任职,同时旁听文史哲各系的一些课程。兄弟俩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到鲁迅家中将参加情况向鲁迅汇报。他在北大半工半读期间,由于直接得到李大钊和鲁迅的指导与帮助,进步很快,因而得到蔡校长的赞赏。1920年经蔡元培先生的推荐,孙福熙赴法勤工俭学。在法结识了周恩来、陈毅、何长工诸同志,与周恩来过从更密,从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同许多勤工俭学同学在思想感情上声息相通。1921年9月,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时,他正在“里大”任校秘书。9月21 日早晨,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大”的120多名先发队员抵达学校时,校方拒绝他们进入教室,当与学校秘书长诸民谊(华法教育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当了汉奸)交涉时,他态度十分恶劣,还引来军警将学校包围起来,不让勤工俭学学生进出,并隔绝了先发队员与后续人员的联系,收缴了先发队员的居留证,第二天又将他们送去兵营监禁。孙福熙虽已有学校秘书之美差,但因目睹这一迫害现状,大为震怒,“他持同情支持立场,为此与官方代表诸民谊拍案大吵,旋即愤而辞职,以抗议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①。其后,他考入里昂国立美专,学习绘画和雕塑艺术。周恩来1939年到绍时,孙福熙正在绍兴稽山中学任校长,周恩来到学校视察并同他讲了话。新中国成立后,孙福熙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教育研究会主席等,旋又在教育部等处任职,一生创作、著述颇丰。孙福熙在“里大”拍案而起,此后又稳健地走过了41个年头的人生之路。

二、抗日前哨访故乡拨动心弦齐抗战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回到了这个“儿时常去的地方”。② 周恩来3月28日凌晨3时半抵绍,31日上午8时半出绍兴城偏门,看了在山阴道旁的书法圣地兰亭,经枫桥去诸暨,是夜1时乘火车赴金华。从当时记载和当事人后来回忆的材料看,他在故乡的四天三夜中,总共只睡了六七个小时。他为故乡的抗日救亡大业,夜以继日地劳思费神、宣传奔走着。

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广泛联系各界人士,探望亲戚族人,与儿时伙伴倾谈,对地方当权人士作了坦诚耐心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龙山越王殿的大型座谈会上,先由贺扬灵专员致欢迎词,接着各方人士讲话、提问,而后,周恩来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讲。地方政要、各界代表、抗日政工队员以及抗日青年营、妇女营战士等200多人到会聆听。他热情地赞扬了绍兴的抗日青年,“政治工作队二队与妇女营、少年营、青年营等,多为知识分子所组成,一起渡过钱塘江,袭击敌人,此一种牺牲精神,至可慰佩”。

周恩来在周家同辈中列序第七,绍兴人惯于亲昵地称他为“阿七”、“七哥”。他的许多传奇式故事,特别是调处“西安事变”的业绩早为人所传颂。所以他到故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古城一时热闹起来。为了听听他的救时良方和抗战大计,各方人等纷纷去下榻处会见,但这里门禁森严,来客登记,隔墙有耳,有的为之却步,晤谈的也难尽其言。于是周恩来改为:一是郊游谈心,和一些爱国人先后去瞻仰大禹陵、秦始皇在绍驻跸地东湖参观,到陆游故地快阁共同怀念爱国诗人,上龙山风雨亭悼念秋瑾。二是同族人、亲友下乡扫先祖墓地,趁此随途谈心,了解农村农民。三是在姑夫王子余家会见各界人士。王子余为了打破当局对周恩来会见客人的种种限制,以请客吃饭、邀请座谈以及个别约会等方式,让一批爱国人士以及五位工人到王家来,让周恩来与他们会面畅谈并给他们题词。王家的前门、后门都通街道。特务发现周恩来在王家会客后,即在前门把守,但穷凶而愚蠢的敌人不知还有后门,由此会客照常进行,反而更为保险。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指出:大敌当前,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对敌,其他的路线都是为人民所不许,也是行不通的。他说,“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个口号很有积极意义,但只有在精诚团结中才能实现。绍兴有团结战斗,以弱胜强的许多故事,在抗战中“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他一再希望家乡人民发扬“卧薪尝胆”精神,以保卫此后家乡。①

4月1日,周恩来到金华后,向省委书记刘英提出:绍兴党组织的基础差,要加强工作。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当月中旬就成立了统战工作三人小组;5月,又先后选派了50余位党员骨干到绍兴工作,加强了绍兴党的领导和抗日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绍期间统战工作的具体内容很丰富,以下概述三个方面的事例。

(一)“鼓吹中兴道不孤,扑地战旗敢再举”

“鼓吹中兴道不孤,扑地战旗敢再举”,是曹天风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和谈话后写的诗句,反映了周恩来宣传的团结抗战主张(即“道”)深得人心,表达了绍兴人民和爱国人士继续高举抗日“战旗”与敌决战到底的决心。

1.曹天风不做“哑鹃”,越王台语惊四座。曹天风本名国材,天台人,早年就读上海大学,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也接触过马列主义,是一位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四· 一二”事变后,改名天疯,意谓暗无天日,天亦为之气疯了,后经友人劝将“疯”改为“风”。1939年任三区(绍兴地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枟战旗枠杂志社社长。枟战旗枠的抗日旗帜比较鲜明,他撰写的文章在抗日青年中很有影响。1939年3月27日,他以绍兴各界总代表身份,去当时萧山、绍兴之交的临浦迎接周恩来。曹天风健谈,好论时政,喜诗。他内心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悉朱德率八路军上前线抗日喜讯,即写诗讴歌:“天赐吾华一飞将,沿江预筑受降城。”他仰慕周恩来,对周恩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宽宏气度和雄才大略十分佩服。此番,他乘快艇去临浦迎接久已心慕的周恩来,深感此乃平生大幸,在见面后,曹问:“你哪一天从首都动身?”周和气地说:“你说首都不就是重庆吗?”曹说:“首都,是全国人心所最归向的地方。”周笑着说:“你这话未免圆滑些,但也是再公道不过的了。”接着曹又说:“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份来向你致敬的!”周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蛮不错了。”一见面,周恩来这种热情、坦率、谦和的风度,使曹天风更加感佩。临浦到绍兴水路几十里,沿途在同周恩来的交谈中他受益很深。他很想请周恩来就“两党能否长期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但顾及有特务跟随,未得畅谈,所以,他在枟酬周恩来氏枠一诗中,有“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之句。

周恩来到绍兴后,曹天风有幸继续陪同参观视察。周恩来上东湖、禹陵,下乡扫墓,去快阁、小云栖,登临龙山,曹天风都陪同在侧,从而获得倾谈机会。周恩来向他指出:“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还指出:真心抗战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势力缩至‘小无内’”。在谈到有人非议共产党争权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真理越辩越明确,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当谈及道家思想时,曹说,它于个人修养有帮助,可以帮助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周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答不上,周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①周恩来点出道家“三不”的话,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罪行的批判。在瞻仰大禹庙时,周恩来说:“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东湖,周恩来又谈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在抗日宣传方面,周恩来指出,要宣传绍兴历史上对敌斗争的光荣传统,要有自己的特色。曹天风同周恩来谈得很融洽。周恩来说,听了曹天风的“谠论,极感奋”。曹天风感到周恩来“为了团结抗战,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如春风化雨扑入心田,自己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曹天风有一首以游东湖为背景与周恩来“谈并肩作战”的诗,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走马湖堤不少留,柳腰未折意先柔”;“笑谈却敌倚岩廓,一杖居然横渡江”。② 前两句,说明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心悦诚服;后两句,是对周恩来抗战乐观精神和英勇气概的歌颂,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兴奋心情。

曹天风初见周恩来时,自称“哑鹃”,但在越王殿大型座谈会上,当听到一些人以向周恩来提问、请教为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作故意责难和挑衅性讲话时,他不忍再“哑”了,觉得应该表明自己团结抗战的立场,支持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是挺身而起,作了要团结抗战,反对戡乱,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为主题的即席讲话,讲话一开场就说:“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乃是两种不可抗拒之伟力。”曹天风语惊四座,令人目瞪口呆。

周恩来在临别前题赠曹天风中轴一幅。曹写诗送行:“逆风雁啸五云门,何处重逢招国魂?”“据鞍忍论今天下,蜀魄犹号古帝乡;万里危途独归去,青山影压帽檐斜。”①

2.周文炳改名“守白”,沈校长战时办学。周恩来会见沈复生、张天汉、任志英和抗日文化人士乐培文、书法家李生翁等时指出,绍兴历史上有过几次大难,但出过许多英雄人物;在抗战中“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沈复生原是光复会、同盟会成员,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徐、秋皖浙举事失败后,他赴南洋鼓吹革命,后任过浙江省教育司司长、省议会第三届议长,对绍兴文化及公益事业很有建树。当时,他的近作枟七律· 与客谈明季浙东山寨遗事有感枠六首,深得周恩来赞赏。其中第六首,有主张国共合作抗战的“颁诏何须辨鲁唐”,有预见抗战前途的“中华终竟属炎黄”等句,使周恩来特别喜欢,于是用以题写中轴一幅,赠曹天风。族人周文炳以教书为业,忠贞爱国。笔者于1978年冬造访时,他说:“总理三九年同我们讲,抗战时期尤其要重民族气节。绍兴沦陷后,我益发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就改名‘守白’,自励恪守气节,绝不给敌伪做事。”

周恩来回故乡时,沈金相任省立第五中学(绍兴中学的前身)校长,参加越王殿大型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的演讲有四个部分,第四部分讲了教育、军事等问题。关于教育,他指出:战时教育,应广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及其奸掠焚夺的暴行,激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之心,群策群力,抗战到底。隔日,沈校长作为教育界代表又受到周恩来接见,并同进晚餐,从中,他“倍受鼓舞,自此更加强战时教育观念,深知长期抗战,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可中断,决心在炮火下坚持办学”②。周恩来离绍不久,常有日机来绍狂轰滥炸,学校中弹两枚,部分房舍被毁。沈校长牢记周恩来指示,坚持战时教育,将班级疏散到郊外东湖、禹陵、快阁,后又到兰亭、漓渚等地,实行野外教育。绍兴沦陷后,敌人入侵四乡,学校难以在绍存身。沈校长将有几百名师生的学校辗转迁至嵊县、诸暨、东阳山区,乃至浙西缙云等地,坚持办学。

3.何燮侯策杖迎送,诸乡贤矢志抗日。周恩来途经枫桥并将在大庙演讲的消息一传出,附近一批爱国人士纷纷赶来,其中有何燮侯,有曾任甘肃省长的陈季侃,有老教育家周子豪,有留比国医学博士骆雨农,有战时中学校长赵君芳等。何燮侯早年同鲁迅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矿政司司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已年逾花甲,须发斑白。他策杖10多里赶到枫桥,随之又提前到三里店迎候。在去枫桥途中,何边走边谈起他与周恩来的祖父早就熟悉的事。周恩来说:“你是老前辈了,我对何老先生也是闻名已久的。”两人犹如他乡遇故知,谈得很亲热。何燮侯素有爱国忧民之心,但教育救国受挫,搞实业救国又屡遭失败,更兼国步艰难,日寇入侵,心情十分苦恼。此番,他陪坐台上听周恩来演讲,会后在餐桌上又听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耳目一新,感到自己不应伏枥彷徨,应奋起效力。自此,他配合中共地下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对国民党地方官员进行统战工作,还与陈季侃等一起,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动员抗日力量,团结抗日自卫的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创办战时中学;购置和筹集武器弹药,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热情支持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他曾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但在狱中仍大义凛然,公开宣称“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周子豪等奋力营救出狱。1949年何燮侯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在京又与周恩来幸会。

4 .绍兴粮荒心中急,三访表叔鲁觉侯。1939年春,绍兴粮荒严重。绍兴原是个缺粮地区,抗战前,仰求于江西上饶和浙北米市场。杭嘉湖沦陷后,粮食奇缺,粮价猛涨,民不聊生。周恩来目见这一严重情况,十分忧虑,在问及粮食筹措情况时,知道成立了民食调配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且他祖母的一个内侄鲁觉侯就是该会成员之一。鲁家住皋埠西鲁村。他决定找表叔共商“民食”问题,在离绍前一天赶去西鲁。到西鲁一见鲁家,周恩来说:房子还是老样子不变。鲁觉侯的夫人和妹妹接待了他,告诉说鲁觉侯已去永康办粮。周恩来同她们谈了一阵,还问及几位儿时认识的伙伴现在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到金华后,于4月5日傍晚去永康找鲁觉侯,经向永康粮食委员会了解,知鲁觉侯转江西上饶办粮食去了。周恩来在永康夜膳,10时许返金华,车至岭下朱附近抛锚,周恩来即带警卫步行80里,回金华时已6日凌晨。

周恩来离金华到上饶后,再次打听表叔行踪,最后获知他去上饶乡下办粮。至此,周恩来再没有时间继续寻访了,只得给表叔留下了手书字条一张,托当时在上饶长官公署接洽运粮车辆的王子余先生的内侄陶康侯转递表叔,随即旋返重庆。

周恩来三访鲁觉侯,虽均未晤面,但就中足见他对绍兴粮荒之关怀,对同胞乡亲之深情。

(二)题词留别寄厚望,“中华终竟属炎黄”

周恩来到故乡的第三天,即3月30日下午,一连接到两份电报,一为重庆来电:请速返;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这两份电报,使他决定31日就起回程。30日晚,他参加了地方要员的饯别酒席,又向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8时半后,去姑夫家与爱国人士座谈,接着又同大明电厂的五位工人座谈。连日来,他应请给人题词多幅,但要求的人还很多。时近午夜,他又挥毫题词(这些题词,事后由表弟贶甫分送)。他此次来故乡期间,究竟题过多少幅词,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经过50余年的历史变迁,至今仍保存着13件手迹,从中足见当年题词之多,更见故乡人民对题词之珍视。在13件手迹中,题赠爱国民主人士的主要有:

(1)给当时任三区(绍兴地区)政工指导主任、枟战旗枠杂志社社长的曹天风的题词: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属呈留纪念。

(2)给姻叔王缁尘的题词:

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

(3)给表弟王贶甫的题词: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4)给表弟王同甫的题词:

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

(说明,王同甫原在嘉兴工作,该地沦陷后避居上海租界,周恩来嘱贶甫务必将题词带给同甫)

(5)给时任绍兴县妇女协会会长、县立第三小学校长的任志英的题词:

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

周恩来的题词,对各受词人士在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很久很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初春,曹天风回忆当年情景时,深情地说,周恩来给我的“至理名言,几十年心碑未泐”。他的话代表和反映了各受词人的心情。

(三)大敌当前晓大义,团结争取当权人

周恩来在绍期间,对三区专员贺扬灵、绍兴县长沈涛、诸暨县长夏高阳等以及宣铁吾等人,都晓以民族大义,坦诚而又耐心地劝导他们一定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坚持抗战,制胜敌人。周恩来向他们指出:“抗日战争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这个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严格遵守这原则,我希望贵党也这样做,要对中华民族负责。”①同时还指出,一旦敌人来犯,城市陷入敌手,就要充分利用水乡山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发动民众,打人民战争,打游击战争。周恩来的劝告对有爱国心的各级当权者起了积极作用。

1.循循善诱感化人,祝更生走向光明。周恩来途经枫桥时,祝更生是该区区长。是日,他在诸绍交界处迎接,而后又护送至诸暨,两人有说有笑步行近百里路程,中间又听演讲,共进午餐。在相处的一整天中,周恩来启发诱导、情理交融的思想工作,不同凡响的风范感召,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和教育,他说:“从而使我从内心对中国共产党万分敬仰,亦即为我靠拢党,终于在1949年3月在松阳率部武装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②

祝更生迎接周恩来,带了一辆人力车(黄包车)。祝请他上车,周恩来坚辞,不肯坐;替他背沉沉的行囊,周恩来说,不用,你跑路也很吃力嘛。途中,周恩来知道祝是河南卢氏县人,便问,鲁迅文集里有篇文章,写的是卢氏一位教育家曹老先生,你知道吗?祝说,那位曹培元先生是曹靖华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周恩来亲切地说:曹靖华我晓得,鲁迅先生很赏识他。他的译作枟铁流枠有鲁迅写的序言,大家看了枟铁流枠很受教育。随之,两人谈了鲁迅,周恩来殷切希望祝更生发扬鲁迅精神,努力做好抗日救亡工作。

周恩来到枫桥区署休息时,发现没有挂孙中山的像,就向祝指出,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家,你们应该把他的遗像挂起来。祝陪同周恩来在大庙演讲后,就一起到庙左商会内吃午饭、休息。当谈及枫桥大庙来历时,在座有人说,古时候这里很荒凉,猛兽出没害人,一位姓杨的猎人在打猛兽时,也被害死,后人为纪念他就建这庙奉祀。周恩来听了后向大家说,只要确实为人民办了好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好报。在周恩来同何燮侯等民主人士亲切交谈时,茶场工人陈香珍走来,他就热情地同她谈话。陈香珍丈夫才34岁,已被地主逼租逼死,她每天做工得二角钱,只可买2升米,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十分艰难。周恩来很同情她的处境,走前托人将20元钱转送给她。接着又同祝更生等人,从诸绍一带上年大旱,群众生活困难,谈到农民的春耕,在吃了几颗香榧之后说:香榧很好,应该广为播植,不要老是做枫桥的特产。在谈到战时经济时,周恩来说:前线单帮客很多,他们成百上千,熙来攘往,就输送物资满足后方来说,那是采花酿蜜,积少成多,大有好处的,他们冒着一定的风险,赚钱不易,不要歧视。在即将起身去诸暨前,祝更生请求留词,周恩来欣然命笔题了“一切为了抗战”六个大字。

周恩来伟大、高尚的形象,爱国爱民、艰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对人循循善诱的态度,使祝更生很受感动。后来,祝更生做了诸暨的抗战县长,能够团结民众抗日,积极掩护将遭迫害的共产党员,与接受周恩来的启发、引导是分不开的。1957年2月,祝更生列席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时,又见到了周恩来。谈到当年在枫桥的情景,周恩来仍记忆犹新,还问了绍兴到诸暨的公路修筑了没有,人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

2 。周老师疏导学生,宣铁吾若有所悟。宣铁吾,诸暨人,时任19 路军军长、浙江保安处处长,驻军诸暨城郊。他就读黄埔军校第一期,其时周恩来先是该校政治教官,不久接任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诸暨时,宣同县长夏高阳一起迎送,他一见周恩来就行脱帽礼,称呼“周老师”。周说,宣铁吾同学,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儿来了。宣答,你行程数千里,十分辛苦!周说,看看军心民气,很受鼓舞。接着说,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而道远。又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内部矛盾应化大为小,因为任何把矛盾扩大化的做法,只对日寇有利,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当宣提出关于团结抗日与军令、政令统一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团结好比捏紧头,目的是为了一致抗日。—个拳头五个指头,长短不一,只有捏紧才有力量。片面强调统一,甚至借口统一,制造分裂,等于把五个长短不一的指头一刀切齐,这样行吗?其实只有团结,才能统一。周恩来继续指出,平型关在山西,如果军令要统一到阎锡山那里去,就不会有平型关大捷了。娘子关为什么失守了?周说:“这是阎锡山硬要‘统一军令’所造成的败局,还是八路军讲团结,真正服从抗日的统一行动,出兵解围,才救了当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的驾,他现在调来浙江当省主席了。我这次来,互相见面时,他一再表示感谢八路军的出兵援助,说愿意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①

宣铁吾听着周恩来一番诚意的谈话,不时点头,有所领悟,明确赞成关于坚持抗战要有实际行动,不要做表面工作的意见。而后,他对当时在场的县府特秘郑重地说:“周部长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宣铁吾早年曾在绍兴印刷局当过排字工人。该局是周恩来姑夫王子余创办的。当周恩来谈到绍兴有自己的祖宅,还有表亲,这次互相见了面,真是“一表三千里”时,宣被逗笑了,气氛显得轻松活跃。周恩来由夏高阳、宣铁吾陪同吃夜饭,四菜一汤。宣铁吾表示怠慢时,周恩来说:“这种便饭很好,很合我胃口。”饭后,周付夏高阳10元饭费。夏不肯收,周恩来说,战时县长辛苦,我是知道的,我沿途都付钱,你一定得收下。

周恩来的劝导,对宣铁吾启发不少。在抗战期间,他能顾全大局,治军较严,坚持抗战,与诸暨爱国抗日民主人士何燮侯、周子豪、李士豪等人过从甚密,支持、掩护他们开展抗日斗争活动。1949年初,他拒任衢州绥靖副主任,不辞而赴香港闲居,后蒋经国等虽再三邀请去台任职,并赠送巨款,宣均予正色谢绝。

三、灿灿明灯照神州指引乡贤为中华

周恩来对绍兴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贯穿始终,上述一、二部分只反映了两个局部,在其他更漫长、更广阔的时空中,有更大量、更重要、更丰富的事迹与内容。

(一)敬重乡贤蔡元培,挽联深情颂功绩

1.聆谠论一瞻风采,涉重洋排除误解。蔡元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教育家,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敬重他。1917年1月,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5月,应邀到天津南开学校讲演两次。第一次讲演,强调“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劝告学生“熟悉外国语言,以备研究各种科学”,并对中国“积数千年思想之钳制,国中思想之不自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第二次演讲中,强调指出:“一己之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当时,周恩来正在校读书,认真笔录了这位同乡前辈的讲演词,又在记录稿前写了说明:“蔡先生取思想自由为题名言谠论,娓娓动人。记者于六年前,即获读先生著作,今日始得一瞻风采,私幸之余,用是不揣谫陋,随笔录之,??以谉同好。”从这段说明可见,一是周恩来在十三岁时就获读蔡先生著作,二是少年周恩来十分仰慕乡贤蔡先生。

1920年秋,周恩来为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华法教育会办理了一切必要手续。蔡先生是该会的主要首创人和中方会长,为周恩来去法提供了方便。12月中旬,他到了法国巴黎。同年,蔡先生为赴美欧考察教育也乘船赴欧,12月底抵达巴黎。其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激增至2000人以上,他们的境况正如周恩来致严修的信中说的“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①蔡先生此行原也想协助留法勤工俭学事宜,1月上旬,他为“受纳各方意见”,邀集有关方面人员和学生代表,两次在巴黎西郊华法教育会会谈。会上,学生一意于维持费之发给,而蔡说无力继续负担经济责任,于是双方失欢。对此,周恩来在天津枟益世报枠发表的长篇通讯中指出:“华法教育会既无基金来源,何从致此多金,以救学生之急,而所以犹能维持两三年之久者,亦唯赖首创诸先生由各方募集而来,以济穷困。”所以,他在上述信中说:蔡校长“于此事亦苦无相当办法”。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华法教育会的情况,说明了经费困难的实情,排除误解,公正地肯定了教育会及其创始人蔡先生等的功绩。

2.撰挽联沉痛悼念,对先生公正评价。周恩来成为中央领导人之后,对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蔡先生仍然非常尊敬,蔡先生对周恩来也很钦佩。1939年5月,陈翰笙途经香港去看望蔡先生,蔡先生一见面,就紧握着陈的双手,很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这是指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同年9月,高平叔途经香港,蔡谈起国共合作抗日时也说过:“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②

1940年3月5日,蔡先生逝世。4月,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时,周恩来敬撰挽蔡先生一联: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既是对蔡先生的深切悼念,又高度概括和公正评价了蔡先生的一生,热情肯定了蔡先生在拯救中国于危亡的进步事业中所作的贡献。

抗战期间,重庆枟新华日报枠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报纸的重要文章和消息,都经他审阅,有的就是他自己写的。1940年3月蔡先生逝世以后至1945年1月,枟新华日报枠发表了有关蔡的追悼会、纪念会等消息31则,还有社论、专论5篇,这也表达了周恩来对蔡先生的怀念。

(二)崇敬中国文坛主将,倡导学习鲁迅先生

1.绍兴“二周”心相连,“洛恩”一信慰晚年。周恩来和鲁迅这两位同乡同宗的伟人,虽然鲁迅长周恩来一辈,但他们相互引为同志和战友;虽然他们未曾谋面,但彼此之间却是那么熟识,心灵是如此相通。

鲁迅敬佩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讴歌他们领导的并为之奋斗的事业。1935年,鲁迅获知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就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诗句。同时,向党中央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祝捷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了中国与人类的希望。”1936年上半年,鲁迅因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陕北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食盐更是奇缺,就托人担两只火腿带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周恩来对鲁迅信任、敬重之心和深切思念之情,在署名“洛恩”的信中是体现得很充分的。1935年7 月6 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以“洛恩”署名,给当年4 月由他俩直接派往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要冯雪峰转告鲁迅的文字:

“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① 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②

这封信,不仅体现了张闻天、周恩来对鲁迅的真诚热情和关心爱护,也充分体现了党同鲁迅的亲密关系。

信中,还就“同一切关门主义做坚决斗争”的问题作了指示:“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就是在一些左倾的刊物中也还是时常表现的,望严密注意。”“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起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这里指的关门主义的极端表现,正是对赞成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鲁迅的“关门”,所以,信中要冯雪峰严密注意关门主义倾向并与之做斗争,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高度理解、肯定与支持。

鲁迅逝世前几个月,精神上快乐、开朗,充满信心,不时涌出高昂的情绪,其直接的原动力就是这封信,所以它对于鲁迅最后的生活与战斗在精神上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2.深情讴歌鲁迅精神,大力倡导学习鲁迅。鲁迅逝世以后,周恩来以巨大的热情和心力赞颂鲁迅,倡导学习鲁迅。他指出:鲁迅是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这个“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鲁迅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周恩来又指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及(四)疾恶如仇。”周恩来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不断研究、阐发鲁迅精神,以学习、宣传和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鲁迅的方向、立场,鲁迅的“四大特点”,在他身上反映得最充分,体现得最完美。

1938年10月19日凌晨,日寇的入侵已迫近武汉郊外,炮声隆隆,市民正在撤离。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周恩来此时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奋笔疾书:“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①他写了这篇枟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题词枠之后,就出席了在汉口青年会举行的纪念会,在会上作了深刻而又鼓舞人心的讲话:“在血统上我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然而我却不愿意??说吾家树人先生,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他联系当时抗战面临艰苦困难的局势,指出:“纪念鲁迅先生,更应学习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他说:“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扬鲁迅先生精神。”①周恩来很重视鲁迅逝世纪念日,仅解放前先后参加了五次并都讲了话。

周恩来很重视宣传鲁迅的工作。1938年夏,大力支持枟鲁迅全集枠的出版和发行。1946年,热情赞扬越剧枟祥林嫂枠的演出。1950年,支持建成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亲笔题写了馆名。1960年,为摄制好电影枟鲁迅传枠,他亲自过问,向创作人员作了六点指示,其中强调指出:必须以毛泽东枟新民主主义论枠中对鲁迅的评价作为指导思想。1971年,他领导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把重印枟鲁迅全集枠,出版枟鲁迅日记枠、枟鲁迅书信枠、枟鲁迅译文枠、鲁迅整理的古籍等定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对鲁迅的怀念和崇敬。

(三)四十年求同存异,邵力子“应予保护”

邵力子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邵力子毕竟是一位执着的爱国者,长期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力国共合作,被誉为“和平老人”。同时,旧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给了他俩种种“缘分”,或将他们联系起来,或把他们推向同一个场合。他们同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同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同是力主团结抗战的人,同是国共合作的当事人与和谈代表。这些“同”,是周恩来团结促进邵力子的条件,也是邵力子不断接受周恩来影响、帮助的机遇和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表现为邵力子最终从旧营垒中自拔出来,投入了欢呼新中国诞生的行列,同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1.“黄埔”合作奠基础,上海欢送寄厚望。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军校政治部主任中,第二任邵元冲、第三任周恩来、第四任邵力子都是绍兴人。周恩来任主任的第二年夏天,邵力子到校工作,先是任校秘书处长,不久改任军校秘书长,两人和谐相处,工作配合默契。邵力子很钦佩周恩来的才干,称颂他所作的枟军队中政治工作枠、枟武力与民众枠等重要讲演,他说:“讲演中对军队的来源、阶级性以及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根本区别的分析非常精辟,讲演中所说的‘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中的士兵都是被压迫的农工’的论述也极为正确。‘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的见解很重要。”他希望在师生中贯彻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努力把军校办成培育革命军人的摇篮。① 1925年秋,周恩来离开军校,邵力子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邵力子的交往、共事和友谊,在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一直延续四十几年。

邵力子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参与组织筹备,担任联络和总务工作。1933年2月26日下午,邵力子夫妇由学生朱仲华陪同自沪乘火车来绍。途经嘉兴时,他远眺南湖,即景生情,就对朱仲华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也是会议接受了我提出的建议!”②1926年8月,邵力子以纯粹国民党党员身份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在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开会欢送。对此,后来邵力子回忆说:“会上瞿秋白讲话,愿我以纯粹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我出共产党。”③他们还说:“我过去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然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④当时,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是谭平山。邵力子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共产党员身份已公开,因他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派他作代表双方易接受,又便于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所以让他退党,以纯粹国民党党员身份与会。邵力子在莫斯科期间,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次年5月,邵力子回国,目睹“四· 一二”大屠杀后的现状,他经历了一个“心绪十分混乱、矛盾”的时期。1928年起,他先后任国民党甘、陕省政府主席和中宣部长等要职。刘斐、屈武在1982年写道:邵力子“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二十余年,能够涅而不缁,有所不为,是很不容易的”⑤。这就是说,邵力子在出党后的头20余年中,按照周恩来等上海欢送会上的要求,于“为党为革命效力”方面,还是做了一定工作的。

2 .谈判对手有呼应,机场送行见真情。1936年9月,毛泽东致函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劝他重振“觉悟”旗帜,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共同团结抗日,为国家与民族添欢喜。三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邵力子受拘禁,妻傅学文受枪伤,家遭搜查,办公室被捣毁。但他不计个人得失,明确表示:张、杨动机在救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劝蒋接受抗日的要求。当获知周恩来已到西安时,他深感宽慰,认为这预示着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面对严重的局面,邵力子不消极旁观,而是积极拥护中共和平解决、促蒋抗日的调处方针,主动配合周恩来工作,在劝导蒋介石、协调各方关系上都起了极好的作用。26日晚,周恩来、叶剑英又去看望邵力子,在深谈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时,也对邵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使他很受鼓舞和教育。

1937年2月,邵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不久,他接到许广平的信和胡愈之送来的枟鲁迅全集枠的全部底稿,要求审定出版。他认为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也是故乡人民的骄傲”,全集应该出版。为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拦,第二天一早,亲自和“编审会”的总干事朱子爽一起审阅,他一边翻阅一边说:“这又有什么呢?鲁去世前,他的著作我都读过。”意谓无须细看,过个目就行了。就这样,他以部长身份,亲自作走过场式的审阅,批准出版,办好手续,只用了一天时间,创造了一个纪录。尔后,他又出洋1000元,预订10套,表示支持。此后,他又“准予发表”斯诺的枟毛泽东自传枠,它的发表轰动全国;批准在南京创办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机关报枟新华日报枠,为国统区人民直接获知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声音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是邵力子有所不为中之有所为的好事。

1938年2月至9月,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7月的庐山谈判是关键,其时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也上山参加,成了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之一。在谈判中,他支持周恩来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沟通双方意见,劝蒋介石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枟国共合作宣言枠。庐山谈判奠定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邵力子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周、邵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成员,邵任秘书长,两人多有协调合作,邵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从故乡返回重庆后,邵即去拜访周并询谈家乡情况。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后,常与周恩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邀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自己也发表批评国民党误国政策,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加强抗战的意见。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周、邵又都是各方代表。在谈判中,邵力子抱着抗战以后“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的诚意,与周恩来频频联系、交谈,和张治中“在两党谈判的大小会议上,时常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努力促成谈判的成功”①。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促成了政协会议的召开。这些谈判成果的取得,邵力子的协调配合起了良好的作用。在194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当众说:“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西安事变)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学良)先生。”此时,四座惊愕,国民党代表个个噤若寒蝉,唯有邵力子昂然起立道:“正像周先生所说,汉卿先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在促进团结问题上,汉卿先生确有很大贡献。”

邵力子在一生中营救过许多人,廖承志、章汉夫在学生时代,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也是邵老营救的。1946年,新四军战士李觉等3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人已被非法判处死刑,另一人也将同样被判为死罪,8月27日周恩来急函邵力子设法营救,在邵力子的奋力营救下,三位战士才幸免于难。

1946年11月中,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宣布于15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邵力子面对这一局面,不胜愤慨恼怒,断然拒绝参加“国大”选举和担任“国大”秘书长的职务。周恩来为了对国民党破坏和谈、单方召开“国大”的行径表示抗议,19日离开南京回延安。在一片反共内战的紧张气氛中,邵力子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冒着危险单独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

1949年春,华北解放区粮食极为困难,董必武为了给伤病员、保育院的孩子搞点粮食,便派人给邵力子送信,请他解决“一万斤不少、十万斤不多”的粮食。邵力子接信后,冒着极大的风险,立即竭尽全力设法给解放区转运去粮食8万斤,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意。

3 .和谈不成不返宁,家乡教育共关怀。1949年春,邵力子为国共和谈奔波。开初,他以私人身份前往石家庄与周恩来会谈。继而,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资格,随团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在南京方面的六个代表中,邵对和谈的态度最明朗、积极,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为和谈基础是合情合理的,他不但自己持这种正义的立场,而且还对同行的其他代表做工作。在和谈期间,他通过叶剑英将随南京代表团来的一名特务情况告知周恩来,还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和安排,动用代表团专机将中共掌握的几百亿金圆券送南京地下党,以配合军事行动开展经济斗争,邵力子为保证完成任务,亲自随机押送到点。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谈最终失败。邵力子本来就打定了“和谈不成功不返南京”的主意,此时他坚决表示不回南京留北平,毅然决然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夫人傅学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南京解放前一天顺利到达北平。

邵老在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已年高68岁了,但他深感国家新生了,自己也新生了,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事业。

这里讲一个邵力子出计用“濂溪”代称周恩来的故事。邵力子和于右任原本情同手足,亲同家人。大军渡江之际,于被迫去台,自此天各一方。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转述了于右任给一位港人的信,于在信中说:“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一点,我十分伤心。”章在信末说:于的“这种心情,请总理给予注意”。周恩来看了信后即让屈武以女婿名义,去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事后,想把周恩来关怀经过,告知岳丈于老,但又不知怎么写为好,后来与邵老相商。邵说:“可用‘濂溪’二字代称,因为‘濂溪’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别号,于先生一看就知道。”果然于收到信后,心领神会,对濂溪先生即周恩来表示感谢。这不仅说明邵老对于右任心情的理解,也是对周恩来心情的理解和工作上的支持。

周恩来、邵力子共同关怀家乡教育的事迹,至今传为佳话。邵力子早年为培植桑梓后学,在绍兴乡下先后创办了明强、运川、棠阳三所小学。1932年,又为首创立稽山中学,任设立人主任委员。校歌以“卧薪尝胆”为主题。1941年4月17日,绍兴城被日寇侵占时,稽中师生向南郊突围中,四人牺牲,十余人被俘。这一消息到重庆,误传伤亡师生二三百人。周恩来惊闻后殊为关切,专向稽山中学创办人、当时同在重庆的邵力子询问,并由邵致函学校慰问。稽中经费原来主要靠箔业愿捐维持,但1950年愿捐停止,学校经费困难。当时校董朱仲华向邵力子呼吁,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这种有历史性的学校一定要支持,直到转入公立。不久,邵又以学校设立人主任委员名义,请求周恩来任校董会名誉会长,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并说经费问题仍可由箔业愿捐解决。事后,经政务院主管财经有关领导关心指示,逐级下文至绍兴税务机关,由他们代征箔捐以资学校开支。自此,稽山中学经费得转宽裕,学校日益发展。(以上内容见枟绍兴市稽山中学1932—1992 校庆纪念册枠,傅学文枟周总理名誉董事长的一段回忆枠和朱仲华枟周总理关注故乡教育———追念总理担任稽山中学名誉董事长的史实枠两文。)

(四)最得人心的党员,马寅初的救命人

寒冷的1976年1月,马寅初家里,周恩来像的镜框四周披上了黑纱,缀满了小白花。马老坐在轮椅上,面对周恩来像默默流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要去向总理告别!”他已94岁了,患直肠癌动过大手术,下肢瘫痪,近日又患新病,频尿。儿女们认为让他去那种场合实在不合适,劝他不要去。但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固执地坚持:“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为了去向总理“告别”,而又少添麻烦,他头天晚上起就不喝水,早上也一改喝粥的惯例。他一进吊唁大厅,潸然泪下,想行礼但自己动弹不了,硬是要孙儿们扶起他,用手压低他的头,一下、两下、三下。这是世界上最难得的鞠躬。马老早就说过: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党员”,“我的救命恩人”。他坐在轮椅上绕“恩人”的遗体转了一圈,要求再转一圈,久久不肯离去。

1.患难之际伸援手,为国利益跟党走。马老是一位富于爱国精神,敢于仗义执言的进步教授,抗战初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为了拯救民族经济,充实抗战力量,他针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拥资亿万的“四大家族”,竭力主张实行“战时过分所得税”,并发表文章,作讲演,接着提出了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由此,引起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他的刻骨仇恨。蒋介石在对马老威胁、利诱均告无效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于1940年12月,将马老秘密逮捕,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周恩来得悉反动派的这一罪恶行径后,立即在枟新华日报枠、延安枟新中华报枠披露这一消息,揭露当局阴谋,还指示南方局通过种种方式和关系,大力开展营救工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42年夏马老获释,但仍被软禁家中,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反动派又密令重大将马老解聘,不准其他学校延聘,不准报刊刊登马老的文章,企图把他困住饿死。由此,马老先后投向几个报社的枟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枠文稿,都被一一退回,内心无比苦闷和愤慨。周恩来知道马老这一处境后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派枟新华日报枠记者专访马老,取来文稿,并以整版篇幅全文发表。文章一发表,山城轰动,马老感动。此后,只要是马老送去的稿件,总是力求发表,即或不采用也付给稿酬,以缓解他的生活困难。马老从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真正理解自己,于是同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每遇枟新华日报枠邀请的座谈会,他都积极参加并发表爱国言论,他说:“只要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①

2 .寿幛寿联壮声威,化装厨师避香港。1941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是马老六十寿诞。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了营救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马老早日出狱,提前在农历三月初十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明令禁止这个大会,并采取了种种破坏阻挠手段,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声援、支持下,祝寿大会如期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大会送寿幛一幅,上书: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①

周恩来领导的枟新华日报枠送的寿联上书: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怒敢言见精神。

寿幛控诉了反动派迫害马老的罪行,体现了对这位德高望重、坚持进步的学者的无限关怀与崇敬,寿联高度赞扬马老大义不屈的气概和为国为民无所畏惧的精神。

寿幛寿联挂在寿堂上方,大大增添了祝寿大会的热烈、庄重气氛,给身锁铁窗的寿翁和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重大师生均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48年底,马老的处境十分危险,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安排下,经过精心考虑,特意给他弄来一张香港轮上大菜师傅的身份证,化装成船上厨师赴港暂居。

3.再三保护渡难关,马老活到一百又一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马老随同第三批在港民主人士进入东北解放区,后来参加了共和国的开国大典。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5年起,马老就控制人口问题,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送议案,在北大讲演,在报上发表文章。1957年,枟人民日报枠批判马老的人口论,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领导许涤新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是“新人口理论的知音”,明确指示许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马老才未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初期,当地派出所所长到马老家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这个地方受到我们的保护,有什么事,可以来派出所找我们。”就这样,他家没有受到“文革”浩劫。

1972年,马老九十一岁,患了直肠癌。当时,医院认为如此高龄老人,不宜动手术;家属认为仅用药物治疗痛苦多,还是手术根治好,一时双方意见不一。为此,马老家属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手术治疗的请求报告,周恩来当晚就批示:“以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结果,两次手术都很顺利,马老身体基本康复。此时,周恩来却因积劳成疾,病情日重,但在病床上还惦念着马老。1975年春节后,周恩来特派北京医院院长吴大夫和自己的随侍医生卞大夫代表他去看望马老,给马老检查手术后情况,用药情况,事后一一向他汇报。周恩来自己身患重病,为人民鞠躬尽瘁,先于马老离开了人间。马老面对周恩来这种精神,郑重而又深情地说:“周总理无私!”

马老因周恩来关怀抢救及时,手术后又整整多活了10年。在这10年中,他有幸看到了“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末日,“新人口论”的平反,自己政治名誉的恢复;还有,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民族引上了兴旺发达的坦途,等等。饮水思源,周恩来的关怀、引导,是马老后半生的生命之源。

(五)输热诚鼎力助“育才”,陶行知遗嘱头朝北

陶行知祖籍绍兴陶堰,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早年推行平民教育运动,致力乡村教育建设,在举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时,与共产党员亲密合作。他敬佩周恩来,周恩来器重陶行知。

1 .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1939年,陶先生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更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帮助、指导。在周恩来关心下,学校成立了党支部,开展党的工作,鼓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育才学校的工作,选派知识渊博的进步学者、教授及文艺家去学校任教,给学校赠阅枟新华日报枠。陶行知在与周恩来频繁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每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产生问题,或育才学校遇到困难,他就去曾家岩向周恩来请教对策,商量办法。经周恩来分析、点拨,他就思想开放,信心倍增,感到充满了希望和力量,所以陶行知感慨地说,到曾家岩找周恩来,“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2.秋夜访行知,支持育英才。陶行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立场,实行进步教育方针,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9年7月,陶行知为教育战时难童,创办了“育才学校”。学校设在重庆以北约100里的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1940 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屡次寻找借口要“封闭”育才学校。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对学校极为关注。在一个秋晚,他同邓颖超一起赶到陶行知的住处深谈,向他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另一方面要教育师生,在极端困难时坚持工作,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念。在陶行知陪同下,第二天他们看望了一些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第三天先乘船后又步行2小时多到学校看望师生,参观以后,就给师生作报告,还参加活动,临走时,捐赠给学校400元钱,作为学生增加营养、购买体育器材之用。周恩来一走,陶行知给学校写了一张字条:“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还开列了饭钱和坐船费数字。这充分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珍贵友谊和陶行知先生的风格品德。此后,在陶行知邀请下,周恩来经常参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有时还给师生作讲演。

1942年,育才学校处于最困难之际,周恩来将岳母的20亩坟地献给学校种植经济作物,①还派专人给陶先生送去一件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织就的毛衣,一套南泥湾的垦荒照片。这给陶先生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立即动员全体师生开荒生产,解决了部分学生困难,也锻炼了师生。抗战一结束,中共在重庆的一些办事机关撤去南京,周恩来考虑育才学校校舍紧张,便把八路军办事处房舍让给了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了800银元给育才学校师生。育才学校由于陶先生殚精竭虑地经营苦撑,周恩来的热情扶植,培养引导200多名师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陶先生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领导工作,更积极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洪流。同时,遵照党和周恩来的建议,同郭沫若、李公朴等在重庆为一些职业青年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周恩来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高度赞扬陶先生为教育事业作贡献的精神。

3.陶先生对得起人民,要学习他的精神。1946年4月,育才学校迁到上海,陶先生为办学奔波,为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呼号,在三个月内到学校、工厂和车站讲演了一百多场。在特务的暗杀名单上,他被列为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第三名。他明知杀机四伏,但仍无所畏惧,一面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全身心投入战斗。由于长期过度紧张地工作,7月25日上午,陶先生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周恩来、邓颖超惊悉陶先生病危立即赶去探望。周恩来俯身陶先生身边,拉着他那还未僵硬的手,流着热泪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民族。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朋友们都要学习你的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精神。陶先生你放心去吧。”当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①

(六)周恩来两次通宵长谈,胡愈之献身统战工作

胡愈之,上虞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周恩来与他的交往也很多。

1 .义愤起壮举,长谈暖人心。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据吴觉农在枟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枠一文中回忆,胡愈之写了一封给国民党政府的公开抗议书,历述了大屠杀罪行后指出:“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4月14日,邀请了郑振铎等人署名后,即送枟商报枠发表,表达了胡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行动的愤慨。同时周恩来对这一抗议运动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②

1938年,胡愈之到武汉,周恩来要他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任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胡愈之因觉得任处长会被人讥笑成“当抗日官,吃摩擦饭”,不愿意干,一意要求去延安。周恩来知道他的想法后,找他作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谈,要他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好好学习毛泽东的枟论持久战枠,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做好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使敌人的阴谋难以得逞,要排除万难去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胡愈之乐意上任了,他说:“这一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工作,使我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③武汉失守那一天,胡愈之和郭沫若跟随周恩来最后撤退到长沙。此后,胡愈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去桂林做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战工作和进行抗日文化宣传运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2 .助手成伴侣,不忘牵线人。1940年冬,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去新加坡,帮助爱国侨领陈嘉庚办枟南洋商报枠,任编辑主任。胡愈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热情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对在华侨中开展抗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好的推动作用,深得陈嘉庚的赞赏。1941年夏,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沈兹九到新加坡帮助胡愈之工作。尔后,两人终结良缘。后来,胡愈之说,周恩来同志想得很周到。沈兹九说:“要深深感激周恩来同志,他安排我在愈之困难的时候到他身边工作,想得多周到啊!可以说,我和愈之的结合,周恩来同志还是最早的牵红线的人呢!”

3.宿舍谈通宵,服从党需要。1948年秋,胡愈之夫妇回国进入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指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周恩来同他谈今后的工作去向问题,希望他“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但他感到搞民主党派工作麻烦,表示了想去干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后来,胡愈之回忆说,当时“周总理看出我的思想不对头,有一次特地来到我的宿舍,谈了一个通宵。周总理用十分热情和诚挚的态度,对我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周恩来要他读毛泽东的几篇著作,列宁的枟国家与革命枠,恩格斯的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枠。周恩来说:“全国解放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长期的事。统战工作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①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通宵长谈,为他此后二十几年乐于从事民盟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虽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枟光明日报枠总编辑等职,但仍以巨大的精力从事民盟中央的领导工作,为民盟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孙越崎早谋起义,任新职人在归途

孙越崎,绍兴平水人,现年100岁。1992年12月民革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为中央名誉主席。五四时期就读天津北洋大学,任校学生会会长,是天津五四风潮中的学生界领袖人物,在共同的斗争中与周恩来相识。他说,周恩来、邓颖超“都是这个运动的活动家、领导者,到处演讲宣传,常见天津报端”②。

1948年,身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已“下定了投向共产党的决心”。为了迎接解放,他一方面顶住蒋介石的命令,以种种理由推托拒绝向台湾迁厂,一方面团结骨干,精心部署,秘密策划,动员下属坚守岗位,保护好厂矿财产、档案。同时将200 万美元下发各企业作维持费,以稳定人心。这对于资委会下属的121个总公司和总机构,下有上千个生产单位及研究机构,3万2000余职员及70几万工人,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部留在原岗位,保护工矿迎接解放,顺利地投向人民政府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到香港资委会下属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在中共组织的帮助协同下,率该所人员宣布起义,向毛主席发电致敬,并获复电嘉勉。同时,将该所在港时值近六百万美元的物资,运回广州移交人民政府。孙越崎宣布起义后,请在港工作的乔冠华和在北平的邵力子代向周恩来表示回归心愿。周恩来说:“随时可以来北平。”是年11月,孙越崎还在自广州北上的途中,周恩来已安排他任政务院财委会计划局副局长。孙越崎到北京车站时,得到周恩来委派的财委会代表和邵力子、钱昌照等人的迎候。接着,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并为他设宴接风。

孙越崎北归时,带来了翁文灏的悔过书。翁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此时他既不愿去台,又自感作为一名战犯难回大陆,于是滞留香港。周恩来看了翁的悔过书后不久,要孙越崎与翁联系,代告对他的关心,并同意他回来。1951年1月,翁文灏回到北京,孙越崎按周恩来的指示,同翁接近谈心,而后又问翁:是否愿意向台湾广播?翁文灏高兴地照办了。不久,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等访问我国时,提出要去唐山开滦煤矿参观。周恩来认为孙越崎是煤炭专家,又熟悉那里的情况,于是打电话给他,请他陪同英国客人去唐山。

(八)金善宝心头有明灯,又送种子又献金

金善宝,诸暨枫桥人,著名农学家,现九三学社名誉主席。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听过周恩来的“精彩演讲”,周恩来还多次约请金善宝交谈,倾听意见,对他的民主进步思想多有鼓励。

在周恩来的启发引导下,金善宝的思想逐渐升华,心头亮起了明灯。尽管这时金善宝的生活很艰苦,但曾两次到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办事处献金200元,资助八路军抗战。他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身上。”当他得悉延安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时,心里极其兴奋,觉得自己也可以助一臂之力,立即将自己耗费多年心血选育而成的几个最好的小麦品种种子共10 多斤,分别用纸袋包好,附上详细的品种说明书,亲自送往新华日报社转到延安。半个月后,在一次茶话会上,邓颖超告诉金善宝:“延安已收到了你的种子,同志们都感谢你。”①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在周恩来安排下,金善宝受毛泽东邀请到嘉陵江边张治中寓所会见。当时金善宝虽刚满50岁,但已满头白发。在座谈中,毛泽东亲切地向他说:“后边那位白发老先生有什么意见?”当知道他的年龄时,毛泽东伸出两个指头说:“我比你大两岁。”金善宝以无限深情对毛泽东说:“重庆虎狼之地,千万不能久留,请求早日离渝。”

1949年7月,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金善宝受邀参加,不久他被政务院任命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农林部副部长。

(九)范女士呈函求援,毛汉礼如愿回国

毛汉礼,金善宝同乡,著名海洋物理学家。1949年在美国进修,获知祖国新生兴奋不已,即致书爱人范易君和亲友,告知决心尽快完成学业,为新中国效力。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之日,即向家里电告返国日期,但在办归国手续时,美国当局声称:中美已交兵朝鲜,毛所学知识涉及美国最高利益,不许回国。毛汉礼对于美方这种无理阻挠极为愤慨,决心与之坚决斗争。他一面不惜花费巨大代价,延请律师,与美国政府打了长达三年的官司,自地方法院直至最高法院;一面致书国内亲友师长请求援助。

范易君获知丈夫毛汉礼羁绊之苦,即呈函周恩来反映情况,请求予以交涉。1954年夏,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严正揭露美国当局无理扣留我留学生和科技人员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交涉。事后,美方解除了对毛汉礼的禁令,准其回国。1956年,毛汉礼参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科技规划工作,此后几十年为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绍兴人”三看绍兴戏,怀仁堂演出传名篇

周恩来了解绍剧,热爱绍剧,深情支持和培植绍剧。1949 年同袁雪芬谈越剧改革时,他唱了绍剧,肯定了绍剧的音乐和唱腔。还建议越剧可以吸收高亢激越的绍剧唱腔,此后,他三看绍剧,还把绍剧推荐到中南海怀仁堂请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由此,绍剧名声大振,饮誉全国,同时也推动了绍剧的改革和发展,使这一古越奇葩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

1956年8月,杭城丹桂飘香。陈毅陪同印尼苏加诺总统观看了浙江绍剧团演出的枟大闹天宫枠,宾主都倍加赞赏。次年年底,周恩来陪同缅甸贵宾到上海,绍剧团应邀去沪为客人演出枟大闹天宫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谢幕时,周恩来偕客人登上了舞台,送了花篮,亲切地同演员一一握手,同时热情地说:我是绍兴人,爱看绍剧,你们演得很好,客人看了也很满意。还赞扬了演“孙悟空”的六龄童“武功不错”。接着,他一边抱起演罗猴的小六龄童,将他擎起,悬空举着;一边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随之,抱着小六龄童拍照留影。周恩来临走时说:这次来观看你们的演出,是陈毅副总理推荐的;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

1958年5月,绍剧团第一次上京汇报演出,周恩来亲临观看枟龙虎斗枠、枟芦花记枠。终场时,他又亲切地和演员见面、握手,说:“我们又见面了。”还问了几个青年演员的年龄和学艺情况,又问唱的曲子是“二凡”还是“三五七”,谈了很长时间。当大家要求合影时,他说:“不是上海拍过一张了么?好,那就再拍一张。”

1961年8月,绍剧团第二次上京演出,参加了首都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大会,演出了枟男吊枠、枟女吊枠、枟无常枠三个折子。大会结束时,周恩来又同演员合影,这是周恩来第三次看绍剧。绍剧团这次在京演出期间,郭沫若先后看了六场,还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员,并题枟七律·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枠一首,书赠绍剧团。

1961年10月,绍剧团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诸位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枠。毛泽东看完全剧,其间鼓掌六次,同年11月17日,写了枟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枠名篇: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71年,毛泽东南巡驻足杭州,绍剧名角“钢嗓老生”陈鹤皋受邀赴杭,清唱表演枟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枠,毛泽东对陈鹤皋的演唱很欣赏,说:“有绍剧特色,气魄大??”①

(十一)越剧改革遇知音,关怀厚爱袁雪芬

1946年,夏秋之际,袁雪芬为在舞台上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唱出广大劳苦人民的心声,大胆地进行了越剧改革,在许广平等的热情支持配合下,毅然将鲁迅的枟祝福枠改编成枟祥林嫂枠搬上舞台。演出很成功,各界有识之士和广大观众都给予热情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但反动派认为袁雪芬“向左转了”,于是恐吓、打击、迫害不断向她袭来。

正当袁雪芬处境艰险之际,周恩来到了上海,热情支持袁雪芬的事业,为她排忧解难,继续前行。

1.亲临“雪声”看演出,嘱咐于伶要扶植。当年,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曾四次到上海,为国家的命运奔走操劳。他也十分关心上海的文化战线,关心越剧改革,关心袁雪芬等饱受艰辛的文艺工作者。

9月16日,周恩来第四次到上海,当获知袁雪芬及其雪声剧团因演了枟祥林嫂枠而遭迫害的情况时,极为关切,决定去看看剧团的演出。那天,剧团演出枟凄凉辽宫月枠,袁雪芬演主角。他到场时戏已开演,就悄悄地坐在后排。看完戏后,他约在上海文化界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于伶去谈。于伶汇报了雪声剧团的情况和袁雪芬的遭遇后,周恩来说:“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绍兴戏,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很大。”“在国统区,在没有党领导的情况下,演出枟祥林嫂枠出乎意外。”“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①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夕,又指示于伶等同志,要挑选正派的同志去雪声剧团工作,以便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能有帮助。此后,袁雪芬在党的引导、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关口,在斗争中迎来了新中国。

2 .一杯牛奶两只蛋,无限深情寓其中。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上京(北平)开会。全国戏曲界特邀代表四名: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27岁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是最年轻的。到京第二天一早,饭店服务员给袁雪芬送来一杯牛奶、两只鸡蛋,并告诉她:“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特意关照给您的,他听说您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袁雪芬听了这话,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想:过去没见过周副主席的面,他怎么知道自己生过肺病?周副主席日夜操劳那么多国内外大事,怎么还关心着自己的身体?她心灵震动了,第一次领受到人间如此伟大的关怀和伟大的爱。

几天后,周恩来会见与会的特邀代表,见到袁雪芬时像老熟人一样,他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接着讲了1946年在上海看她演枟凄凉辽宫月枠的情景。袁雪芬这时才明白,当年报纸上登的看越剧的中共代表原来就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非常欢迎。中国人民盼望了多少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所以希望你们来,一同商量国家大事。”9月底,袁雪芬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3.良师益友难再复,枟三月春潮枠作怀念。在京期间,袁雪芬几次到周恩来家里去。有一次,周恩来说:“我放张唱片给你听听。”一听,竟是枟凄凉辽宫月枠,原来是于伶当年向她要去转送的。又一次,周恩来向她了解越剧发展情况,问到越剧与绍剧有啥不同,为啥都是女的演?袁雪芬回答后,周恩来说:京剧男演女,越剧女演男,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在新社会要逐渐改变。谈到越剧与绍剧的区别时,让袁雪芬唱了一段越剧。过后他说:“绍兴大班我也会哼哼,唱一句给你听听,叫‘绍兴高调’。”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唱了。在袁雪芬讲到“小班吸收了大班不少东西”时,周恩来说:“是应该吸收。”

袁雪芬在北平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几十天,眼界大开,教育良深,感受很多。她深深敬仰周恩来,觉得自己的心里话都可以同他讲。快要回上海了,觉得还有一句顶重要的话要说。她去向周恩来告别时,鼓起勇气,坦诚地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恩来热情地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周恩来还说:“年轻人,给我们写写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写信。我们要交个朋友嘛!”①此后,袁雪芬给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去信,周恩来也给她回信,信中说:“愿您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关心袁雪芬的思想、艺术进步,还关心她的身体,乃至家庭生活。1956年以后,周恩来、邓颖超曾多次去袁雪芬家探望谈心。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指引着袁雪芬的人生方向和艺术道路,也推动着越剧的改革和繁荣。

1977年,袁雪芬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带领创作人员和演员,全力创作了反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枟三月春潮枠,在越剧舞台上第一次塑造了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并且大胆地为他安排了一段唱词,以寄托对他的永恒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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