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宿舍兼办公室在拐角楼二楼，窗户面西。八九月份时，阳光如火，把房间烤得又干又热。到十月下旬，西北风疯狂地刮了起来，十一月份是一年中风沙最大的月份。我头一年来宁夏，还不知道有“沙尘暴”这个名词，只这一个月内，刮了三四次大风。大风起时，飞沙扑面，天昏地暗，如果在沙尘弥漫的室外逆风而行，你得弯腰弓背，使出浑身的力量往前顶着走，一不小心，狂风就会让你倒退几步。进得房间，你无须去拍打落在身上的尘土，因为那楼房的铁窗框子上有好宽的一道道的缝子，尘土可随风而入，还发出阵阵“嗖嗖”的哨声。在刮大风的时候，谁也懒得去擦拭桌子上的尘土，因为擦干净了，立刻又落下来了，不值得。等大风停了，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桌子上扫起一堆尘土。至于床上，我们都蒙有一层床单布，大风过后，到楼下把尘土顺风抖落就是。
1962年夏天我出差去西安几天，小旅馆的主人听说我是从宁夏来的，很惊奇地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风沙很大，听说刮起大风时，你在房子里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可以在被子上的一层黄土上写字。”我当时已是“宁夏人”了，本能地要维护宁夏人的荣誉，于是说：“哪有的事！西安不也属于大西北吗？咱们可不要‘五十步笑百步’”。
在宁夏生活久了，对沙尘暴也变得习以为常了。2006年的春天，来自祖国大西北的一次沙尘暴刮到了北京，电视上出现了一个镜头：有人在落满尘土的小汽车前盖上清楚地写了个字。媒体上借此大加渲染。面对这样的炒作，我甚觉可笑，在宁夏，不只是室外的汽车上可以写字，就是在室内的办公桌上，照样可以以尘土为背底写字，而且我已亲历几十年了。至于西安人说的在被子上写字，这与在桌子上写字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我到了宁夏，生活上的苦并未使我有深刻的感受，因为已经过长期困难生活的磨炼。宁夏的苦与山东的苦差不了多少，只是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在山东时少了三斤，变成每月24斤。还有一个时期，学校要求每人每月从自己的定量中再节省一斤，说是用以救济灾区。尽管当时我们觉得自己也像灾民，但这一斤还得省出来。至于定量为什么降成24斤，几年后才由同事们的传言中得到解释。当时宁夏的一把手为了向中央表现自己，做了两件最不得人心的事：一是把宁夏干部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为24斤；再是把每月工资中的边疆地区补贴取消掉，还曾振振有词地说“宁夏离北京不远么，不算边疆”。这位封疆大吏，一言九鼎，那时的中央，也巴不得有这样的“好干部”。可大吏们哪知老百姓的苦处，他们每月有这种补助、那种特殊照顾，照样吃得油光满面，躯体肥胖。我这一月24斤粮，得分成六份，五天一份，严加控制着吃，这五天吃超了，后五天就要再省出来，否则月底就要断粮挨饿。每天的定量，经食堂的“制作”之后，吃到嘴里的到不了七八两，而且食堂的菜也没有在山东时多。只是当时饥饿已经成为常态，还用上了“自我安慰”法：我不是还有每天七八两吗？总比那些连四五两也吃不上的农民强吧？当然，宁夏的干部当时大部分来自内地，比内地人多挨了饿，不免背地里说那位大吏真不怎么样。
我的同事们大多出身城市，家境都比我好，他们饿得天天叫苦，星期天就步行七八里到新城的自由市场去买吃的。我经不起他们常来“拉拢”，有一次也跟去转了转。他们有的花15元买一斤点心，有的花十几元买半斤水果糖，我怕一点不买在同事面前显得寒碜，就花5元钱买了一斤煮熟的胡萝卜。当我把这胡萝卜提回宿舍，吃了几块，却越吃越不忍下咽，这是5元钱啊！只解得一时的饥饿，却花掉了我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有这5元钱，我父亲每月可以多吃5个火烧，能解决5天的问题！我认为是犯了个大错误，觉得为了自己，对父亲不孝，应受良心上的责备。从那以后，我痛改前非，坚强了起来，任凭同事们怎么“拉拢”，再没去过自由市场。
到宁夏工作的第一个月起，拿了一年多实习工资，每月52元。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在农业部师资进修班的一年就是实习期。学校不承认这一年，又要从头另算。而这新的实习期本应只一年，可我们这批人都延续达一年零九个月才被转了正，拿到每月63元。因为宁夏大学当时的人事处长竟然忘记了向自治区财政厅上报我们这批人应增工资的额度，结果是工作转正，工资没转正。这位人事处长是来自陕北的工农干部，因为我们这批人对工资转正的事提过意见，在一次青年教师会议上就对我们训话。他心血来潮，越训越有劲，脸绷得赤红，唾沫飞溅，我们在底下敢怒不敢言。
我到了宁夏，周围环境的一切都是新奇的、陌生的。既然我是飘落在黄土高原的一颗种子，就得适应这里的环境，扎根发芽。边疆也是祖国的天，祖国的地，在这里我同样可以报效祖国。我没有任何怨言，生活的苦我已习以为常。但有两点是我经历了痛苦的磨炼才逐渐适应的：一是水土不服。宁夏的自来水是硬水，喝起来有咸味，还有一股怪味。自我进了宁夏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起初我认为是肠道细菌作怪，吃了些药，不顶用，才想到是水土的关系。以后我每次探亲回来，总有半个月拉肚子，在宁夏年久了，才适应了。再是气候干燥，浑身皮肤发痒。宁夏风沙大，春天、秋天刮起风来昏天黑地，加之学校地处沙漠边缘，气候干燥是可想而知的。那时的人们，如果每天使用抹脸油会被认为是奢侈，我则买那种三五分钱一盒的蚌壳油（在一蚌壳里盛着抹脸的凡士林）天天抹脸以防皮肤干裂。可身上怎么办呢？如果再用蚌壳油去抹，浑身油乎乎的怎么进被窝睡觉呢？但是经过几年的磨炼，我也“适者生存”，顺其自然了。我每次回家探亲，家里人会说我皮肤变黑了，在家里哪怕只住一个月，回到宁夏同事们会说我皮肤变白了，变细了。在宁夏住的年代久了，到内地出差开个会，内地人一般会立即辨别出来：“你是从西北高原来的吧。”是呵，西北高原的风，西北高原的水，西北高原的土，西北高原太阳光的紫外线，它们融汇成一道浓墨重彩的痕迹，深沉地绘在了我的脸上。
我适应了宁夏的水土，宁夏的风沙，宁夏的阳光，也适应了管我们的干部，学校的高、中层干部大多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腔调，听久了也就顺耳了。
我刚到宁大的前几年，教师大多是内地支边来的，名副其实地来自“五湖四海”。全校本地教师只有4位，其中3位在农学系，一位在化学系；再一个特点是青年教师多，四十来岁就是老教师了；还有，老师们很团结，我与同系同教研室的青年老师们相处融洽，工作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照，不长时间就交了几位朋友。最亲密的是与我同宿舍的室友，他是当地人，是宁夏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中唯一留校任教的优秀学生。虽说与我算是师生关系，但我们之间亲如兄弟，不仅相互体贴，我还是他中宁县农村老家的常客，每逢假期或出差的机会，我总去他家看望。我第一次吃宁夏的蒿子面和油炸面筋，第一次看到誉满全国的宁夏枸杞园，第一次睡宁夏的土炕，都是在他的家里。他忠厚、朴实、善良、勤恳、好学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动着我。常言道“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这黄土高原上落地生根之人，幸运地早早得到了知己。
我在这里扎下了根，愉快地生活，朝气蓬勃地工作。
3.以苦为乐，事业至上
宁夏大学正式成立挂牌，是1963年秋天的事。当时自治区派了一位省级干部——时任自治区党委候补书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来兼任校长，以彰显对宁夏大学的重视。原任宁夏师范学院院长担任常务副校长。开成立大会那天，全校如同过节，热闹隆重。自治区一位党委书记亲临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我生平第一次聆听省级官员讲话，自然是聚精会神。他不紧不慢，泰然自若，话题从国际到国内，又到学校，层层推进，在座师生们无不受益匪浅。但当大会宣布各部门各系的负责人，体现出学校的编制时，却让人明显体味到这毕竟是一所新成立的小大学。
新成立的宁夏大学行政机构简单，党委和行政机构各只设几个处室。全校只设有农学、畜牧、中文、政治历史、物理、数学、俄语、化学、医疗九个系，每系只一个专业，各系只任命一位临时负责人。原农学院的林学系撤销，人员并入农学系和畜牧系，也有的调离学校。当时全校只有三位教授：农学系、畜牧系和医疗系各一位，讲师只有5位，一位在中文系，其余集中在农学系。那时的讲师属于备受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特殊待遇，能享受到特殊供应的糖、香烟等等。每年春节期间，区党委宣传部都邀请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和宴会等。
各系招生的数目只农学系有时招双班共60人（其实这是合并前由农学院招收的），其余各系都是单班招生，每届30人，也有的年份个别系停招。所以早年的宁夏大学学生总数800~900人，每系的学生数为100人左右。学生少，又是小班上课，师生间交流密切。老师们熟悉班里的每位学生，掌握他们的学习和身体状况，甚至了解每位学生的爱好、脾性和外号。
那是人人都能吃苦耐劳、个个都有事业心的年代。特别是我们这些青年助教，初出茅庐，一下子登上大学讲堂，打心里感激国家的重托，也觉得自己幸运。那时一般的规矩是，大学新助教要跟着主讲教师（一般是教授、副教授）听课至少三个循环，为主讲教师带实验、批作业、辅导学生，然后试讲教材的部分章节，这样需经五六年，等当上了讲师才能上讲台主讲一门课程。可宁大是新学校，教授、讲师就那么几位，大多数系连个讲师也没有，上面的规矩并不适用。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助教，备课一学期或者一年，就得上讲台。逼到了这个份上，硬着头皮也得上，个个知难而进，使出浑身解数，忘记了水土不服，不管它风沙袭面，任它生活清苦，哪怕饥肠轱辘，统统不在话下。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是以苦为乐，工作至上。
我们没有星期天，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在工作十分疲惫时，才在校园里走走，晒晒太阳，换换空气。每当我不经意漫步于校园的时候，拐角楼西侧以及大红楼与小红楼之间的沙丘旁的几株沙枣树似乎在向我弯腰致意。我逐渐地亲近了它们。它们棵棵主杆低矮而弯曲，枝权散乱而茂密，整个树型好像是一个个坚强不屈的战士弯腰向前。沙枣树的叶子小而密，叶片上被有浓密的白色茸毛，用手触摸时，觉得毛茸茸的。她初夏盛开的小黄花，香气浓郁，老远就可以闻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沙枣树就是西北黄土高原上顶天立地的强者。它弯腰向前的雄姿与迎面扑来的风沙相抗争，它密布茸毛的细叶不仅能抵御风沙的击打，还能通过光合作用供给枝杆以营养和动力。她所植根的沙土中缺乏水分和营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敢于顶风沙冒严寒而生机盎然的存活着，成为与风沙相抗争的勇士。她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此后，每当我漫步于这荒漠般的校园时，我总走到沙枣树的跟前，触摸着她的枝叶，欣赏着她的雄姿，从中感悟到这荒漠的希望，增添了顶风冒雪、不畏艰苦的力量。
我到宁夏大学后，教研室分配给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是在1962年开春为畜牧系主讲“饲料生产学”课程，因为学校搬家和整理实验室占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剩下的备课时间不到一学期。这又是一门新开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只有几本参考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既要拟出全课程的教学大纲，又要写出一半课程的讲稿（剩下的部分只好边讲边写），任务十分繁重，不只是白天忙个不停，每晚也总在11点以后才能睡觉。有时晚上实在饥饿难忍，就在炉子底下烤一个小土豆，这土豆是学校从山区拉来分给每位职工的，是学校一年中给予职工的唯一福利，可惜只有几斤。那时宁大没有暖气，宿舍和实验室都用煤炉取暖。我写讲稿时，先打草稿，修改几遍后，在那又黑又粗糙的稿纸上，誊写得极其工整，一字一格，标点符号也占一格。其实不光是我这样做，与我一起来的同事们也都是这样。
1962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台。台下的学生大多比我小不了几岁。个别山区来的学生，年龄与我相仿。上讲台之前，我早就憋足了劲，一定要沉住气，不慌不忙，一炮打响。为了这“一炮打响”，我试讲了又试讲，先是自己在实验室里站在黑板前对着空房子试讲，再是请了同教研室与我一同来校的两位青年助教听我试讲，最后请了教研组长（讲师）和另一位讲师听我试讲。我接受了同事们提出的改进意见，登上讲台时不觉胆怯，胸有成竹。其实，这些学生是第一次进大学校门，还没有听过教授、讲师的课，我这么年轻轻的就能为他们授课，他们反觉得这老师真了不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