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贵青春
1.风云变幻，暗流涌动
在上一章里，曾提到因为我发表了一篇译文惹得系党支部书记深夜上门，兴师问罪的事。其实他这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之举，是与国家政治形势转变息息相关的。
说来那时我仍然十分天真，以苦为乐，事业至上，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已偃旗息鼓，该是平静下来修复创伤的时候了。国家不会再折腾，应是实实在在地搞建设的时代了。
作为一般群众，我并不知道1962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及“把阶级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号召。但却预感到“风声渐紧”，不同寻常了。我的亲身感觉是由我的班主任工作所引起的。
约是1961年的冬季，系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叫你当班主任”。乍一听我有点怕，因为初出校门，还带着学生的稚气。我要带的这个班已经进校一年多了，有的学生只比我小一两岁，我胆怯地说：“我当得了吗？”书记说：“你试着看吧。”
由于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但也鼓足了劲，心想一定要把这个班主任当好。为此，我制订了工作的步骤。第一阶段在班里什么话也不说，对任何事都不表态，却经常与班干部和同学个别谈话，了解班级的情况。那时我是单身，行动自由，几乎每天在学生晚饭后到上晚自习前的空当时间里找一名同学谈话。谈得多了，与同学熟悉了，他们与我的谈话也就敞开了。但他们说的一些事情让我十分吃惊。
有一位学生，老是沉闷不语，我想和他说话，他总躲躲闪闪。后来，通过班干部了解，才知道，他原来在1960年入学后因为饥饿，一天晚上从学生食堂的窗户翻进去拿了个馒头，让食堂管理人员发现并捉住了。这个学生家庭出身是工人，就因为这件事，他被划为“坏学生”，并在班级大会上作了检讨，之后又进行了批判，从此他再也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件现在听来十分可笑的事。班里的一位同学，家庭出身是地主。给他家放羊的长工“羊把势”的儿子和他是同班同学和好朋友。土地改革前的1950年初夏，家里让他俩赶着两头毛驴，将两口袋稻子送到邻村“羊把势”家。土地改革后的冬天，“羊把势”的儿子叫了他去，让他牵回来一只山羊，喂肥了过年。就这件事，被上升为“转移财产”和“反攻倒算”，是“坚持地主阶级立场”。这位同学除了和其他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一样受到歧视，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使他思想包袱沉重，总是郁闷地低着头。我奇怪了，学校是怎么知道这回事呢？原来那时兴的是“向党交心”，汇报思想，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经常要求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并揭露剥削阶级的罪行。这虽算不上运动，却是党的要求，也是考验每个人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每人不仅要把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向党交心，甚至要把隐藏在内心的私心杂念等交代出来（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位同学在“向党交心”时说出了他小时候的这件事之后本应是一身轻松，但恰恰相反，他受到批判，背上了“阶级立场问题”的包袱，而且一直背到毕业。这沉重的政治包袱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沉闷不语，少与人交往，为了打发时光，只有埋头念书。这学生偏又天资聪慧，学习极好，考分总排班里前几名，因此他又得了一顶帽子：“走白专道路。”这两顶帽子戴在头上，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越发沉闷，越发远离同学。
在那时，不消说有“问题”的学生背的包袱沉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们，都抬不起头来。我很同情他们，但又很难保护他们。聊以自慰的是，无论是出身好与不好，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我对他们一视同仁，这使他们感到宽慰。有件记忆犹新的事，当有人提议要对几位有“问题”的同学，包括那位“从小就有阶级立场问题”的同学进行全班大会批判时，我果断地阻止了。
我这班主任一直当到1964年夏天那届学生毕业。那时阶级斗争的风声更紧了。也不知是自治区的指示精神，还是学校领导独出心裁，竟在全校毕业班开展了一项叫做“试划阶级成分”的运动。由学生自报家庭成分，然后相互评议，确定你被划成什么成分。按说我是班主任，应参与此事，但一则我是非党员，参与此事会碍人手脚，其实，这本是胡来，不应给学生再划什么阶级成分，更不应“领导”学生自己给自己来划；二来家中有八十岁老父，风烛残年，我在学期结束前半个月已请了假，学校放假前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等我过完暑假回来，毕业班的学生们离开了学校。我得知那位有“阶级立场问题”的学生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被戴上“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帽子被发配到学校农场管制劳动，与他一同被管制劳动的还有中文系、数学系的几个“反动学生”，政治历史系的一个“坏分子学生”等。“向党交心”惹出的祸夺去了他宝贵的青春年华，他在农场里被管制劳动长达4年。后来他有一份工作时，已是而立之年。他领略了社会上的冷眼，饱尝了“另类”的滋味，却不咎既往受到的政治迫害，辛勤忘我地工作，从县农业技术推广员干起，植根于老百姓之中，深得群众信任，逐步被推举为农技推广站站长，县农业局副局长、局长，自治区农业厅农业处处长和副厅长。
应该说，上述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还不是在阶级斗争风浪迭起的时候，但已是暗流潜动，害人不浅了。
“向党交心”的事也在教师身上上演。一次会议上，支部书记严肃地布置，向党交心不是像学生那样，会上谈谈就了事，而是要写出材料，刨根问底地向党交代。在党的号召下，我把自己的家庭、社会关系等刨呀，刨呀，生怕对党不够忠诚，可是刨来刨去，实在刨不出问题。
好事能变坏事，坏事能变好事，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向党交心的事对我来讲是件好事，因为从那以后我确信，我的家庭、我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个人，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并非“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却也干干净净，堂堂正正（至于我个人曾在“反右”中被划为中右，我当时并不知道），而我们系的党员教职工们却多多少少有点社会或个人历史问题。于是我骄傲了起来。当然，这对我以后的路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那时我们确实是把“向党交心”作为对党忠诚的表示。从另一方面，谁都没有怀疑过党对自己的关怀，我们写任何文章或材料时，开头总要有一句“在党的关怀与教育下”……
可是，在196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惶惑不解，这件事不是我们当时就知道，是事后的1963年才知道的。在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市召开的一个中央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说，你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加冕礼”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这件事令所有的知识分子激动振奋：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已被“正了名”。我是十分单纯的人，这时才忽然想到，难道我们原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不是全心全意、不辞辛苦、尤其是忍着饥饿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吗？我们谁是资产阶级？我引为自豪、一点问题没有的中农成分出身也是资产阶级？难道知识分子就属于资产阶级吗？
其实，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脱帽礼”和“加冕礼”并未真正奏效，只让知识分子们空高兴了短暂的一阵子。两位总理反而因此而获罪，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顶峰：知识分子被列入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排行第九，取名“臭老九”。这时的我，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失去了刚当大学教师时的那份荣耀、那种自豪，戴在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变成了一顶“臭老九”的帽子，压在头上，沉甸甸的。
2.刻骨铭心的阶级斗争之害
阶级斗争的狂风巨浪，把很多人都卷了进去，我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卷了进去。因为这是大环境，被卷进去的人很多，个人往往感觉不到剧烈的切肤之痛。我对于阶级斗争之厉害，还是通过自身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才体味到的。
前面说过，因为我大学学习成绩优异而曾被留校当助教，只因找了个地主出身的对象又被一脚踢出门外。支援祖国边疆社会主义建设我没有意见，也是我的志愿，但被人踢出门再去边疆，就对我的志愿蒙上了阴影，像是本非自愿，很有点被“发配”的意思。这倒也罢，我们去！
我找对象时思想很单纯，未曾考虑过对方的家庭出身会对自己发生影响。这次因为女朋友的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分配，但我想，去边疆就去边疆，该结婚还是要结的。
我向女朋友提出结婚的要求。一则年龄不小，该结婚了；更因为父亲八十高龄，天天盼我早日成家；大哥膝下无子，也催我结婚生子好过继一个给他；三则，我们一个在内蒙，一个在宁夏，两地生活很不方便，如果结婚了，组织上会早日考虑把我们调到一起。为此，我曾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把女朋友从内蒙调到宁夏来。但她的事业心太强，说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能集中精力于教学了，一再表示要专心工作，努力钻研业务，教学上能拿得起来了再结婚。我尊重她的意见，一年一年地等她，等到1964年的夏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忽有一天，我同教研组的一位同事找我“谈话”，直截了当地说：“你把女朋友吹了吧”。这同事虽是我的朋友，但身份是党支部委员。他与我谈话后的一个多月，我反复揣摸，恐他不是以朋友的身份，而是携带着使命与我谈话的。我困惑不解，感到沉闷，渐渐如背负重压，终日闷闷不语。重压之下，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找支部书记谈话。我直接向支部书记说明了那天支部委员找我谈话的事。书记知道了我的来意，立即板起了脸，沉闷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看吧，看你是要老婆还是要党！”我像当头挨了闷棍，嗡的一声，说不出什么话，木讷地从书记办公室退出，觉得昏天黑地，竟一头撞在对面的墙上。
往事一件件地涌上心头。
那是1959年的秋天，就是母亲离我而去，国家又黑云压城的秋天，我身着孝志由老家回到学校，痛苦的心情使我想避开任何人而孤处一室。但我要上课，还要做实验。而实验课是与她一组，这已是几年了。做实验必须与她接触，与她说话，就在这过程中，她的细语，她的眼神，她的温存，她的体贴逐渐地沁入我的心间。我体会到这种友谊的温暖，这种温暖从内心流向全身。
我们之间从友谊发展到爱情，但这爱情却无浪漫色彩可言，而是在低沉、缄默中相会，在忧伤、苦楚中惜别；也曾有微笑，但这微笑总带几分苦涩；也有过兴奋，但这兴奋总是转瞬即逝。我的心情受到因母亲去世而悲伤的影响，埋在她内心里的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因此而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她的心情集中反映在她的一句话中：“你说我们将来能幸福吗？”
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们并没有公开两人之间的关系，直到临毕业时我打算带她回家让父亲看看，才惹出前文中所说的麻烦来。
留在山东农学院进修期间，我们公开了恋爱关系。那时班里除我俩而外，还有两对，都是公开的，我们这三对进出食堂吃饭时，都是成双成对，两人把饭打在一起吃。使我至今仍感念不忘的是，在那“低标准”、粮菜贵如金、吃饭成为人们第一渴求的年代里，我俩在一起吃饭的一年中，我每顿总比她多吃几口，而我每多吃一口，总觉于心有愧，而又总是无法推托。这一口饭，一口菜，携带着无尽的情谊和爱心，不是进到我的胃里，而是进到我的心里。
在紧张的进修生活中，我们这个班集体似乎置身于世外桃源，我俩各自内心的压力减轻了很多。班集体和谐、快乐、紧张的气氛使我俩的心境变得平静而轻松，忘却了外面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无情。这是我们恋爱过程中最为甜蜜温馨的一段时光，我们相互鼓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课业的学习，只在晚饭后才在一起散步。在这散步中，送走了秋日红叶的飘逸，领略了严寒中冬青的坚贞；春天的鲜花为我们展开了笑脸，夏日的绿荫激发了我们青春的活力。
进修班毕业后，我们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并在工作中不懈进取，孜孜以求，期望能在教学业务上站立起来。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培育着之间的感情，经过了漫长的三个年头。她曾在暑假里来过宁夏大学两次，我系的许多老师都看到过她，我在向系里打的请调报告中说明了她的家庭出身。
那时的社会，用人已很讲个人出身和阶级成分。山东省把出身不好的“烂杏子”发配到边疆，宁夏也是好样的，你“烂杏子”发配到内蒙可以，我这里可不要！
在1964年夏天，阶级斗争的风浪终于无情地把我们卷了进去。支部书记等于是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他实在是等得不耐烦了，从那支部委员与我谈话起，一个多月还不见我表态，所以我一去找他，他就拉长了脸，说的那一句话，活现出他那愤懑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