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化及罗马时期，最盛行的是生辰占星术，即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位置，预言其人此后岁月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生老病死，穷通祸福，以及此人在性格、体质等方面的特征。在这方面，留存下来的资料也非常丰富，诸如：“生于公元104年4月23日：手臂短。又一人：有病，在海上出逃不遂，但幸赖土星位置之仁慈，终可幸免于难”；“生于公元114年11月10日：42岁与一女子口角纠纷，大出其丑；两年后一奴隶横死，他的父亲陷于危险，性命攸关；他本人受到‘门第微贱’、‘强奸’等指控。但他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恩惠”；“生于公元116年1月12日：女人气，且有难言的恶习——因为魔羯宫是淫荡好色的，而它的统治者(土星)又远在金牛宫；……他看来将由于一些无法防止的意外事件，在军中高位上被人鸣鼓而攻，届时人们将无不惊奇”等等。
在这个时代的占星家心目中，世间各种事件与日、月、五大行星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及互动关系。例如，太阳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一天之中不同时刻的阳光有不同性质。又如，火星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金星则对应于爱情，水星对应于速度和情报信息等等。关于五大行星的“性质”或“性格”，又有一套说法。比如，木星和金星被认为是仁慈的，火星和土星则会相冲相克，而水星则是中性的。行星和月亮的影响力，则依据它们对于地球与太阳相对位置而有大小不同——金星、水星、月亮的影响力弱，火星为中等，木星与土星则强。与此相对应，金星和月亮是“湿性”的，而湿性代表雌性、女性；反之，木、土二星则代表雄性、男性。
随着占星术理论的发展，希腊-罗马人逐渐发展出一种“非前定派”的占星术理论，即只承认人间万事中有一部分是前定的，还有一部分则未经前定，因此人们至少还有一些操控未来的余地；在此情形下，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选择不当，做某件事会招灾惹祸，反之则会大吉大利。按照“非前定派”占星家的观点，操控分娩过程、选择婴儿降生时刻就成为关系到其一生祸福的大事情了。不过，那时的占星家还需要根据孕妇的预产期，事先排算好一系列的算命天宫图，由此看出哪些日子、哪些时辰分娩是吉利，进而再指导产婆帮助产妇操控分娩过程，力求趋吉避凶。
不过早在罗马帝国初期，就有许多人明确表示怀疑占星术的理论。其中，古罗马着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就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西塞罗曾与信奉斯多噶派哲学的占星家波塞多尼奥斯交往，又与热衷于占星术的罗马执政官菲古卢斯友谊甚笃，但仍表示无法相信占星术。他还在《论预言》一文中对占星术提出八项具体的批评。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则从哲学角度对占星术表示了怀疑，他的长诗《物性论》中认为来自天球的影响不可能有机会发生作用。至于着名政治家塞涅卡，则更尖锐地质问占星家们：“从这类知识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是应当为土星与火星的对峙，或因在能完全看到土星的夜晚里却看不到水星而担忧呢，还是应当逐步懂得这些天体不论在什么位置都同样吉利，它们的位置是不会变更的呢·……如果是它们致使一切事件发生，那么仅仅熟悉一个不可改变的东西的过程又有什么帮助呢·如果它们能预示一切事件，那么预先知道自己无法逃脱的厄运又能怎样呢？”甚至有人更清醒地批评占星术，他们认为，占星术的预言通常总是宽泛不定，模棱两可，因而毫无意义。占星术家所预言之事，非吉则凶。若预言你吉庆有余，你将被徒劳无益的企盼弄得可怜可笑；若预言你在劫难逃，你又将被徒劳无益的恐惧弄得可怜可笑。所以无论如何你不应该与那些自诩能预知未来的人掺和在一起。
然而在事实上，批评与怀疑的声音在这个时期虽从未停止，但却丝毫无法阻止许多人对占星术的信奉。甚至有些人虽然在理论上对占星术持怀疑态度，但行动上未必如此。比如着名的统帅恺撒，一向不信占星术，但他选金牛座星象做军团旗帜，有人认为与占星术有关。再如奥勒利乌斯皇帝，他本人主张万事前定，在位时也不大与占星家交往，但也曾追随潮流，让占星家为他的两个儿子排算了算命天宫图。
与希腊时期相比，罗马人主要在医学占星术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其代表便是着名医生盖伦。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古罗马着名政治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古罗马奴隶主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派人杀害。
盖伦
盖伦，129-199年，古罗马时期最着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曾担任罗马帝国皇帝奥勒利乌斯皇帝的御医，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医学权威。
盖伦出生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边一个建筑师家庭，他早年跟随当地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学习，17岁时跟随一位精通解剖学的医生学习医学知识。在古罗马时期，医学被认为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因此相对受到了重视。他一生写了131部着作，这些着作既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
除了在解剖学和药物学方面的研究，盖伦的最重要成就是建立了血液的运动理论和对三种灵魂学说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罗卢斯认为人体具有三种灵魂，即：1．生长灵魂，这是人、动物和植物所共有的，在人体它位于脐部；2．动物灵魂，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它位于心脏，主管感觉和运动；3．理性灵性灵魂，只有人才具备，位于脑部，主管智慧。同一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分别称这三种灵魂为生殖灵魂、感觉灵魂及理性灵魂。植物只有生殖灵魂，动物有前两种灵魂，只有人才具备三种灵魂。盖伦则把这三种灵魂的说法与人体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自然灵气”、“生命灵气”、“动物灵气”的理论。
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特别是由于曾在科林斯和亚历山大城学习，盖伦也深受希腊医学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好的医生也应该是哲学家，并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在自然中一切都是有目的的”的观点，认为人体构造，如手上的肌肉和骨骼，都执行事先安排好的功能。他特别注意病人得病的时间，还要仔细考虑为病人施术时天狼星的位置。在他的一篇医学论文中，讨论了月亮和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不同位置时对疾病及治疗的不同影响。
中世纪的曲折前进
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从本质上属于另类信仰的占星术自然与其发生冲突。
加之当时罗马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一些基督教会的权威人士便开始猛烈抨击这种“异端”学说。
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出生于北非（现阿尔及利亚），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代表。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以前，爱好世俗文艺，对古希腊罗马文学有深刻的研究，曾担任文学、修辞学教师。在这之后，他痛悔为世俗文艺引入歧途，极力攻击世俗文艺。他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
奥古斯丁认为一切美源自上帝。美是分等级的，最高的、绝对的美是上帝，其次是道德美，形体美是低级的、相对的美。低级有限的形体美本身并无独立价值，只是通向无限的绝对美的阶梯。美体现为整一、和谐，而整一与和谐是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因而美的基本要素是数。
这个观点明显是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他还主张艺术应抛弃现实世界而反映上帝，达到为宗教服务的目的，造型艺术应用于装饰教堂，诗和音乐也应赞美上帝。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奥古斯丁以基督教“万能的主”
不能冒渎，在其名着《忏悔录》中极力抨击占星学。不过在事实上，奥古斯丁早年也曾研究过占星学。因为在当时，为了吸引信徒，基督教并未明确反对占星术。但是由于占星学的预卜未来和以一切为上帝旨意的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自会引起教会人士的批判。
不过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拜占庭帝国的建立，中世纪欧洲与东方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而经历了短暂低潮的占星术又继续向前发展了。到公元6世纪以后，大部分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承认，占星学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比如东哥特王国时期的意大利学者波伊提乌，就在其着作《哲学的慰藉》中认为，行星的运行是由“不朽的神意”
所操控的，而从恒星的天球运动中，可以演绎出尘世的事务。
他还赞同柏拉图的见解，认为每个行星有着自己对应的音阶，构成“天球的音乐”，显示出宇宙的和谐。该书中还有一些推算天球运行的细节，绘有一些在占星学着作中常见的示意图。
公元8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间，欧洲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着名的占星学家，而那些统治者也对他们非常器重。据说在公元1066年诺曼公爵威廉渡海征服英国时，正值哈雷彗星出现，人们认为正是这颗彗星“引导着公爵取得胜利”。威廉自己也非常笃信占星术，在远征时就带着自己的宫廷占星家。接着，占星家又为他择定了加冕为英国国王这一仪式的吉时——公元1066年圣诞日中午，这一时刻被认为非比寻常，它正可为英格兰择定一张新的算命天宫图。也正是由此开始，欧洲大陆上流行的占星学传入英国，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任。
到13世纪以后，中世纪欧洲的占星术再度出现了繁荣，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希腊化时期。无论是哪一种占星术，都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中世纪中期开始，有一套将黄道十二宫与日月及五大行星相互对应附会的学说，也日益流行起来。在当时许多着作、绘画中都可以见到这套学说的表现和影响。
由这套学说出发，又进而附会出许多结论来。比如，日月和五大行星常在一些占星图册中被绘成人形，他们手中所持的器物也固定下来，具体为：
日：老年王者，手持书册与权杖。
月：裸女，手持号角与火把。
水星：男子，手持囊袋和两条缠在一起的蛇。
金星：裸女，手持镜子与花卉，有时还头饰花冠。
火星：武士，顶盔披甲，手持军旗和利剑。
木星：猎人状，手持箭矢和杖。
土星：男子，手中持镰刀，有时还拄着拐杖。
在中世纪，基本上趋于成熟的占星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虽然生辰占星术在欧洲各国占据主流地在正统教会人士眼中，位，但类似巴比伦时期的军国占星术也屡屡成为焦点——占星家们甚至得以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因而在这数百年间，欧洲社会上不断流传着形形色色的预言，成为一大历史景观。
据历史记载，就连当时的教皇也对占星术深信不疑。教皇克雷芒六世就曾命占星家穆尔斯为其排算了“占星年历”。这种“年历”实际上是一份预言编年表，由占星学家根据其人出生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推算出此人今后逐年的祸福、健康、奇遇、注意事项等等，有时可以长达数百页。当时人们相信，如果占星家为某人所排算的占星年历有多少年，就意味着此人能活多少岁。而在着名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期间，占星家还积极预测战役的胜负、国王的死期以及王位继承人的命运等。可以说，直到14世纪末，欧洲各国的宫廷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占星家。那些君主们需要占星家的智慧和预言，他们让占星家提供咨询，充当顾问，甚至直接参与机要，委以重任。因此与希腊化以及罗马时代相比，占星术的整体地位进一步提高了。
文艺复兴：
占星术的“第二黄金时代”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于是便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由于对古典希腊以及东方文化的热烈研究，占星术也迎来了它的东哥特王国：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东哥特人建立的国家。东哥特人原住黑海草原，4世纪后半期随匈奴人向西推进，居住在潘诺尼亚。453年匈奴王阿提拉死后，东哥特人乘机摆脱匈奴人的统治。公元454年，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多瑙河上游。
488年，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在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怂恿下出兵意大利，和当时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者奥多亚克订约，共同治理意大利。493年，狄奥多里克建立东哥特王国，定都于拉文那。555年被拜占庭帝国灭亡。
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规模更大，而且也同样出现了两大特色：一是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于占星术；二是出现了身兼天文学家与占星家的代表人物，如第谷和开普勒等。
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占星术几乎渗透到每一个地区，以至于当时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几乎家家都雇着一位占星家。
那时，每个君主的宫廷里几乎都有占星家充当顾问，为他们的大小事务出谋划策。
即使在佛罗伦萨等“自由城市”
中，也有市政府正式任命的占星家。而在大学里，从14世纪起就任命了占星术教授。至于罗马教皇们，无一例外地迷信和依赖占星术。据说，教皇保罗三世对占星术痴迷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在占星家为他定出时间之前是从不召开枢机主教会议的”的地步。
在英国，人们同样信奉占星术。例如着名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她举行加冕典礼的吉日就是由占星家约翰·迪用占星术理论为她推算择定的。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牛顿，年轻时也曾买过关于占星术的书，而到晚年时，他还曾热衷于研究所谓的“预言书”。
除了预言、挑选时日外，中世纪的占星术对医学的影响也很大。公元13世纪下半叶着名的意大利医生彼得在其《安抚者》中提出，关于天体运行的知识，对于医学而言不仅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根本的”；而每一次服药，都应该在研究了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之后再进行。当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医生占星所制造的仪器，其中包括：一种专供医生使用的星盘，星盘周围刻有黄道十二宫、昼夜24时等；一套同轴圆盘用来指示日、月、五大行星位置。这样，医生施治时所要了解的天象内容，就可以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