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队长害怕松田次郎对闫维谦图谋不轨,准备上前搜他的身子。闫维谦说:“不要搜了,他想杀我没必要找这样的借口,再说也不一定能杀得了我。让他过来吧。”
松田次郎走到闫维谦身边,在他耳旁悄悄说了几句话。闫维谦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变得非常难看!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麻雀’和‘鹌鹑’竟然是——转念一想,现在也不能完全听信松田次郎的一面之词,他如果居心叵测想离间抗日队伍的团结或借刀杀人,我岂不上了他的当!
松田次郎究竟说的是真是假?眼前只有一个人可以证实。闫维谦把马翻译官叫了过来。
“闫区长叫我有啥事?”
“你应该清楚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我、我还真不太清楚。”
“我问你,‘麻雀’和‘鹌鹑’到底是谁?”
“这、这个,我、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好,你看看这个东西或许就知道了。”闫维谦说着,喊谷大豹过来。谷大豹攥着两根硬邦邦的鼓槌跑了过来。
马翻译官一看那两根紫黑紫黑的鼓槌,吓得腿立刻软了,连忙说:“闫、闫区长,我、我说,是、是……”
马翻译官和松田次郎说得一模一样。闫维谦对耿队长耳语了几句,耿队长听了也大吃一惊,张开的嘴巴半天没有合拢。
“你迅速返回区公所,先把‘山雀’控制起来。再派人到温家坳六所抓捕‘鹌鹑’。”闫维谦给耿队长下了命令。
副区长荆保光负责后勤供应,这段日子正在领导群众“坚壁清野”。耿队长返回元浦村后,立刻让通讯员小黄通知荆保光回区公所,说闫维谦区长要召开会议,有重要事情商量。
荆保光来到会议室,刚一进们,就被藏在门后的两个武工队员拧住了胳膊。荆保光用力反抗,嘴里不住地大叫:“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逮捕你!”耿队长说。
荆保光气急败坏地吼着:“你、你凭什么逮捕我?”
这时,闫维谦从门外走了进来,说:“就凭你是‘山雀’!”
荆保光一听‘山雀’这两个字,心里先是‘扑通’一声,随即又镇定下来,说:“闫区长,闫维谦同志,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不要和我称同志,你不配做我的同志。你不明白我的话是吗?请你看看这两个人就明白了。”闫维谦一挥手,两个民兵把马翻译官和松田次郎带了进来。
看到这两个人,荆保光两条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荆保光,说吧,堂堂抗日政府的副区长怎么变成了献媚日寇的奸细;曾是八路军的干部为什么残害起了八路军伤病员?”
荆保光深深地叹了口气,幽幽地说:“唉,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
一九三九年秋,侵华日军纠集两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攻占封平中心区,摧毁军区后方,分割破坏根据地。敌人不仅对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还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导致多种传染病大面积流行。除此之外,敌人还搞严密的经济封锁,不允许一片药、一粒盐、一尺布进入根据地,妄图利用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手段瓦解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进入十月份,第九区公所辖内各村生活必需品如火柴、碱面、白布等严重缺乏,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每当做饭的时候,人们就跑到村后的山顶上瞭望,看到谁家烟囱里冒烟,便拿着一把柴草到这一家去引火。张家到李家引,王家再到张家引……引火的队伍往往排半里地长。到十月底,好几个村子又发生了严重的疟疾,患病人数已近千人。有的人家,一家数口全被感染,有的村则无一人幸免。边区政府虽然紧急调拨来一部分药品,但终因杯水车薪,不能有效阻止疫情蔓延。由于得不到及时救治,已经开始有人死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第九区公所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派人潜入SX省灵许县敌占区,购买一些药品、布匹和火柴回来。深入敌占区,时刻有生命危险,派谁去呢?荆保光是负责后勤保障的副区长,自告奋勇带队前去。他说自己的家乡在雁北,对那里的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比较熟悉。另外,他在晋察冀军区是后勤助理,了解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和行情。闫维谦和谷月平经过研究,觉得荆保光去比较合适,就派了两个年轻人与他一道前往,一个是区武工队员陈延,人很机灵,腿脚也利索;另一个是浦南的民兵刘玉柱,灵许县城有他好几门亲戚,人去了好有个落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