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与固始之间的特殊渊源关系早就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几乎很少有人敢去碰这根高压线。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民间往来的不断增加，豫闽台渊源关系研究才得以逐步开展并迅速形成热潮。
1981年3月，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漳州龙溪人黄典诚先生（1993年去世）应邀到郑州大学中文系参加河南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作为语言学家，黄先生在会前不仅翻阅了《五代史》等文献典籍和《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光州志》、《固始县志》等地方志书，以及福建、河南等地相关族谱，而且带着他的几个研究生专门到固始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调查中他们惊奇地发现，福建方言与固始方言竟然有那么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黄先生在大会上所做的《寻根母语到中原》的大会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河南日报》报道后，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河南、福建等地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他在发言中提到，河南光州固始人陈元光开辟了漳州，被尊为“开漳圣王”，后来，这位被神化了的“开漳圣王”又随郑成功到了台湾。福建今天的发展与当年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的开发治理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多数福建人都是固始移民的后裔，而绝大多数台湾本省人又是福建移民的后裔。所以，他认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而固始无疑是台湾同胞到中原寻根的第一站。可以说，这是新时期研究台湾、福建与光州固始渊源关系的先声。
作为当时在河南工作的福建人，这样一种双重身份使欧先生对寻根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和执着。从1968年到河南工作，直到1988年才调回福建，他把自己一生中最有活力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河南这方热土。他在河南工作的20年时间里，不仅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卓着的成就，而且在闽台与固始渊源关系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受黄典诚先生《寻根母语到中原》一文的启发，欧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台湾同胞到大陆寻根问祖的浪潮将势不可挡。为适应这种工作的需要，他于1982年专程到福建福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并向信阳地委递交了一份题为《一千年前是一家——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的调研报告。获得地委书记刘玉斋批准和支持后，欧先生于1982年4月2日，参与组织了由信阳地委有关部门、河南省考古学会、信阳师范学院及信阳地区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的“台湾同胞祖根问题座谈会”，并发起成立“台湾同胞祖根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以信阳地委副书记杨峰为会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许顺湛、信阳地委办公室主任林克昌等人为副会长，欧先生任副秘书长。会议简报在当年召开的河南省第二届社科联代表大会上散发，并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欧先生建议由省里相关部门出面组织召开更高级别、更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并成立省级学术研究组织。虽经多方奔波，但最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搁浅。
继《一千年前是一家——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后面简称“初探”）于1983年公开发表后，欧先生于1984年又撰写了《台闽豫祖根渊源再探——兼论何处是郑成功之墓》一文。回到福建工作后，他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写了《三探台闽豫祖根渊源——方言民俗探微》（《福建文博》1990年闽台古文化论文集）一文。他在《初探》中提出，“考察我国近五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得出台湾同胞来自闽南岭东的结论，已经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进一步考察唐朝以来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来论证台湾和福建的祖根在河南固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认为，对于南迁至闽台的中原姓氏后裔来说，固始不是这些姓氏最早的本根所在，但它却是在姓氏寻根过程中必然会探寻到的较近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固始的寻根文化资源独具特色。
在《再探》中，他对陈、黄、宋、郑等台湾大姓的祖根地一一进行分析后得出，“台湾同胞祖根在中原”这样一个结论，并进一步指出“从主体上分析台湾同胞的祖根，三百多年前在福建，一千多年前在河南光州固始一带”。此外，他还根据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拓片《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中有郑成功先祖“自光州固始入闽”这样的记载，以及河南固始发现郑成功墓的调查材料，考证得出“台湾和福建没有郑成功自己真正的陵墓”，认为郑成功的尸体被施琅“献俘”北京后并没有运回福建而是悄悄葬于河南固始郑氏祖地。《三探》则在《初探》和《再探》的基础上，通过对闽台与河南固始之间的方言土语、风俗习尚、民间艺术等进行仔细比对，找到不少相同和相通之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两岸三地之间历史渊源关系。
正是这位对福建和河南两省历史地理比较熟悉，又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欧先生，分别从中原与福建四次人口大交流，陈元光、王审知、郑成功等历史名人，陈、林、黄、张、郑等单姓的源流，以及语言、民俗等方面初步揭示了台湾、福建和光州固始这两岸三地之间的渊源关系。上述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不仅为后来两岸三地渊源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一定研究基础，而且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固始县人民政府成功举办“根亲文化节”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欧先生不仅是新时期研究豫闽台渊源关系的主要开拓者和推动者，而且是“固始是唐人故里，闽台祖地”这一观点的坚守者和扞卫者。他认为闽台地区一些宗庙祠堂里镌刻着“宗由固始，将军及泽”并不是所谓的附会之词，“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也并不是像郑樵所说的“其实滥谬”。他认为，郑樵所处的南宋时期，福建等地许多姓氏族谱上确实明确记载有“先祖为光州固始人”，但并不是像郑樵所理解的那样：“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王绪入闽，王审知因其众克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人”。因为，一方面郑、黄、林、陈、詹、邱、何、胡等姓氏早在西晋时期就播迁到福建等地；另一方面，即便是为了得到相关优待而冒充固始籍人，也不可能是所有的相关姓氏都曾这样做。
20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学界少数专家学者质疑《龙湖集》的真伪和怀疑陈元光的固始祖籍问题，他挺身而出，与卢美松先生一道撰写了《〈龙湖集〉真伪与陈元光祖籍——与谢重光同志商榷》一文。他们在文章中，对谢文所提出的陈元光所着《龙湖集》中所谓“地名之谬”、“名物制度之谬”、“犯讳之谬”等一一进行了辩驳。对谢文判定该诗集系后人伪托，并进而否定陈元光祖籍河南光州固始的说法进行了否定，为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固始“中原侨乡”的地位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各地争抢名人文化资源的今天，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欧潭生“第二故乡”情结与豫闽台渊源关系研究推进
无论在河南信阳地区文化局工作期间，还是在福建文博系统工作期间，欧先生在考古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不再赘述。作为新时期豫闽台渊源关系研究方面的奠基者之一，他虽然调离河南多年，但仍然关心着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关注着信阳“根亲文化研究”的进程，给力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工作的向前推进。
我认识欧先生，是在2008年的“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上，当时他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主持学术研讨。张所长主持前半节，欧先生主持下半节。其实，在此之前，我跟欧先生就有过多次电话联系。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们单位负责论文收集和编辑方面的事情。张所长把论文征集、编辑等一些具体细小的工作交给我和穆朝庆副所长。
我记得那一年欧先生写了一篇题为《闽台祖根在光州固始——河南信阳地区寻根历史回顾》的短文，并附上前面所提到的“三探”。因为宇数太多，论文集不可能将三篇文章全部收录进去。况且，我也知道这三篇文章不仅都公开发表过，而且曾经被收集到《闽豫考古集》（欧潭生2002）、《根在固始》（宋效忠2006）等书籍中。尤其是他那篇《初探》，还先后被国台办《台声》杂志和香港《文汇报》转载，并引起过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胡德平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我捧着他的三篇文章细细品读，一篇也舍不得割舍，可是因为篇幅限制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无奈之下，只好打电话请示他到底用哪篇。在此之前，以及近几年我偶尔读过一些与豫闽台渊源关系相关的文章。奇怪的是，有意无意中大多能从中闻出一些“三探”的味道来。经过粗略的比较，不管是历次“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里面的一些文章，还是有河南姓氏寻根方面的一些文章；也不管是当年那次研讨会收到的其他一些论文，还是近几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论文集里面的一些相关文章，大都能从宇里行间看到欧先生的影子。引用他的观点者有之，引用其文章中的数据者有之，模仿他的写作模式者有之，未标明出处直接拿来者有之。我以为，这也许就是欧先生的魅力之所在，这就是“三探”的魅力之所在。
2009年10月，在平顶山召开的第八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欧先生作了“建议第九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明年在信阳开”的发言。他认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先生之所以这么积极支持和热衷河洛文化研究，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他本人是闽南人（福建安溪人），他从小就知道台湾人以及海外华人自称“河洛郎”或“唐人”的个中原因。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寻根问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祖居地福建、广东等地。若再往前追溯，就得寻找到河南固始来了。所以，欧先生认为，研究河洛文化就是要研究闽台之根在河南光州固始的“根亲文化”，而不是局限于地处河洛的“河图洛书”。因为“河图洛书”应该是中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研究范畴。欧先生的这一观点虽然可以商榷，但他把豫闽台渊源关系研究和“根亲文化”研究作为河洛文化研究一个重点的主张很独到。他是在以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和良心，以一个在信阳工作过的福建人的自豪感和爱心，抓住一切机会在宣传河南，宣传信阳，宣传固始，宣传连接豫闽台血脉关系的“根亲文化”。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欧先生对河南第二故乡的那份热爱，对信阳固始祖根地的那份眷念，对豫闽台渊源关系研究和“根亲文化”研究的那份执着。
文献来源：2011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
作者简介：唐金培，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