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新式设备，陈思远一直觉得很幸运。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巴统禁运之类封锁。只要有钱，就可以从全世界买回来你想要的商品。世界上所有的商人都一样，没有不围绕着利润而动的。陈思远给足了钱，就没有人不喜欢他。不卖给他工厂设备，那不是跟钱有仇吗？招募人才也是同样的道理，陈思远对广州之行有足够的信心。
陈思远跟学校请了假，随父母一行人一路颠簸，花了好几天时间终于赶到了广州。
1912年的广州在后世的许多影视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现在亲身至此，陈思远更是充满了好奇心。来之前他也是做好功课的，昨天在后世的家里，他特意找了两个历史经济学家给他上了课，现在背了一脑袋的资料。
根据GD省咨议局在1909年的调查，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有2。7524万家，那时广州人口约为60万，假设一家店铺养活六口人，那么，便养活了近17万人，接近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还没把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和穿州过省的行商算进去。1907年，是广州商业******的开始。《七十二行商报》创刊了，粤商自治会成立了。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经营的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在十八甫开业，首创分柜式售货。人们到了百货公司，可以方便地买到各类日用商品，而且款式新颖，是传统杂货铺望尘莫及的。1910年，真光公司也在十八甫开业，标志着广州的商业，正式迈过了现代化的门槛。
辛亥革命以后，民风丕变，喜新厌旧、追求洋货，成了消费主流，人们剪掉辫子，梳起了小分头；脱掉马褂，穿起了洋服。官仔骨骨，一身笔挺的西服，衣袋露出手帕一角，头戴白色拿破仑帽，腕上挂一只欧米茄手表，手持一根士的（手杖）。
泊来的商品、观念、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大行其道，汇成一股狂欢的热潮。清末民初的高第街，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服装店泾渭分明地分成唐装衫和西装两大阵营，各出奇谋，争夺顾客。高第街一向以经营鞋帽布匹和“苏杭杂货”著称，人称“苏杭街”，也有不少卖GD土布、香云纱、加工唐装、丝棉衣的商铺，鳞次而列，十分繁华。唐装店的丝棉衣是皇帝女唔忧嫁，每年秋冬两季，都是销售旺季，裁缝师傅日夜加班，忘饥失食，从中秋一直做到大年三十，满街小孩都在唱卖懒歌了，他还在灯下密密缝。
从RB学习裁缝回来的潘礼、潘伯良两人，在高第街开设专做洋服的元发店，由于手工精致，大受顾客欢迎，“洋服状元”的外号，红透了半边天，许多经营洋服的店铺，也纷纷搬到街内，想沾一点“洋服状元”的光。民国以后，经营洋服的店铺愈来愈多，生意大大胜于唐装。不独服装如此，衣食住行各种日用商品，只要有“来路货”（洋货）进来，几乎都会压倒国货。在洋货的冲击下，国货节节退却。
民国初年有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土布人家有织梭，女工岁月讵蹉跎；年来一事尤堪慰，丝袜通行国货多。”还加了一道注释：“丝袜本始西洋，粤人多喜丝袜，近日省垣丝袜厂纷起，半是女工。女子职业有当焉。”头脑灵活的广州商人利用洋人的技术，通过模仿洋货款式，为国货打开一条出路。这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高第街小商贩自己缝制“港式服装”销售的情形，十分相似。
唐装生意也不是死路一条，他们在国内市场斗不过洋货，就把唐装卖到海外去。中国人喜欢洋货，洋人却喜欢中国货。这种“隔篱饭香”的现象，在民初的竹枝词中也有反映：“东方人好饰西方，绸缎绫罗似滞场。厌旧喜新同一慨（概），美洲士女又唐装。”注释有云：“美洲士女好玩麻雀，在家又好穿中国服装，广州西关新衣店办此货出口者颇兴旺。”
一些原本经营国货的商店，为了自救，也开始兼营洋货了。像著名的九同章，原来在惠爱路，以经营绸缎为主。清末有那么一阵子，服装流行以蚕丝绵为芯，绸缎为表的丝棉衣，同九章的牌子愈做愈响，但民国初年，随着洋服大兴，绸缎式微，九同章的生意一落千丈，几乎濒临倒闭。后来，几位归侨把店承顶下来，迁到高第街，除绸缎外也兼营洋服和礼服出租，直接移植国外百货公司的经营手法，比如把传统的百子柜改成玻璃饰柜，在店门口安排迎宾导购员，用印有广告宣传资料的纸袋给顾客装商品，还在店里搞酬宾抽奖活动，才把这家老字号，从病榻上起死回生。
大百货公司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前后商界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化，堪称不同世代的分水岭。1914年，澳洲华侨马应彪投资港币100万元，在长堤开办先施公司环球货品粤行，附设了化妆品、汽水、服装、鞋帽等十个加工厂，这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它首创的不二价的营销方式，对百货零售业影响巨大。以前栏口、商铺买卖，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卖手“喊冷”（喊价），买家还价，你压一毫，我杀五仙，直到卖手认为价钱合适时，一声“杀你”，便算成交。卖家本事大小，全看他喊价的技巧。但先施公司实行明码实价，令顾客感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