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们潜意识里惧怕认不出自己
我不知道当初你怀着理想踏入社会时，是否有人曾经对你说过“要适应社会”。在我的印象中，很多人还会貌似智慧地说：如果你不能改变社会，你就要适应它。
也许还没等到你碰得头破血流，非常聪明的你很快就适应了。但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肯定感觉到，你在做很多事情时，都是违反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这是一个迷失自我或者说扼杀自我的过程。但久而久之，你真的适应了，你的自我慢慢死去，而社会上玩的那一套取而代之变成了你的自我。比如，原来你很讨厌“人应该现实些”这样的论调，但现在，你真的认为“人应该现实些”，并且要捍卫这种信条。你就是被这么一个假的自我所操纵。这个假的自我，一开始和你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后来慢慢地就和你的心理联系在一起，你必须捍卫它，必须唾弃、遗忘甚至仇恨当初的那个自我，因为它无论对你现在的利益还是心理都是一种威胁。
所以，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本能”，在照镜子时阻止自己，不要让自己感觉自己很陌生。
如果发现了自己很陌生，他也不敢再追问下去。因为他只要把“谁是我？”追问下去，那个维持他心理生活的社会自我就会分崩离析，像烟一样散去。
他会感到一种不可忍受的虚无感，焦虑和恐惧会吞噬他。而被扼杀的自我此时仍然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等待着他去唤醒，也随时准备谴责他。多数人都不敢承受这种虚无，去与自己在黑暗中机会。为了利益等等一切而对自我的扼杀，在存在上是“有罪”的。自我的复活将意味着对他扼杀自我进行道德审判，并威胁他现在拥有及追求的一切。
它是严厉的：只要你扼杀了自我，不管你在社会上取得多少利益，都没有意义。
正因如此，为了防止自己惊异地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为了防止自我复活，一个人必须逃避与自己单独相处。
有多少人能在晚上突然停电之后，什么也不做，独自在黑暗之中待半个小时以上呢？
我认识一个人，只要他一个人坐着，什么事也不干，两分钟不到就要打瞌睡，而如果有人和他说话，或者有人跟他打牌，则精力十足。这样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一切好像都是“自动”的，他像一架机器一样被某种神秘的指令所牵动。我不能说在他们身上有一种防御机制，可以通过睡眠等让他们逃避与自己独处，但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他们与自己独处，在心理上是很难生存的。很多年前，我曾经在贵州中部一个高山河谷的半山腰里待过一段时间。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以为我开始了净化心灵的朝圣之旅。但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到了一种不适。我以为是习惯了社会，还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心理模式还没有改变。但慢慢地，这种不适感越来越强烈，我才知道，这是一种焦虑。
我开始思考很多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现代人可能在心理上永远无法返回古代了。古人的心是安宁的，他们静默着，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美，听到花开草长的声音。但现代人的心眼里、耳朵里充斥着金钱、物欲、人与人之间争吵的噪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领悟自然之美妙、感悟天籁之声的能力。他们的心理模式，已经和现代社会的结构、精神、游戏规则同构。因此，即使一个人跳离了社会，他的心还在社会。
第二个想到的问题，是古代和现代在社会结构上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心灵状态。在古代，由于交通的不便，人口不多，通信落后，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甚至相对隔绝，特别是在农村--古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在心理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而且，他们从出生开始，在身份上就依附于家族、村社共同体中，在心理上有一个确定的秩序可以依归。因此，他们的心灵是安宁的，一切都是自然的。
也许，古人居住的环境差不多就是我所在的那种地方，我却不能像古人一样获得心灵的安宁。这不仅仅说明我的心理模式不同于古人的心理模式，从而根本不能体验到对于古人来说习以为常的心灵状态，而且还说明，当我远离了社会时，在长期的独处中我触摸到了存在本身。
我的焦虑，恰恰就来自于这种对独自存在的体验。
40.剥去衣服，我们仍然知道自己是谁
许多人对“精神分裂”都有过体验，哪怕是微弱的体验。比如说，一个人在上司面前，由于利害关系，由于害怕，不得不把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想法掩盖起来，戴上“人格面具”，用另一张脸言不由衷地应对上司。他的那张脸其实只是一个伪装出来的面具（当然上司也不是用本来面目和他打交道）。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有可能仅仅是面具。
假自我就是这样取代人的真实自我，进而控制我们的心理生活，主宰我们与世界的联系。
精神病学家莱恩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可能处于以下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种是自我真实地感知对象，自我体现出来的感情是生动的、有要点的、可把握的；自我所承诺的行动是真实的、真诚的。你和你的朋友讨论问题时，就是这样。
而在另一种状态中，个体把自己与他人的所有交往都推诿于一个假自我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在他的存在之内，可并不等同于“他”，这个假自我系统只能体验到不真实的世界。这也就是说，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知觉和行动的大门钥匙并没有掌握在自我手里，而是被假自我所控制。这假自我作为一个心理系统，阻碍、排斥真自我与世界联系的参与。
莱恩将人与世界关系的第二种状态称为“精神分裂症”。准确地说，多数人处于这两种状态之间，并偏向第二种状态。在心理上，我们往往不是自己的主人。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实际上是用一个假的自我在与自己和他人打交道。从哲学上讲，这种存在就是“异化”；从心理分析上讲，它既是一种神经症的“症状”，又是各种“心理症状”的根源。
如果镜子中看到的不是自己，或者说一个人并不是真实的自己，那么，那个被他体验和表达为“我”的东西是什么，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我曾经就同一个问题向三个人提问，他们分别为大学生、公司白领、公务员：假如有个人无端地辱骂了你的朋友，你站在一边，骂人者并没有看到你，也没有骂你，你会生气吗？如果你生气，为什么？
这是一个“思想实验”，这类实验在政治哲学上屡见不鲜。为了说明问题，我出题有些极端，并把它搬到了精神分析上。
一开始，我没想过这种“思想实验”会让他们都受不了，纷纷说“这个人变态”“他神经病”等。我再三解释，请他们不要作任何好坏之类的价值判断，只是正视这样的事实：自己到底生不生气？如果生气，追问一下自己生气的原因。
他们都说自己肯定很生气。但解释为什么生气却让我啼笑皆非，都是“因为他骂了我朋友”。我告诉他们这不是答案，只是提供的“事实前提”，把已经提的事实前提当成答案，这是答非所问。
我告诉他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当成一个真正的问题进行思考，一个人就会逐渐打开认识自我的大门。
我说：如果一个人骂了你的朋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人是在向你朋友“发送”有价值判断的语言指令，他并不是在向你“发送”，所以应该只会在你朋友那儿激起反应，怎么可能让你很生气呢？学生和白领脱口而出：这相当于是在骂我。
不错，这就是答案。骂他们的朋友，在心理上等效于骂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把朋友纳入到了自我结构，朋友变成了自我中的一部分。
正是通过把朋友纳入自己的自我结构这一心理机制，他人对朋友的“刺激”才可能会在自己心中引起反应。也就是说，在心理上，个人刺激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朋友，还有他们自己。不管自己或朋友在不在现场，在他们的心理上都是“在场”的。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他和我无关”之类的话。这意思有时候是“他并没有被纳入我的自我结构”。朋友可以变成我们的自我，亲人当然更是如此，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变成我们的自我？
人是存在者。我们确定一个人的存在的思维方式是：他叫张三，是一个男性，是南方人，是大学生，身高一米七，很胖，穿夹克……这些，就是一个人的存在属性，它包括一个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
一个人拥有无数种存在属性，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属性，也就是说是通过一个人在某个社会的存在而获得或被强加属性。比如，我生在中国，当然我就拥有一个“中国人”的存在属性了；我是南方人，“南方人”也是我的存在属性。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体验自己和他人存在的方式不是体验存在本身，而是体验存在属性。人们只是在用名字或“那科长”“这医生”去指称一个人。换言之，只是在说一个人的存在属性，不是在说他这么一个人。
剥去了存在属性的皮子，人们将不知道这么一个人是谁。他被抽空了。他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是。如果一个人是医生，他就会把“医生”这种存在属性体验为他的存在。慢慢地，“医生”也就变成了他的自我。有人骂医生，哪怕不是在骂他，他也生气了。同样，有人赞美医生，哪怕不是在赞美他，他也高兴。
不仅仅是“医生”，所有的存在属性都可以被一个人体验为自我，因为正是这一切界定了他的存在。同样，价值观、偶像、物品甚至宠物……一切在心理上对他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纳入他的自我结构。
为什么两个争论问题的人容易从争论上升为谩骂？争论原本只涉及观点，而没有涉及人格。然而，一旦他们认同自己的观点，这类观点就会内化，变成他们的自我。自己的观点被质疑、否定，在心理上也等效于自己被质疑、否定。因此，不涉及人格的观点的较量，常常会变成人格上的相互攻击。不要说这种现象在网络上泛滥成灾，就是在正襟危坐的知识分子那儿，也屡见不鲜。
我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个女人谈她的心理问题。她的男朋友才华横溢，但长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单其貌不扬，而且个子比她还矮。他们感情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长得很漂亮的女方很少答应和男友一起走到大街上。有时候一同出去，她眼光总是怪怪的，低垂着头，似乎害怕别人扫向他们的目光，陪他逛一次街对于她来说简直是一种要命的折磨。然而在家里，她却表现得感情非常热烈。
她说自己是一个很爱关注别人的意见的人，凡事都太过谨慎，比如要做什么事总是会先考虑别人对她的看法。
我强烈地感觉到，她只要一出家门，就再也不是她自己。她的生存是一种“无我化生存”的典型，他人的目光已经完全主宰了她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她活在他人、社会的意见中，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来肯定自身。要获得心理生存，她要么必须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要么期待获得外界的肯定性评价。可是，她的男朋友的外貌实在拿不出手--最主要是在大街上，别人只看见他的外貌，看不见他的才华，和他走在一起，在别人的目光中，她实在难以找到自身有价值的感觉。
换言之，只有在家里，她才有自我认同，一出门，这种自我认同就崩溃了，换成了社会认同。她的自我急剧萎缩，被社会自我取而代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难以解释的一种现象是：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我们总有一种不适感，一种不安。我们一定要弄清他是谁，想界定他，终结他的陌生状态。而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对于另一群人来说，要么就成为朋友，要么就成为敌人，没有中间状态。从古至今，人们遇到某种他们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时，都倾向于将它认为神仙或者魔鬼所为，总之是一种神力或魔力的展示。
美国从立国开始，直到现在，随时都需要一个敌人。开始是英国，后来是德国，再后来是苏联，现在则是“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至于中国和俄罗斯，表面上不叫敌人，在战略上则是防御对象。
对“敌人”的渴望简直就是美国的一种“先验渴望”。这些现象都指向了人与世界的基本结构：主体-客体结构。蒂利希说：“自我-世界（self-world）的相互关联是实在所具有的基本结构，如若世界一方消失，那么另一方自我也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它们共同的基础而不再是结构性关联。”人是一种二元化的存在。有自我，就有他者，有自我世界，就有他者世界。“自我-世界”的结构是一种方向性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人就会找不着北。
于是，这种“自我-世界”的方向性结构在人的精神那儿建构了一种秩序。这是一种心灵的秩序。如果这种秩序崩溃，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就会失效，焦虑就会袭击他。
陌生人之所以让我们不安，是因为他的存在已经逸出了我们心灵的秩序，让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失效。当他已经进入我们的心理生活，而不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的时候，只要我们无法确定他是谁，他对我们来说就是危险的。极端一点，他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否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
同样，如果一种神秘的现象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它是神仙或魔鬼干的。由于它是无法理解的现象，没有来头，无法确定，就威胁到了我们的心灵秩序。因为如果它不是一种可以确定的客体，作为主体的我们的自我就会受到威胁，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拉入到这个心灵秩序里来。不管是神力还是魔力，总可以确定（当然是想象性的确定），总在我们的心灵秩序之内。
没有秩序的保护，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可怕的心理灾难。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等待影响你命运的考试结果时，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漫长的煎熬。在考试之前，你的存在是在一个秩序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确定。考完试，在结果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你就被抛入了一种没有确定性的心理生活中，成绩如何你无法确定。这个时候，不确定性对于你来说就构成了一种焦虑。
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你或者设想自己考得不错，借此来说服自己不要担忧；或者设想自己考得很差，从而把焦虑转化为恐惧，并通过预先接受这一设想的结果的方式来消除恐惧。总之，你一定要从焦虑中摆脱出来。因此，在等待很漫长，或者说由于你投入了过多的关注而使等待显得很漫长时，你会急切地希望结果快点出来，哪怕不是好的结果--因为你可以解脱了。
人，在心理上已经被这种“自我-世界”的心灵秩序所控制。要瓦解这种秩序，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成为精神病、痴呆傻，要么成为已经开悟、“四海为家”的高人。看起来，精神病、痴呆傻倒是有一大堆；据了解，在世界各地的隐修者中，这样的高人没有几个。
“自我-世界”的存在结构、心灵秩序对于人来说既是福音，也是咒语。准确地说，它对人的认知是福音，对人的心灵是咒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