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京剧院奉命撤销，其中三十人奉调入京，并入总政实验京剧团。此后，虽然该团的人事权仍归军队调度，但渐渐过渡为由地方管理，生活上亦由地方承担，称为“双管制”。
同年，实验京剧团集体转业为中国京剧院四团，完成了由部队到地方的过渡（在此之前，该团是全军唯一的京剧团，之所以保留下来，是因为总政领导认为解放军官兵中毕竟汉族人多、喜欢京剧的人多，群众基础雄厚）。
转业“地方”后，四团仍像以前一样深受军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人们亲昵地叫它“老四团”。
老四团虽然没有像梅兰芳、马连良那样的全国一流演员，但剧团的阵容当时在全国的京剧院团中也是比较强大的，可以算得上人才荟萃、名角云集。
四团有著名京剧老生李鸣盛，程砚秋关门弟子王吟秋；有著名梅派青衣、后调往上海京剧团的《海港》女主演李丽芳；有前辈名丑郭春山长子、出身“富连成”科班的铜锤花脸郭元汾；有马连良先生的弟子、“马派”传人之一王和霖；有幼出天津“稽古社”科班的武生演员蔡宝华，师出著名武生盖玉亭的王天柱，武生兼小生李荣安，名旦李蓉芳、班世超；更有文武老生兼老旦田文玉，花脸兼文丑殷元和，花脸张元奎，武丑郭金光、张正武、金玉恒，文丑徐鸣远……
俞鉴是这批造诣极深的优秀演员之一。
“没有第一流的演员，但有第一流的演出”。这是一些权威人士当年对老四团的评价。四团的演出的确与众不同，舞台整洁大方，赏心悦目；开台锣鼓铿锵悦耳，别具一格；演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大戏小戏、文戏武戏，全台大小角色通力合作，配合默契，绿叶红花，交相辉映，演来是那样引人入胜。就连每一个龙套、宫女，化妆和扮相也都十分干净、讲究。
今天，不知还有多少人知晓，就是这个当年声名赫赫的“老四团”，竟是被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马玉槐同志“抢”到宁夏的。
1958年，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马玉槐率四团出访了巴基斯坦、锡兰（现斯里兰卡）等国家。一路上，他对四团的优良作风和高超技艺赞不绝口。
回国不久，马玉槐即受命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离开北京前，周恩来总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马玉槐一口提出要四团。周总理夸他“有眼力”，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此团不能打散，待自治区建设稳定下来，还要完璧归赵。
随后，第一任宁夏文教局局长李微冬同志亲自带人赴京，在四团召开动员大会，介绍宁夏的情况。他说宁夏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东靠黄河西靠山”，有甘草、二毛皮等特产，是个好地方；说中央已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分需要文艺人才；还说宁夏目前只有秦腔，还没有一个专业的京剧团，欢迎大家到宁夏去工作。
石天团长也在会上给大家鼓劲儿：“宁夏是一张白纸，我们去后可以大有作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动员会只开了十几分钟，会后让大家表态，没有一个人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或借故留在北京。家属们也没有任何异议。
当年8月，中国京剧院四团赴宁夏前夕，自治区领导向四团提出要作好到宁夏后分团的准备，以适应工作需要。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四团于8月13日开始在《北京日报》刊登广告，公开招生，千余名青少年前来应试。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录取了四十名男、女学员，他们将与四团一道奔赴宁夏。
“剧团光荣的传统，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上面一声命令，团里的同志就带上家属，带上全部的家当，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开赴西北的列车。”许多年以后，一位老同志这样回忆说。
俞鉴的大儿子当时才一岁半，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全力投入新的工作，夫妇俩把孩子送回浙江老家，暂时由母亲抚养。
195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列满载原中国京剧院四团全体演职员和家属的专列缓缓驶出北京站，向地处祖国大西北的宁夏奔驰而去。
车过包头一带，地貌渐渐显现出一派萧疏，碎石般的沙砾遍布荒凉的戈壁滩，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木，也不见水流。这样的景致，是自小生长在江南的俞鉴从未见过的。
三天后，专列徐徐停靠在当时仅有几顶小帐篷的银川火车站。由于没有站台，一包包行李是从火车上直接“滚”到地上的。八十多名演职员，加上家属和从北京招收的四十名学员，男女老少共二百多号人，拖家带口地来到了宁夏。
俞鉴还记得，换乘汽车到老城的路上，两边白杨高耸，绿柳成行，湖泊片片，波光粼粼，景色很美。
来到现银川市兴庆区文化东街宁夏京剧团团址——一个狭长的大院子，大门口立着两只石狮子。据说这里曾是宁夏的大军阀马鸿逵的住地，西隔壁是宁夏文工团（后改称宁夏歌舞团）。文工团的同志们站在大门口，列队欢迎他们的到来。
院里只有几排简陋的平房，一时没有足够的住房按户分配，只好临时打破家庭组合，按性别分住男女宿舍，有人戏称为“大公房”。俞鉴和十几名女同志一起住在一间大房子里，苏玉飞被分配到男生宿舍。
到银川的第二天，大家正各自收拾行李、物品，有人突然看见东边冒起一股黑烟，还有人在喊：“着火了，着火了！”
大家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一人端一只脸盆跑了出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原来是邻近的银川亚麻厂发生了火灾。大家和消防队员一起扑灭了大火，回来后你看我、我看你，人人脸上黑一块、紫一块，活像戏里的“三花脸”（丑行的通称）。
他们笑着、闹着，十分开心，不知是谁说：“我们到宁夏后第一个贡献就是救火！”
安排好住处，便开始排演庆祝自治区成立的游行节目，没有排练厅，只能在院里排戏。那时大家正年轻，充满了炽热的革命激情。
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演员们穿着厚重的戏服，从银川南门徒步走到西门；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京剧，他们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农村、厂矿、部队演出；在偏僻的革命老区盐池县，人们破天荒地头一次看到了京剧；在文化生活贫乏的隆德、西吉，回族群众也看到了精彩的京剧表演；每逢节假日，他们一次次把京剧送到工厂、矿山；顶着酷暑，冒着严寒，拉着道具，走村串户地为农民兄弟演出……
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原老四团改建制为宁夏京剧院，仍由原团长石天同志担任院长。来宁夏之初，虽然工作环境比起北京有了很大改变，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全体演职员依然像当年在部队时一样，保持着老四团的优良传统。每次演出，剧场大小一个样，观众多少一个样，天气好坏一个样，从未因条件所限而降低演出水平。他们以满腔热忱，带着戏走遍了宁夏的每一个角落。宁夏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老四团的足迹。
自治区成立后，第一次较大的演出任务是1958年底，宁夏京剧院代表宁夏赴西安参加西北五省区戏剧汇演，观摩学习。其间演出的《林海雪原》和与西安京剧院合演的《雁荡山》，轰动西北剧坛。当地群众自编了一首顺口溜：“京剧看宁夏（京剧院），话剧看陕西（省话剧院），歌舞看甘肃（省歌舞剧院）。”从此在西北大地广为流传。
大家心中充满自豪——到宁夏后，第一炮就打响了！从此，凡有外地客人或外国友人来宁夏，自治区政府必以京剧招待。原宁夏党委书记甘春雷同志的夫人刘静感慨地说：“在宁夏，只有京剧拿得出手！宁夏京剧院是宁夏的一宝！”
为了进一步宣传宁夏，扩大这个刚刚诞生的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影响，宁夏京剧院先后赴甘肃、青海、河南、新疆、广西、广东、辽宁等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人们无不称赞“宁夏有一个好剧团”。
很快，全体同志又投入到了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为了给百姓提供条件更好的娱乐场所，宁夏京剧院（后改称“宁夏京剧团”）协同兄弟单位，拉土、运砖、打地基，修建新的银川剧院。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全体演职员积极参加了修坝、开荒地的劳动，积土肥30多万公斤。在这支劳动队伍中，有在战场上流过血汗的老战士，有从事艺术生涯几十年的老艺人，更有在全国久负盛誉的著名演员，俞鉴也在其中。
宁夏京剧院还先后对宁夏各地的秦腔剧团进行了辅导，为秦腔这一西北地区的古老剧种开辟了新的学习园地。一位著名的秦腔演员曾这样写道：“看京剧，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如京剧优美的水袖，运用到秦腔中，增添了秦腔的表演色彩。”
关于宁夏京剧团，还有个不能不说的真实故事。1960年，一位苏联专家来宁夏考察，其间观看了一场宁夏京剧团的招待演出，他对演员们的表现深为钦佩。这位专家原以为他看到的是中央一级的剧团来宁夏的巡回演出，当他听说这个团是由北京的原中国京剧院四团整体调到宁夏这个当时还十分艰苦的地区安家落户时，简直不敢相信。后来，他专程到剧团驻地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才疑虑全消，并且深受感动，说这在莫斯科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为了将宁夏京剧团的动人事迹介绍给自己的国民，这位专家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京剧团演职人员的生活和艺术场景拍摄成纪录片，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几个月后，俞鉴和丈夫终于分到两间土坯房。有了房子，他们把母亲和大儿子从老家接到银川，安下了家。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俞鉴和原“老四团”的同志们携手并肩，精诚合作，与宁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宁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