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九月，从条例司奏，诏曰：“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现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夏秋两税归还。纳谷纳钱，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此非惟只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农耕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酌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转移法。”
苏辙外放河南府推官。这日偕兄苏轼登门向司马光辞行。光道：“光知子由直诚，与条例司诸人议多不合；吕惠卿恰巧，谄事安石，故言听计从。子由与程颢在条例司，虽不见重用，然彼等非为尚有顾虑，今俱调出，岂不随了彼等心愿。”苏辙道：“夫子曰：道不同不相与谋，合则行不合则去。”光道：“即使不留条例司，亦不必谋求放外，留在朝廷，还可同彼等周旋。”辙道：“辙性愚直，不如程伯纯乖巧，心非而面和。彼亦知条例司非善地，故求吕公著除为御史里行，先我而去。”光道：“事已如此，望子由到河南善自为之，光当尽力向朝廷建言早日召回子由。”辙道：“谢公关爱。”司马光转对苏轼道：
“上次帝罪刘述，发开封府审理，蒙子瞻关照，使彼脱去刑律。光敬佩之至。”轼道：“过奖。轼乃一小小权理推官，无此能耐。实赖学士在今上面前一片语言，轼顺水推舟而已。不过，刘述等亦做得过分。对朝廷推行新法，轼亦有异议，如科举废诗赋、兴学校、行均输法。这些尽可议论。然应对事不对人，不可意气用事，人身攻击，更不可动辄抗上。”光道：“子瞻言之有理，对新法是应尽可议论。日今，继推行均输法，又颁布青苗法，朝廷上下多以为不可行，独安石辈荧惑上听，执之甚坚。安石执政以来，弃孔孟之道，行商鞅、桑洪羊之术，尽为弊法。子瞻何不上疏，以解圣惑而安朝廷？”轼道：“轼人微言轻，恐不济事。”光道：“子瞻过谦。子瞻应制科之雄文《进策》，仁庙嘉许，欧阳让路，岂曰人微言轻？近读子瞻驳安石兴学疏，皇上颇为赏识。”经光劝说，苏轼心动，道：“轼对政府行均输、青苗诸法持有异议，不过，学士公以为安石执政尽为弊法，亦不全是。如近来裁减皇族恩例，限制后妃、公主和朝官荫补、制西夏之设施等等，不可云为不妥。既蒙学士公吩咐上书皇上，轼可就一孔之见，勉力为之。惟不冀有解圣惑之效，如不加罪，当是万幸。”光喜道：“还是子瞻痛快。”又转对苏辙道：“韩琦远离朝廷，对行青苗之物议恐不甚悉，子由可否向其通通气息？”辙道：“这倒不难，不过，不如学士直达为好。”光道：
“不忆濮议与刺秦勇之争乎？光不便直达。”苏氏兄弟辞别出来，轼道：“官场纷争，往往利害相连，反复无常。子由切记，不可卷入太深。”辙唯唯。
这日，神宗御迩英阁，开经筵。翰林士学士司马光讲汉史讲至汉曹参代萧何事，说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道：“汉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光对曰：
“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进讲，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周礼》‘布法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周礼‘十一岁修法’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以为汉初之治皆守萧何之法，萧何初约法三章，其后乃为九章，则萧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其后惠帝除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皆非萧何法之所有，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道：“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三司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是矣。今又颁行青苗法，较之均输法，为害尤大。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道：“青苗法，愿则与之。不愿固不强。”光道：“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惠卿道：“窃以为农人不至愚到不较家计、不知举债利害之地步。依学士之见，农人举债兼并之家，倒优于行青苗法矣。”上见二人争得面红耳赤，道：“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改日再议。”
神宗信用王安石，富弼度不能争，以病不入中书。近来又颁行青苗法甚力，遂上章辞位。章数上，许之，问道：“卿既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问：“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于是，神宗加富弼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以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行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条例司原定中书、枢密院各差一人同领，今陈升之入相，遂改命枢密副使韩绛与王安石同领。
罢富弼相陈升之诏下，司马光见帝延和殿，言富弼不当罢。上道：“朕留之至矣。”光道：“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上道：“弼为首辅，本应协和同列以辅朕，而弼不能。难道让朕尽罢同列而独留病不入中书之首相乎？弼教朕二十年不言兵，今岁夏人接二连三攻延、秦凤、环庆诸路，朕安能不言兵？”光道：“即使富弼去，还可召回韩琦。”上道：“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彼亦曾不容于台谏，闹到势不两立。”光知上语刺己，自我圆场道：“琦实忠于国家，但好遂非，此其短也。”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道：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执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神宗吃惊道：“如此说来，朕当尽相北人矣，然南人亦有贤如范仲淹、欧阳修者，北人前任相者亦有不肖者，岂可以地域分！”光唯唯。又问：“王安石如何？”光对道：“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道：“如公所言，楚人亦不尽轻易耳。”光知自己前后言语矛盾，不觉赧颜。上又问吕惠卿。光道：“惠卿怜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群心。”上道：“惠卿应对明敏，亦似美才。”光道：
“江充若无才，何以动人主！”问对至此，殿值报说集贤院学士、知濮州李参奉诏诣京陛见皇上。司马光闻之起立告退。上道：“朕召李参诣京，欲委以重任。迩来，卿每论列青苗法之弊，而李参乃青苗法江充，西汉人，以告发、诬陷他人为能，武帝任为直指绡衣使者。之始作俑者，朕倒要详悉当时陕西行青苗钱之原委及利弊。卿坐下来一同听听，古人云兼听则明。”司马光只好坐下。霎时，李参陛见，朝拜已毕，又与司马光见过礼。上赐坐后道：“久闻卿干练刚果，事至即决，又关心民间疾苦，济民活民无数，而疾恶如仇，发摘奸伏，从不假贷。朕今日得以见卿，不胜欣慰。”李参道：“参敢不勤劳王事，从政以民为本。皇上过奖，实不敢当。”上道：“近颁行青苗法，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今之青苗法源于卿在陕西行之青苗钱。欲闻卿行青苗钱之原委及其利弊，以解朕惑。”参道：“臣在陕西行青苗钱，非出臆造也。臣曾知盐山县，岁饥，谕富室出粟，平其值予民，活民无数。但亦有不少富室，借岁饥谋放高利贷，盘剥农人，虽晓以大义，仍不可理喻。贫苦之人只能以糠秕、野菜活命。后臣充陕西转运使。陕西沿边多与夏接壤，戍兵多，苦食少。朝廷每令河东、京西诸路输粮支边，非特劳费甚巨，且延误军需。参审订其厥，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农人见有利可图，争相贷钱，广植麦粟，经数年廪有羡粮。”上闻之欣然，语司马光：“卿可释疑矣，陕西行之已久，民不以为病。”光道：“臣陕人也，见其病，未见其利。”李参闻之愕然，缓语道：“事隔近三十年，今日始闻责行青苗钱病民。参无学术，然亦知古人闻过则喜之训。学士说见其病，不知见于何时何地？”光道：“庆历年，光丁忧故里夏县，见村民病青苗钱。”参问：“病在何处？”光道：“向富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参道：“君所云蚕食者，指举债出息也。官贷出息二分，民间谓之平息，低于富户之高利贷，于民有利，民何病之？谷熟，县官督责，其职也，法有约束；若有歉伤，可展至下料还。学士独见县官督责之威，何不见兼并之家讨债之酷乎？”光道：“光据实言之，富户收债之酷，吾未见也。”参笑道：“善哉，据实言之！即如学士所言，在故里见司马光，陕州夏县人，当时夏县隶陕西路。县官督责之威，而以一村之所见推论全陕皆病青苗钱，不知学士据何言之？参知学士丁忧后，未在陕为官，朝廷亦未钦差到陕巡查，不知学士据何见之？学士向以忠君利国养民为立身之道，既知青苗钱如此病民，何不向朝廷揭举？退而言之当时不便，庞籍公与学士情缘甚厚，后庞公当国，言之当无不便。学士如有上书或诗文提及此病民之事，参愿拜读认罪。”光不能对。上圆场道：“议青苗法到此为止。朕召李卿诣京，原拟委卿代朕分忧。迩来夏人屡寇陕西沿边各州，有谍报说夏人屡求辽国助其进攻中国，朕实忧之。曾闻先帝言及卿知秦州，居镇阅岁，未尝以边事闻。先帝遣使问故，卿对曰：‘将在边期于无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贻主忧。’朕素知卿可托以重任；且卿又得陕人信赖，故拟委卿领陕西安抚使一职，以代韩缜，总制陕西沿边诸路，以抗西夏。不知卿愿代朕分忧乎？”参道：“主忧臣死，敢不效力。惟臣年已耄耋，且系病身，力不从心，恐误陛下大事，恳祈陛下另选年富而干练者充任。”光插道：“陛下见重老前辈，何必推辞。”李参反讥道：“司马学士陕人也，且学富五车，必有经文韬武之材，又系皇上近臣，必不负所托，陛下何不委此重任。”神宗原欲委司马光一实职差使，听参此说，倒合心思，但不急于说出，遂道：“容朕三思。今日议论到此，请李卿客馆歇息。”
经咨李参，神宗疑虑尽释，遂即又颁布农田水利约束；差官四十一人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差役事。原常平、广惠之法遂废，而行青苗法。时，常平钱谷一千四百万贯、石，转为行青苗法之本。
这日，神宗依例御延和殿，与二相二执政议政。王安石奏道：
“迩来，朝廷诸臣上书议青苗法者多起，尤以开封府推官苏轼之时政疏为典型。此外，苏轼为宫中令开封府减价购浙灯四千只事亟言进谏。轼言：‘陛下留心经术，动法尧舜，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两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臣以为苏轼言之有理，可纳其谏，乞诏罢之。”上道：“朕尚不知购灯之事，亦无庆新春观灯之意，必内省所为，中书急令罢之。”安石继道：“轼之时政疏，洋洋七千言。陛下欲聆全文，抑或知其大要？”上道：“可先摘要说与朕，待后再全览其文。”安石道：“其文流畅，气势磅礴，有纵横家风。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文胜而实虚，言之空洞。其略曰：臣之所献者，三言而已，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问：“其言如何结人心？”安石道：“废新法。轼言：‘祖宗以来，管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在此纲下，分言汴水不可治；雇役不可行；青苗放钱，自昔有禁；行均输，乃用桑弘羊之邪说，必致商贾不利，盗贼滋炖。”上笑道：“其说一言以蔽之，尽废新法是也，如此，尽可坐而论道，无所事事。”安石道：“轼所谓厚风俗者，以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轼以仁庙为训，说：‘仁祖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饰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而民德归厚。’”上愤道：“治国不图富强，不在乎贫弱，真是奇论。是应崇道德，厚风俗，但仅此可御夏人之侵乎？”安石又道：“轼之所谓存纲纪者，即不应以言罪台谏。说‘台谏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政府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之时政疏，臣撮其要，大体如此。其原文呈陛下详览。”上道：“奇文相与析。诸公以为何如？”陈升之道：“苏轼论政糊涂到如此地步，臣始料不及。”
所谓青苗散钱自古有禁，乃禁放高利贷而非青苗法，青苗法正所以制高利贷也。安将兼并之家乘青黄不接买青苗与今之青苗法混为一谈。又道：仁祖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其用兵则十出而九败，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此诡辩之技，言语游戏。
“如此说来，今后朝廷不必治事求成、用兵求胜，尽可坐而修身论道，朝廷岂不变为佛刹、道观，步六朝之故事焉！”韩绛道：“苏轼原不似此。”
其应进士第，欧阳公主考，绛监试。其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激扬求进，颇得欧阳公称道。其应制科之文《策进》及《思治论》，均亟言改革。今听苏轼之时政疏大意，与昔日论述相较，其旨趣何其异也！
“令人不解。”曾公亮道：“亦可解。苏轼文才高超，而政事糊涂，其前后矛盾，乃受人蛊惑也。”安石道：“安石初会苏轼于欧公府，曾谈及为文之道，轼以为好文章不是凭空可以捏造，想能为之即可成，言其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当时，安石然其说。今观其时政疏，论时政言不及积弱积贫之势，其文必陷于空论；议改革不以民为本，避其要害。其受人之托，为作文而作文，故背乎前言，自相矛盾。其谏购灯，尚称正直。其言善则纳之，不妥，亦不必责之。”上道：“善。赵卿以为何如？”赵□道：“是应如此。”神宗正欲散朝，殿直报说：“走马承受李宪有紧急军情要报。”欲知有何紧急军情，请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