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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

社会是企业之母,企业依靠社会而存在、发展和壮大;离开了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企业。企业则是社会的经济细胞,是推动社会前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因素,没有企业,社会就会倒退几百年,甚至退回到缺乏活力的原生状态。由此可见,企业与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利益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社会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大领域。个人、家庭、企业、社团、政府和国家是其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由于笔者精力有限,又由于某些关系已在前几章有所论述,因而本章只研究一个问题: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是企业如何落实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契约”,亦即现在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一)从亚当·斯密的认知到安南“全球契约”的提出1.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至今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因为其所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变化,人们对其范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现有的情况看,主要有三种理解:第一种将社会责任仅限定于企业,即“企业社会责任”(CSR);第二种将社会责任扩大到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组织,称为“社会责任”(SR);第三种是传统的企业责任,仅指企业对股东负责。这种理解在公开场合虽日益减少,但在某些人的内心深处仍有很大市场。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上,就可见一斑。本书所要研究的是指第一种理解。

按第一种理解,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还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即企业应对雇员、企业产品的消费者、债权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自然资源、环境、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受益人等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即企业既负有法律上明确的义务,也还有法律之外道义上的义务。

2.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从萌芽、孕育、诞生到发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萌芽于18世纪,以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企业如果能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又有所发展。先是由德国的一位法学者明确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其基本要点是,企业应承担社会公共性的一定责任。后由美国哈佛大学两位教授对此加以进一步深化。这就是1931—1932年,伯利教授和多德教授以“董事对谁承担义务”为主题展开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伯利教授坚持董事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而多德教授则认为,企业是既具有盈利功能,又具有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经济体。它既受托于股东,也受托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企业对雇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都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场论争历时20多年之久,最终以多德教授的观点获胜而告终。

20世纪中后期,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大型跨国公司造成的垄断、劳动条件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资源存量锐减、生态环境恶化等。许多国家的劳工起来斗争,非政府组织也纷纷起来表示抗议,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新的环境保护运动,对不负责任、破坏环境的大公司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抗议,促使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进一步深化。

3.安南“全球契约”的提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从1995年至2004年的三次提议使企业社会责任有了明确而完整的原则和内容,并起到了引领全球企业投入行动的作用。在1995年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安南提出了“社会规则”的设想;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安南明确提出“全球契约”的计划,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号召全球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2004年6月,在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上,安南在开幕词中进一步提出,经过与参与者的广泛协商,需要在“全球契约”中增列一项新的原则,即反腐败。“全球契约”共有十项原则,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

A。人权方面(1)企业应该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

(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

B。劳工标准方面(3)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利。

(4)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

(5)消除童工。

(6)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

C。环境方面(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

(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

(9)鼓励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

D。反腐方面(10)反对腐败行为,包括敲诈和贿赂。

(二)企业社会责任从“法律”、“道德”到“奉献”的三条边界从上述四个方面、十项原则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面非常广泛,而且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要求的提高,还会进一步扩大。为使企业抓住要领,便于操作,以下按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次,亦即不同边界作一简要分析。

1.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层次——法律边界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层次,即是企业最起码的应尽的责任。如果连这一层次的责任也尽不到,那就不配成为企业了。这一层次的边界,即是法律边界。

2.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层次——道德边界道德是在法律层次基础上的提高。法律是一种强制性措施,企业违法就要遭到法律惩处,迫使企业不得不执行。道德则不然,它只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因而道德更多地带有自觉的程度,是在法律层次上的提高。企业道德是一种法人道德,它作用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以及企业与自然的关系。

企业道德的内涵十分丰富,而其最基本的是以下两条。

一是诚信。诚实守信是企业职业道德的基础,是企业经商道德中最重要的品德标准。在我国传统的经商实践中,它被奉为至上的律条。历史上,我国曾涌现过一批诚实守信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扬州的戴春林、上海的冠生园等。它们之所以能百年不倒,就因为它们以道德为本,扎根于诚信之中。在20世纪末我国市场经济刚兴起的时候,曾有不少人信奉“智商”,认为这是赚钱的要诀。后来人们认识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更胜于聪明才智,转而追求“情商”。其实,“智商”与“情商”都只是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一个方面。有时虽然“智商”、“情商”很高,却仍难免犯美国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那样的错误,使企业遭到毁灭性的后果。曲折和错误教育了企业。莱尼克和基尔在于2005年出版的著作——《德商》中,把道德称为企业的定位系统,企业需要依靠道德罗盘的指引才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资源和技术去获取成功。

二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自己不想要、不想吃、不想用的东西去给他人和消费者,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行为。如近几年出现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苏丹红、瘦肉精、敌敌畏、三聚氰胺等事件,除了犯法之外,更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3.企业社会责任的升华层次——奉献边界这一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上述两个层次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层次的法律边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说是在法律强制下执行的;第二层次的道德边界,虽不是出于法律的强制,但也不完全是自觉的,而是在社会舆论的约束下执行的。升华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就与上述两个层次完全不同,完全是企业自觉自愿的行为,所以把这一层次的边界称为奉献边界。凡是能称得上奉献的行为,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不受人指使或强迫,完全是自愿的;二是只求付出、不图回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高于法律边界和道德边界,是企业经营理念的结晶、社会责任的升华。

企业对社会的奉献是多方面的。比如,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慷慨捐助,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捐钱、捐物,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这是一个方面。又比如,对教育、艺术、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提供赞助,以促进这些社会事业尽快发展,更多、更好、更快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另一个方面。再比如,帮助企业所在的社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美化社区环境,等等,这又是一个方面。

总之,对企业来说,这种奉献行为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崇高追求,是社会责任的一种提升。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方面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那么,怎样才算尽到了责任呢?这就需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是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作和资源掠夺的反应,是劳工维权运动和消费者维权运动斗争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工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已成为一个全球热点问题。就连长期致力于制定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正在着手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第一个比较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是诞生于1997年10月的SA8000.该标准是由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组织制定和发布的。它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各供应商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此后,欧盟于2001年出台了《企业社会责任框架标准》,把建设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作为建设新型欧洲经济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据报道,至2007年底,全球由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制定、颁布的各种社会责任标准已达两三百种。

综观这些社会责任标准,其中较为企业和社会所公认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劳工标准(1)童工。公司严禁使用或支持使用童工,应与其他人员或利益集团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儿童和应受教育的青少年不被当作劳动力使用或变相参加各种劳动。

(2)强迫性劳动。公司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性劳动,也不得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时交纳押金或寄存身份证件。

(3)自由权。公司应尊重所有员工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4)歧视。公司不得因种族、社会阶层、国籍、宗教、残疾、性别或政治归属等原因,而对员工在聘用、报酬、培训、升职、退休等方面有歧视行为。公司不能允许强迫性、虐待性或剥削性的性侵扰行为,包括姿势、语言和身体的接触。

(5)惩戒性措施。公司不得从事或支持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侮辱。

2.工时与工资(1)工时。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并且保证每七天至少应有一天休假。除在短期业务需要等特殊情况下,每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并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

(2)工资。公司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以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并以员工方便的形式(如现金或支票)支付。

3.健康与安全公司应具备避免各种工业与特定危害的知识,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4.管理系统公司高层应根据本标准制定符合社会责任与劳工条件的公司政策,并定期审核,委派专职的资深管理代表具体负责。同时,让非管理阶层自选一名代表与其沟通,建立适当的程序,证明所选择的供应商与分包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一)联合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举措2007年,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伊始,就充分肯定“全球契约”在联合国系统的重要作用。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全球契约”办公室,并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发组织等设立了一个工作团队,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成立了40多个地区网络(在中国是中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在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地区、南亚、中亚、东亚和北美,每隔一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区域内的具体问题,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联合国于2005年6月成立全球契约理事会,由企业劳工、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系统的代表(全球20人,其中中国有1人)组成,为全球契约发展提供持续性的战略和政策建议。

此外,还成立了“全球契约基金会”,从私营部门集资,支持全球契约开展活动。到2007年,全球契约计划已经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3000多家著名大公司参与。

SA8000被称为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它是全球首个较为公认的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各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SA8000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的任何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公司。其依据与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及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是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标准。SA8000颁布后,很快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广泛支持,一些大的购销商都极力促使这项标准的实施。国际知名的认证机构,如SGS、BVQX、DNV、UL、ITS等,也已向CEPAA提出申请,正式开展SA8000认证业务。

(二)中国掀起企业社会责任热的缘由从1999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全球契约”后直至2005年的这段时期内,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知之甚少,即使知晓,也是无动于衷;而到了2006年却一反常态,掀起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热潮。其中的原因有三。

一是政府部门的推动。国务院发改委、国资委等中央政府部门都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作为2006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商务部也把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作为2006年“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是立法的推动。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被明确写入新修订的《公司法》。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案正式施行,在修订后的《公司法》中,特别强调公司的运作行为不仅关系股东、职工等内部利益关系人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影响。新法在总则中,要求公司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同年9月,深交所正式颁布实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定期检查和报告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并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2008年初,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又将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的关注度和重要性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是中央领导的重视。2006年,国家电网所作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批复。温总理明确要求,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重视生产安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是关系到企业要不要提升竞争力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致经历了从“硬竞争力”到“制度竞争力”,再到以理念价值为核心的“软竞争力”的三次提升。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后,中国企业发现自己与外国企业相比,最大的差距是在产品、设备等硬件上。后来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缩小了差距,这可以说是企业竞争力的第一次提升。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中后期。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较量,使中国企业又发现与外国企业的差距是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通过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逐步缩小了差距,这可以说是企业竞争力的第二次提升。第三次则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著名企业及许多跨国公司在竞争力上仍然强于中国企业,这是为什么?经过思考和比较分析,发现差距在于公司的责任理念和道德标准,亦即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由此,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理解和接受,并掀起了一股企业社会责任热,这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第三次提升。

(三)中外先见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认识有先后,行动有快慢,这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也是如此。先见者,先行动;后见者,后行动;不见者,不行动。这里所说的先见者,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等。

从世界范围看,大企业中有不少是履行和实践社会责任的先见者。如杜邦公司、IBM、英特尔、思科、耐克等,现在都已能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采取“三重底线”的信息披露方式,不仅披露公司的经营状况,还披露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它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在中国的企业也这样做。如麦当劳、迪斯尼等公司相继针对中国供应商和分包商开展了以劳工标准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活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国际组织,也相继进入中国。我国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企业已经接受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检查。

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是逐步深入的。2005年5月,中国纺织工程协会颁布了中国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准则《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并于2006年3月开始在全国10家企业和1个产业集团进行试点。2006年12月,中国纺织工程协会发布了《2006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状况的行业综合报告。

2007年5月,上海浦东新区把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工作,目标是建立“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自觉、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与此同时,公布了三个重要文件:《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浦东新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浦东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三年行动纲要》,提出了通过三年努力,力争达到各类诚信标准的示范企业1000家,达到社会责任标准企业超过200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企业300家的目标。

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7年5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提出了培养创新型企业家人才队伍,发挥企业家在企业自主创新、承担社会责任中的核心作用的新人才观。深圳市贸易工业局会同有关政府部门与知名社会组织,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激励企业家履行机制,二是积极支持和参与有关社会组织发起的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活动。

浙江省政府积极支持和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条件。2007年2月,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布了浙江省第一份由民营企业发布的较为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承诺:企业履行发展、诚信、守法、资源、环境、文化、慈善、就业、安全等九个方面的责任。2007年7月,北京发布由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组织起草的《北京民营科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标准》,在“伦理责任”条款中特别提出,企业应尊重消费者的人格权和个人隐私权,保证生产经营不干扰企业所在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注重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则,不做虚假广告,完善客户服务体系和投诉处理机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已在积极行动之中。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一)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程度较低俗语说:“思想指导行动。”我国企业从总体上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较低,这是影响进程的一个首要问题。浦东新区劳动保障学会劳动关系专业委员会对此于2006年作过一次抽样调查。共发出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1份。被访的企业中,国企占26.3%,外企占13.5%,中外合资企业占16.4%,民企占22.8%,股份制企业占9.9%,其他占11.1%。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如下:

——当问到“你了解国际劳工标准吗?”时,选择“没听说过”的企业占6.4%;选择“听说过,但不太了解”的占77.7%;选择“基本了解”的占11.6%;选择“非常熟悉”的仅占1.1%。

——当问到“你了解SA8000吗?”时,36.8%的企业回答没听说过;54.3%的企业回答听说过,但不太了解;只有5.8%的企业回答基本了解;1.1%的企业回答非常熟悉。

——当问到“你认为对国际劳工标准应持什么态度?”时,66.6%的企业选择应与国际劳工标准接轨;18.1%的企业选择无需与国际劳工标准接轨;12.8%的企业选择说不清楚。

——当“问到如何看待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时,69%的企业认为是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应该积极争取通过认证;19.8%的企业选择说不清楚;4.6%的企业认为是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应该坚决反对。

上述四个问题虽仅是企业社会责任中很小一部分的内容,但也可从中窥见一斑。从回答的情况来看,很明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度不高。不了解和不太了解国际劳工标准的高达84%;不了解和不太了解SA8000的高达90%以上;认为不应与国际劳工标准接轨和说不清的占30%;对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持反对态度和说不清的占24.4%。由此可见,要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认知度是首要环节。

(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出多门”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应有一个统一而科学的国际标准,否则就会难以衡量,也会影响履行。目前形形色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很多,全球有两三百种,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现行标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制订的“公司守则”。如沃尔玛、迪斯尼、耐克等公司以自己的公司守则要求供应商或制造商执行。这些“公司守则”的内容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大多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即凡是有利于本公司利益的事权就大书特书,不利于本公司的事权就避而不谈,明显缺乏公正性和公平性。

二是由非政府社会组织制定,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GC)、道德贸易行动(ETI)准则、由美国非政府社会组织制定的SA8000等。但SA8000虽被称为全球首个道德规范的国际性标准,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国际标准。至2006年,也只有40个国家的400家企业参与并获得了认证,离国际标准尚远。

三是由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行业协会)制定。如1997年经合组织通过的《跨国企业指导守则》、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关于跨国公司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国际玩具理事会(ICTI)制定的ICTI认证、德国百货采购行会的AVE认证等。

因此,要使各国企业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尽快制定出统一而科学的国际标准仍是前提条件和当务之急。

(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严重中国虽已有不少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得到社会的好评,但也不可否认有不少企业离此要求甚远。

反映在劳动关系上,使用童工、劳动条件恶劣等现象,尚未绝迹;压低劳动力价格,拖欠员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不按时足额缴纳员工的社保基金的情况,还相当普遍。

反映在社会关系上,不少企业常以虚假广告、虚假促销,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对待协作企业,不是以互利双赢为原则,而是奉行“垄断称霸、渠道为王”,实施弱肉强食政策,搞得许多供应商苦不堪言;在对国家的关系上,偷税、漏税企业绝不是个别现象。至于“言不行,行不果”的诚信缺失,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反映在环境和公益事业上,生产粗放、排污严重、资源浪费,这几乎是我国许多企业的普遍现象,离企业社会责任的差距更远。据有关专家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许多企业很不尽责。据权威部门的数据,国内工商注册登记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到10万家。

跨国公司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据由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研究专家委员会和社会公众对2007—2008年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评选,有不少跨国公司成了“两面企业”:在本国,社会责任做得很到位;而到了中国,则成了另一类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十分严重。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米其林在华投资的米其林回力股份有限公司,因环境违规,被原国家环保总局点名批评后才开始整改。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在环境违法行为多次被环保部门通报批评后,仍对我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又如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今天,星巴克竟然一天要放任流掉百吨自来水。这些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不是不懂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而是傲慢地用西方的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导致了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的发生。

(四)企业社会责任条件悬殊实施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有一定条件,没有条件就会难以实行。中国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条件,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较,差距甚大。众多国际跨国公司,有的已有一二百年历史,有的近百年历史,最年轻的也有几十年了。它们资本充足,技术积累已从手工作坊进入机器大生产,又从机器大生产进入自动化、数控化生产。而中国企业则刚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一切还只是开始:国企尚未完成转轨改制;私营企业刚从改革中获得重生,无论是资本条件、技术条件,还是管理条件,都与跨国公司存在极大的差距。不同的起点、不同的条件,却要执行同一个标准,客观上会有很大的困难。

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集中表现在物质条件、技术基础和经营理念等三个方面。

在物质条件上,国际跨国公司早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现已由资本积聚向资本输出、资本膨胀方面发展,可以说是资本充足,物质条件十分优越。而中国企业呢从总体上说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仅如此,中国除中央企业外,大多为中小企业,仅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就有15万家之多,从业人员3000多万人,约占城乡工业就业总人数的15%。这些企业仅靠微薄的加工费收入,物质条件之差就更不用说了。跨国公司来中国进行服装加工,坐享80%的专利利润,而中国企业仅能拿3%的加工利润。试想,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企业如何与跨国公司在同一起跑线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呢?!

在技术条件上,国际跨国公司早已摆脱笨重的手工劳动,进入了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技术时代。而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状态,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相当一部分仍是以手工劳动为主。跨国公司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今天中国的许多企业却要作为技术攻关项目来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要中国企业马上与跨国公司同时达标,客观上会有许多困难。

在经营理念上,跨国公司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技术条件先进,有条件面对劳工的不断反抗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当自然环境的恶化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逐步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而中国企业对此则有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虽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责任,被人称为“企业办社会”,但那是在为国家承办,并非企业自主、自觉的行为。当国企成为独立法人后,先是对市场严重不适应;有所适应之后,又忙于做大做强,根本还没有把承担社会责任全面地融入企业理念之中。集体企业因为处境比国企更困难,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形成就更为缓慢。私营企业为了立足生存,求得发展,其主要精力几乎全集中在赚钱发财、把企业做大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可说是尚处于被动之中。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一)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目标要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企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虽然至今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标准,但大方向已经明确,那就是“全球契约”。

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必须思想先行。因为只有在思想上认识到了,才会有自觉、持久的行动。否则,就是拨一拨、动一动,不拨就不动,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具体行动的实施,可以先易后难,逐步推进;而思想认识则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停留在起步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围绕人的生存、工作和生活的提高而运作,为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健康服务。企业的经营者或所有者,不论企业性质,也不分企业大小,都必须从这个最高、最远的目标来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例如:在人权方面,就必须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在劳工标准方面,就必须尊重员工、关心员工,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杜绝招工、用工等方面的一切歧视行为;在环境方面,力争进行无害化生产,尽力处理“三废”;在反腐败方面,坚持公平交易,决不搞商业贿赂;等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应分阶段推进我国是市场经济刚起步不久的国家,国有企业还没有全面转制,私营企业尚处于成长阶段,集体企业正在进行改革重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求企业马上执行最高标准,显然是不切实际、难以执行的。这就需要以最高目标为方向,以中国的国情为依据,制定一个分阶段推进的可行性目标。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除企业法定社会责任不论哪一类企业都要依法执行外,其他的责任则可根据不同企业、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留有一定的弹性。对当前来说,应以解决企业“诚信”问题为重点,将保障消费者和债权人权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杜绝偷税漏税等作为实施的重要内容、使之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的主要问题和突出问题。这样,既便于国内推行,又能与国际标准接轨,取得一箭双雕之效。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中具有不可推卸的示范责任。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代表,要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作用,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有责任也有条件先走一步,为其他企业作出表率。国有企业也只有自觉履行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责任,自觉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提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认识,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作用。国务院国资委一位负责人明确指出:今后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优秀,不仅要看它是否盈利企业,而且还要看它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不仅要关注企业的经济和技术指标,还要关注企业的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可见,国有企业理应率先扛起社会责任的大旗。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既需激励也需监督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既需内因,也需外因。内因是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企业没有实施的自觉性,靠外部的强制是无法持久的。但这绝不是说,外因(即外部条件)就不重要、不起任何作用了;在一定条件下,外部条件能起巨大的作用。在外部条件方面,企业既要监督也需激励。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保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一个实践过程,更是一个认识过程。就大多数企业来说,开始时总有点不自觉,采取能拖则拖、能少执行就少执行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明确的法制约束就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其中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制约,从而使企业违法、违规的成本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的某些违法行为。此外,在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同时,还需提高执法和监督水平,杜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这样,才能使法律、法规真正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

增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营造社会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普遍尊重的氛围,是企业外部条件的又一个重要保证。激励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对履行社会责任较好的企业,给予表彰或表扬;或在贷款或资源供应上,给予某些优惠,以调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或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某些支出,允许在税前列支,使企业能得到一定实惠;等等。搞好激励,无疑能有效地调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四)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定作为国际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应该体现公正性和公平性。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条件下,如只有个别国家或组织关门制定标准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倾向性和利己性,缺乏公正性和公平性。现在出台的某些标准,特别是某些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公司守则,这种倾向性就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主动出击,承担起参与制定国际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责任,掌握主动权,争取话语权,不输在起跑线上。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除联合国及有关组织制定的以外,长期以来大多操纵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手中。标准既是规范和标尺,又象征着利益和权力。前者说明它的客观性,后者反映它的利益性。为了使标准能真正体现国际范围内的公正性,就应发动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中国应当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中国的参与对国际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一是能体现极大的广泛性。中国有13亿人口,相当于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由占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参加,等于发动了全球五分之一的群众,其广泛性是十分明显的。二是能体现深厚的代表性。中国人口多,企业也多,全国有几千万家企业,而且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比。中国又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国家,全球独一无二。中国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既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又有存在着三种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东、中、西部地区。中国的参与,其代表性是非常明显的。三是能体现有效的示范性。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占据绝大多数。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联系,如中国企业能积极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当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的参与对本国来说也有积极作用:首先,能取得制定标准的主动权。标准一旦制定公布,企业就要贯彻执行。为了使制定的标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吻合,就必须积极参与。因为只有参与制定,才能向有关组织反映情况,说明困难,使所制定的标准尽可能考虑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其次,能取得制定标准的话语权。能否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国国际地位的反映。积极争取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对象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应是当仁不让的。参与了,不一定全照中国的要求办,但有了话语权,这是很重要的。在国际交往或斗争中,话语权可说是一种无形的领导权。因此,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中国企业联合会等组织,应当发动有关企业联合起来,全力争取,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定。

五、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一)企业迈向新时代的通行证近几十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的进展一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挑战。经济全球化在加快世界经济发展、促进国与国之间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日益严重。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失业、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严重关注和不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在1999年1月召开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约”,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2004年6月,安南在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终目标,“是一个靠强有力社区纽带团结起来的世界,而不是今天仅仅是靠市场交易这一脆弱纽带维系的世界;是一个穷国和富国差距缩小而不是扩大的世界,一个全球化为所有人而不仅仅为少数人带来机会的世界;是一个经济活动不会损害并能促进人权、体面工作条件、环境可持续性及善政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普天之下唯法治是尊的世界,一个从共同规范中产生的合法性已经使权力成为人类进步工具的世界”。能否实现安南提出的目标,企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是企业之母,企业依靠社会而存在。企业发展壮大了,尽自己的责任来回报社会,既是一种良知,也是一块试金石,考验企业能否获得进入新时代的通行证。

(二)企业由单一“经纪人”融入“道德人”的一场革命从拟人的角度看企业,企业是个什么样的人?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作一个“经纪人”。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和践行,要求企业由单一的“经纪人”融入“道德人”。所谓“道德人”,是指企业的目标函数要超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范畴,融入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客户和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实现“经纪人”和“道德人”的完美结合,进行一场道德革命。

有财富无责任、有资本缺道德,已不可能在新时代成为健康而有生机的企业。《周易》中有句话叫“厚德载物”。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企业,胸怀要像大地那样能承载万物,像大海那样能容纳百川,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敢于担起大任,挑起大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企业既要赚钱,更要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企业不论大小,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与国家、社会、人民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时,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企业实行“经纪人”和“道德人”的结合,需要强制,更需要自觉。所谓强制,是指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监督机制,对企业进行引导。对于尽心、尽力,道德高尚的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予以表扬、表彰;对于不尽责的企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应及时给予揭露批评,甚至谴责;触犯法律的,应依法处理。所谓自觉,是指通过对企业领导人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企业与内外环境的协调。当他们有了这种认识以后,对道德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口头转为行动,从个人履行转变为整个企业全员履行。有了这场革命,将使企业角色发生一次新的嬗变。

(三)企业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源”

企业要发展,决定因素是竞争力。而现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已不仅仅是产品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而是表现为社会责任的竞争。现在许多跨国公司都把推行社会责任标准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杠杆和打败竞争对手的撒手锏。国内有先见之明的企业,也已把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作为取信客户、吸引消费者、提高社会信誉、进入国际市场的有力武器。国内外的企业实践都充分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绩效呈正相关的关系,即企业若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就能赢得客户,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和全社会的尊重。这是极强的软实力和极有效的竞争力,有助于企业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之所以是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源,还有另一个原因。企业要生产、要发展,必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源为条件。如果生态严重恶化,可供资源枯竭,那么,企业如何进行生产?生产一断,其他如商业、运输、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还能存在吗?当然不能。因此,企业自觉承担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责任,正是出于企业自身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进入优秀行列的战略选择企业要发展,需要有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也就是需要制订一个发展战略。没有发展战略的企业,是“脚踏西瓜皮,走到哪里算哪里”,是不成熟的没有生命力的企业。而要制定发展战略,在不同的时代,其制订的理念和原则是不一样的。当企业是单一“经纪人”的时候,制订的理念就是如何快快发财,怎样为股东谋利益;制订的原则就是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以产出大于投入为原则。至于别的相关者的利益,根本不予考虑。而在当今时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企业作为“经纪人”和“道德人”的结合,其发展战略的制订就不能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必须把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列入发展战略之中。

从现有资料来看,凡是受社会信任、生命力长久的中外企业,除了能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企业业务增长、利润增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社会责任的尽心。无论是对企业内的员工,还是对企业外的社区、环境以及资源的使用方面,这些企业都有一颗尽责的心和尽责的行动,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当今有识见的企业都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企业社会责任本身不会直接给企业带来财务利益,但它能在社会和消费者的心目中提高企业的声誉和形象,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凡是想要使自己跨入优秀行列的企业,总是把企业社会责任列入发展战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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