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对利益的追求
（一）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计划经济产生、发展直到统率一切的时期，在此统称为计划经济时期。
1.对计划经济的界定何谓计划经济？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解释，计划经济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由国家按照统一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并认为实行计划经济，能够合理分布生产力，节约而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保证社会生产高速度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这一解释，从国家按照统一计划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这一点来说是符合实际的。至于解释中所说的作用，则缺乏对前提和条件的分析。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包括人们的思想觉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后，实行计划经济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反之，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前提和条件，则就像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实行计划经济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中国实施的计划经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国民经济计划的分类：按时间上的连续性，分为长期计划（十年或十年以上）、中期计划（五年）和年度计划。
（2）国民经济计划的内容：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面，包括国民收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运输邮电、基本建设、建筑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商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外汇收支、物价、人口、劳动工资、物资分配和国家储备等。
（3）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一是安排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二是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全社会平衡；三是安排经济布局；四是保持计划的衔接。
（4）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为了保证计划的执行，国家通过各级政府和部门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主要的检查渠道和办法有：通过统计全面反映和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各种报告了解计划执行情况；通过银行进行监督。
2.计划经济对物资的调控1952—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反映在生产资料方面，国家计划调控的比例越来越大，市场供应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国家对物资的分配，开始时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一是直接分配，即需要物资的单位或企业向国家提出申请，经国家审核分配；二是间接分配，即对非计划申请单位和居民的需要，由国营商业部门通过市场供应。1953年后，国家直接分配的物资比重不断上升，通过市场供应的物资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在生活资料方面，计划控制同样十分严厉：城市住房，除了极少量为个人私有外，其余全为国家所有，由国家控制；粮、棉、油、猪、禽、蛋等主要生活资料，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内，一直实行计划分配。其他生活资料，基本上也都是实行凭票、凭证、凭券的计划供应。
3.计划经济对企业的管理近30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管企业所有制，厚公薄私，“公”长“私”消。“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了。到了十年动乱时期，个体所有制被看作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基本上也被消灭干净，留下的仅是些“修旧利废”的“老弱残兵”了。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则得到飞速发展。从工业企业看，据1980年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有8万多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0%，职工人数占工业总人数的69%，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9%。全民所有制企业可说是一统天下。
（2）统一领导，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一般分为三级：一是中央和中央局；二是省（市）大工业；三是专区、县、中等工业市、直辖市的区和大工业市的区。重要的企业，分别由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者大工业市管理。工业管理体制的制定和调整的权力集中在中央，并明确每个国有企业在领导关系上，只能由一个行政主管机关负责管理，不准多头领导。由此，国有企业分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两类。
（3）管企业级别，与国家行政级别挂钩。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一家国有企业，像行政机关一样都是有级别的。中央国有企业分为部级企业、厅局级企业等，企业的书记和厂长相应地是部级或厅局级别；地方国营企业分为局级、处级、科级和股级等级别，企业的书记和厂长相应地被定为局级、处级、科级和股级干部。不同级别，泾渭分明，不能越雷池一步。
（4）管劳动工资，从职工人数管到薪酬分配。在计划经济下，劳动管理极为严格：企业无权私自招收一个工人，也无权给工人增加一分钱工资，全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决定。职工的升级原则、条件、方法、时间、升级面和增资额，也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规定。至于奖金，除了实行计件工资的奖励制度外，月薪制、年终奖的奖励水平和等级都由政府有关部门，有的甚至由国务院决定。
（5）管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由国家统一支配。不论是20世纪60年代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还是70年代制订的《工业三十条》，都特别强调企业上缴利润这一点。在对企业的考核指标中，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虽有过多次变化，但是上缴利润这一条始终雷打不动。
（6）管企业供求，既管企业供应也保企业需求。国有企业的“求”，主要是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企业一旦建立，从职工、资金到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全由政府保证供应。国有企业的“供”，即产品的销售，全由国家统购包销，企业丝毫不用担心产品是否销得掉。
（二）国有企业从追求企业规模最大化到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1949—1978年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非动乱时期的计划经济阶段和十年动乱时期的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国有企业对利益的追求也具有不同的目标。
1.非动乱计划经济阶段国有企业对利益的追求在1966年以前，国有企业对利益的追求目标主要是企业规模最大化。因为有了企业规模最大化，也就有了企业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
按照计划经济原则，不同的企业规模代表着不同的行政级别。企业的级别不同，相应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也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待遇，是与企业的级别紧密挂钩的。企业的级别最后要落实到人，即落实到这些企业的书记、厂长等领导人身上。企业的待遇实质上是这些企业领导人的待遇，企业享受的利益实质上就是这些领导人享受的利益。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就成了出自内在的必然要求。
国有企业如何追求企业规模最大化？就根据企业规模划分的标准来追求：以生产能力为标准的，就尽量争取多上项目进行扩建，把生产能力做大，促进企业规模升级；以装机容量和设备数量为标准的，就千方百计地争项目、添设备，争取企业规模升级；以固定资产原值为标准的，就热衷于设备的更新引进，力求进大设备、新设备；等等。那时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普遍患上“投资饥渴症”，追求企业升级是其中的一大原因。据上海市的统计：1949年时，国营工业企业共143家，其中大中型企业43家；至1965年，企业数上升到3424家，其中大中型企业上升为404家，由此可见其一斑。
2.动乱计划经济阶段国有企业对利益的追求在动乱计划经济阶段，亦即1966—1976年的这一段时间内，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由于从全局来看，整个计划经济框架没有被取消，所以仍称它为计划经济阶段。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变了，不是追求企业规模最大化，而是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因为在这一阶段，讲经济利益已没多大意义，工资十年不动，奖金由国家统一控制，要有大家有，要无大家无；讲文化利益，除了几个样板戏外，已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也是意义不大。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政治利益。
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企业的作为（实质是企业领导人的作为），就是要顺心或违心地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听从“四人帮”的指挥。当时，如北京北郊木材厂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北京针织总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经验、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的经验等等，在报刊上一发表，全国新闻媒体就进行地毯式的广泛宣传，企业的政治地位、社会荣誉就大大地提升，相应地，这些企业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也随之大大提升。
（三）集体企业从追求经济实力最大化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中国集体企业的情况十分复杂，有农业集体企业、工业集体企业；有农村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有区、县管的大集体企业，乡镇、街道管的小集体企业。其中量大面广、较为典型而又便于分析的是农村乡镇集体企业，亦即乡镇企业。
中国乡镇企业真正的大发展虽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但萌芽于20世纪的50年代，起步于60年代，到了1978年已具有了一定规模。“苏锡常”（即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出现的乡镇企业，被人称为“苏南模式”，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50年代，它以乡镇工业为突破口，成为模式的起点，并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方针，办起了粮、棉、油等加工企业，农机具的零件制造和修配企业以及为当地农民生活服务的服装生产等企业。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70年代末，初步形成了苏南模式的雏形。据苏州地区的历史资料统计，在1957—1979年的22年中，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79年，全地区农村工业产值已达29亿元，超过了农副业26.6亿元的产值，成为苏州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
从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来看，企业追求利益目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镇企业起步时期，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实力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前身叫“社队企业”，是在“三无”中出来的，即一无技术、二无业务、三无财力。怎样保证企业不死，关键是要变“三无”为“三有”，使企业有技术、有业务、有财力，也就是要把企业的经济实力做大。措施就是抓住横向经济联合，向城市企业要技术、要业务，有了业务也就有了财力。他们通过60年代的回乡职工和下放干部、70年代前接收的回城知青等人的各种关系，进入上海、杭州、南京等大中城市，再通过托熟人、找关系、寻门路，深入到大中型企业，建立起技术支援、零件加工、原料供应、贴牌生产等各种联系，使企业获得了生计、求得了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乡镇企业有了一定实力，其追求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转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农业中的承包制，经过加工用于乡镇企业，被称为“层层搞承包，一层保一层”。以昆山县印刷线路板厂为例：首先是村与企业包，企业保村。村规定该厂当年实现的利润数，规定职工相应的工资数。超过这个指标的，超利部分的22%再分配给职工。其次企业与车间包，车间保企业。企业对三个车间进行“四定”，即定产量、定产值、定消耗和定产品质量。再次是车间与班组包，班组保车间。各车间把承包企业的任务经分解后，再与各班组签订承包合同，规定了“三包”，即包任务、包质量、包费用，使各项指标落实到第一线。最后是班组与职工包，职工保班组。由于是流水线作业，班组对职工主要是进行出勤、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百分考核。通过这样，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保证，使该厂的生产任务得到完全落实，有力地促进了生产任务的超额完成。这种承包形式，在苏南乡镇企业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四）私营企业从追求资本扩张最大化到追求经济利益隐性化在这一时期，对私营企业来说，主要是集中在1949—1956年。私营企业对利益目标的追求，显露出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刚解放时，私营企业主普遍存在着战战兢兢的心态，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自己的前途，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甚至关门、停业以作观望。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明确指出：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纠正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的思想和做法。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私营企业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时私营企业追求的目标是资本扩张最大化。
但后来经过1952—1953年“三反”、“五反”的冲击，使私营企业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资本扩张最大化转变为经济利益隐性化。不仅不再投资扩张，而且采取收缩的措施。有些企业甚至采取抽取资金、缩小规模的办法，把生产资金转换为家庭生活费用。从上海私营工业企业数的变化可见一斑。1953年是上海私营工业企业发展的最高峰，企业数达29485户，此后就逐年下降：1954年降为27983户，1955年降为22602户，至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只剩下5—6户了。
二、转型经济时期企业对利益的追求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一时段就是本书所说的转型经济时期。
（一）转型经济时期的基本特征1.对转型经济的界定如何理解转型经济？按西方转型经济学的解释，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价格自由化、经济私有化和宏观调控弱化。其核心是改变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
我国的经济转型显然不是这样，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转变的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或起阻碍作用的部分，使它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型。
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开始冲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并向市场化推进，但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经济；开始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但新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开始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的改组，但调整与改组还远未完成；开始对外开放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尚未建立完整、健全的对外开放体制；等等。
经济转型，从广义上讲，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市场化转型、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转型，而这里要讨论的仅是市场化转型。
2.转型经济对计划的冲击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因而经济的转型也是逐步推进的。随着理论禁区的打开，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就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先从价格开始。
价格调整，从农副产品着手，先后几次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调整了相互之间的比价。1985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1980年提高27.6%，比1978年提高66.8%。“六五”期间，农副产品中由国家管理的价格从113种减少到25种，开始改变执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由国家统一定价的日用消费品也从85种减为37种。
计划体制的改革，则先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所属的200多个企业进行试点。根据1984年《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缩小了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六五”（1980—1985年）末期的60多种减到“七五”（1986—1990年）时期的50多种，工业产品的自销比重到“七五”末期达到40%左右。
随着计划体制改革的进行，主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比重也明显下降：钢材的国家合同供货量占当年生产的比重，由1985年的49.7%下降到1990年的30.8%；煤炭由45.2%下降到42.1%；木材由29.1%下降到26.4%；水泥由16.4%下降到10.3%。
渐进式改革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震荡小、改革成本低。但它也有一个负面效应，即在某一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机制、两种价格和两种运行轨道，亦即“双轨制”。双轨制的存在，不仅会引起新旧体制的摩擦，而且为某些素质不高的官员实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
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是“六五”时期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积极发展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中外合营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发展。经过5年的改革，这些经济都得到了飞快发展。在城镇劳动者中，集体所有制职工由1980年的2425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324万人；个体劳动者由81万人增加到450万人，两者所占比重由23.8%上升到29.5%。在工业总产值中，集体所有制的比重由1980年的20.7%上升到1985年的27.7%；个体经济和新出现的其他各种经济形式占到1.9%。到“七五”时期，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外私营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非国有企业发展明显快于国有企业。“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均增长7.3%，集体所有制企业年均增长17.6%，中外合资、合作和外资独资企业年均增长74%。1990年与1985年相比，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重由64.9%降为54.5%，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比重由32.1%上升到35.7%，城乡个体企业由1.9%上升到5.4%，“三资”及合营联营企业由1.2%上升到4.3%。
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中外私营企业的崛起，一方面起着繁荣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联系的增多，相互间摩擦也相应增多。如何正确处理这些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3.转型经济对企业的放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此，国有企业改革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逐步展开。
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国有企业的扩权可概括为十三个方面：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扩大企业的产品、劳务定价权；扩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权；扩大企业的物资采购权；扩大企业的进出口权；扩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扩大企业的留用资金支配权；扩大企业的联营兼并权；扩大企业的劳动用工权；扩大企业的资产处置权；扩大企业的内部分配权；扩大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权；扩大企业的拒绝摊派权；等等。
对国有企业扩权，既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也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大特征。但由于扩权是在产权不清晰、政企职责不分开、权责不分明、管理不科学的情况下进行的，致使后来不少企业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化公为私、贪污浪费等情况，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4.转型经济对外部的开放我国对外开放是分步骤、分层次逐步推进的。具体说来，在区域开放上，先是建立经济特区，再开放部分城市，然后形成经济开放区，之后再向沿江、沿边、内陆省区展开。
对外开放既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必需，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矛盾、特区企业与非特区企业的矛盾、中小企业与跨国垄断企业的矛盾，以及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与不享受国民待遇的矛盾等也由此产生。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使研究企业利益关系增加了新的内容。
（二）国有企业追求让利比重最大化1.国企改革的两个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经济转型时期，亦即1978—1992年，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
（1）第一阶段（1978—1984年）的“扩权让利”与“以税代利”。扩权让利是国企改革的起点，“让利”采用的主要形式是“利润留成”，变统收统支为让企业留有一点利润。
利润留成的主要形式有：①面上大多数企业实行的是基数利润留成加增收分成。增收分成有的按“环比”计算（与上年比），有的按“定比”计算（与1978年比）。②冶金局实行的是基数包干、增收分成（定比计算，国家与企业6：4分成），一定5年不变。③纺织、轻工业局实行的是全额利润留成，一定5年不变。纺织局是90.5%利润上缴国家，9.5%留给企业；轻工业局是91.8%上缴国家，8.2%留给企业。④玩具公司实行的是按创汇和换汇成本计提利润的方法。据1982年统计，上海11个主要工业局的平均留利率为12%。1978—1982年，上海平均每年有10亿多元的资金以留利形式转归企业支配。
“以税代利”又称“利改税”。原设想改革分两步进行，但由于当时的产品价格基础很不合理，许多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如上海牌手表的成本为8元人民币，而市场售价则达到120元。在这种情况下，曾想通过调节税的办法，解决不同利润率行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但因情况太复杂、操作太困难，结果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尚未走完，就偃旗息鼓了。
（2）第二阶段（1984—1992年）的“两权分离”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所谓“两权分离”，是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国家掌握所有权，企业拥有经营权。其主要形式是实行承包制。据统计，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面达78%，其中大中型企业达到82%，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的承包面也达到61%。
承包制的主要内容和做法，可归纳为两个方面：①按照责权结合的原则，切实落实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②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缴利润基数一般以上年上缴的利润额为准。推行承包制后的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年上，二年平，三年又走下坡路”，承包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
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条：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把企业推向市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2.国企追求“让利”最大化的不同要求从“扩权让利”、“以税代利”到“两权分离”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国有企业两个阶段改革的具体形式虽有不同，但核心只有一个，即要求国家多让利。
在“扩权让利”的改革中，企业所争的是留利比重最大化。实行利润留成的形式虽然很多，但都是以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为一方，企业为另一方，双方多层次谈判的结果。国家总要求上缴利润的比重高一些，而企业则要求留利比重高一些，双方往往要经过多次谈判或协商才能定下来。
在“以税代利”的改革中，企业所争的是调节税率最低化。调节税率如何确定，直接关系到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调节税率高，意味着国家多得；反之，则是企业多得。企业总是力争把调节税率定得低些、再低些，要求国家多让点利。
在“两权分离”的改革中，企业所争的是承包基数最小化。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具体的实现形式虽然很多，而最主要的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基数如何确定，就成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分配的焦点。承包基数高，国家可以多得一些利润，而企业的增利空间就小了。因此，每次确定承包基数之时，总是国家与企业激烈谈判之日。
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中，企业所争的是享有外资企业待遇的同等化。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条例》的推动下，一方面是继续给企业扩权，另一方面是实行改革形式多样化。当时最主要的有四种形式：①改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被人们称为进入第二轮承包制）。②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③发展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简称“三资”企业）。④实施“仿三资”放开经营（对实施改革的国企，在全民所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赋予“三资”企业的部分优惠政策）。在这四种形式中，企业最感兴趣的是后两种：一是“做三资”，因为一旦成为“三资”企业，不但企业的权力扩大了，而且可以享受“三资”企业的待遇。二是“仿三资”。所谓“仿三资”，是指在没有外资进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国企，资本还是国家独资，而给予“三资”企业的某些优惠政策，如所得税率的降低、信贷政策的放宽、进出口贸易的优惠等。许多国企为追求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进行了不断的努力。
（三）乡镇企业追求增长速度最快化1.苏南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1978—1992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被人称为乡镇企业的腾飞时期。而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全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据统计，至1985年，苏南地区乡、村（含村以下）工业的产值已达220.5亿元，占全省的57.6%，其中乡镇两级达210.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近4倍。无锡、武进、江阴、常熟、沙洲各县（市）1985年的乡镇工业产值都在12亿元以上，俗称“苏南五霸”，多年来囊括了全国乡镇工业产值的前三名。苏南农村一些地区，一个乡的工业产值就能抵上某些落后省份一个甚至几个县的工业产值。
上海的乡镇企业与苏南相比，发展是较慢的，但据1992年统计，全市乡镇企业也已达到26098家，比上年增长3%；总产值达到582.57亿元，比上年增长36.4%；利润总数达45.95亿元，比上年增长40.6%。可见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速度。
2.追求“增速最快化”的主要措施乡镇企业追求发展速度最快化，其主要措施是：
通过承包责任制，促进增长速度。它们从农业承包责任制中得到启示，把承包制应用于乡镇企业，使企业内部从厂长、经理到一般的职工都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劳动沉淀，促进增长速度。所谓“劳动沉淀”，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乡镇企业劳动者没有取得应有的劳动报酬；二是指劳动报酬不是按月发放。企业通过这种劳动沉淀，把它转化为资本，或是扩大规模，或是更新设备，促进企业更快地发展。
通过横向经济联合，促进增长速度。苏南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其中一大原因是得益于横向经济联合。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市在1983—1985年的短短3年内，就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立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达3000多项，其中跨地区联合的就有1404项，并形成了34个横向联合紧密程度较高的企业集团。1985年底，该市建成各种联合企业2187家，产值高达34.2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7.7%。常熟地区在3400多家乡镇企业中，仅与上海建立横向经济联合的就有1500多家。无锡市到1985年底已有3520家乡镇企业与市内外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以及资源产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通过建立横向经济联合，使乡镇企业有了加工任务、原料来源、科技力量和技术装备，促使生产飞快发展。
通过产业延伸，促进增长速度。“苏南模式”有五大特征，即以区域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镇工业为支柱，以农、工、副产业协调发展为基础，以横向经济联合为纽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这五大特征中，从发展速度来说，乡镇工业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通过“以工补农”“以工补副”，促进了农业、副业的发展；农业和副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种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被称为产业延伸的“乘数效应”。
在经济转型时期，乡镇企业为什么要以追求增长速度为目标？这是因为：有了速度，才有生存力；有了速度，才能有发展；有了速度，才能有就业；有了速度，才能从多产中挤效益，实现“薄利多产”。
（四）中资私营企业追求寻租利益最大化所谓“寻租”，是指个人或企业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某些特权，从而取得超过一般利益的特殊收益。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同时存在，致使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都存在双轨运行的情况。这就为“寻租者”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对有些中资私营企业来说，要使自己在风险最小的条件下获得最快的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寻租”。要“寻租”，首先需要找到“设租”的掌权者——有关官员。当官者给“权”、寻租者出“钱”，这就叫“权—钱”交易。通过交易，使双方获得了各自所需：当官者受了贿，有了钱；寻租者出了钱，有了某种权，通过权的使用而获得特殊的利。当时这种交易，主要集中在资金使用、工程承揽、土地审批、证照批文等四个方面。
（五）外资企业追求优惠利益最大化外资企业追求什么呢？主要是追求政策的优惠利益最大化。为了吸引外资，在经济转型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市的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许多外企从进入中国之时起，首先追求的就是这个政策优惠利益。哪里优惠最多，就到哪里投资办企业。有些省市引资心切，为了尽快引进外企、外资，在土地、税收、劳动用工、进出口贸易、外汇结算等方面展开了“比优惠”的竞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况屡见不鲜，教训也极为深刻。
三、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企业对利益的追求（一）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纵观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从1979年11月开始提出，到1992年初步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稍后一段时期。可称为市场经济开始向计划经济发起冲击的时期，主要标志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打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观念，让市场经济先在社会主义中进入一只脚。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重申：“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允许对于部分的产品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这时可称为市场经济开始占领阵地的时期，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地位逐步提高，计划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不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是同等重要。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这时可称为市场经济地位完全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围的思想束缚，在理论高度上弄清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关系，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国有企业对利益追求的多样化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所有制已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实现形式，即上市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由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导致了对利益追求的多样化。
1.上市股份公司追求的是市值最大化这类公司经营者的收入与公司市值关系很大：市值高，个人收入也高；市值低，个人收入也低。因此，经营者总是千方百计把市值做大。当然也有个别情况，有的公司业绩不好，市价不高，而经营者的收入却不少。但这毕竟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2.有限责任公司的追求决定于资本结构的变化按我国“公司法”规定，有3人以上、50人以下出资者，就可以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目标的追求，就决定于不同性质的资本构成：如果是国有资本控股，必然是视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行事；如果是国内私有资本控股，必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是外资控股，其追求的必然是外资股权占有的最大化，以达到独占为目的。
3.国有独资公司追求的是个人权益最大化这虽不能说是这类企业的全部，但有相当部分公司确是如此。这些公司追求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从实质上看则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是手段，个人收益最大化才是目的。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6年，国企实行利润不上缴、留归企业，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些垄断性企业。企业所创造的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都被转化为职工，特别是高管们的个人所得和福利待遇。
（三）乡镇企业对利益追求的单一化经济转型时期是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而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则成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体制转换的时期，混合型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逐渐成为乡镇企业转变的主体。至2006年9月，在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20万家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2005年，混合型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整个乡镇企业的90%以上。据了解，许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名为集体企业，其实绝大部分是厂长、经理的个人股占绝对优势。由此可见，乡镇企业已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转变为以个人私营所有制为主，其所追求的也就由原来的区域利益最大化，转变为单一化的利益追求目标，即利润最大化。
（四）私营企业对利益追求的复杂化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中国境内的私营企业形成了两大类别：一是中资私营企业，二是外资私营企业。由于资本来源的不同，企业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也就有所不同。
1.中资私营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在开始创业之时，中资私营企业由于规模小、影响小、实力也不够，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力争把企业做大；而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就成了重要目标。因为它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但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政治利益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要取得政治利益，就需拥有政治权力。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规模的私营企业就开始为拥有政治权力而努力了。据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04年对全国私营企业进行的第6次抽样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3593个（有效问卷3012份，另加581份跟踪问卷）私营企业主中，回答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有1279人，占42.4%。其中，在乡级领导机构兼职的有28人，在县级领导机构兼职的有11人，在地级领导机构兼职的有10人，在省级领导机构兼职的有3人，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0.8%、0.3%、0.3%和0.1%；而在县、地（市）、省三级经济组织中担任职务的分别为269人、339人和130人，分别占有效问卷总人数的8.9%、11.25%和4.3%。私营企业主之所以要积极拥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还很不健全、制度漏洞还比较多的情况下，谁拥有政治权力，谁就拥有与上层沟通的机会，掌握有利于自己企业的话语权，并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传递、税收优惠、技术支持等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2.外资私营企业追求的是“股权+隐性利润”的最大化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资所有者追求的是持股比重最大化，即通过增资扩股，逐步扩大外资所占比重，最后把中资排挤出去，使中外合资企业变为外方独资企业。而在外资独资企业中，企业所追求的则是账面利润最小化、隐性利润最大化。据报道，中国境内2/3以上的外资企业都说是亏损的，但却出现了一面年年说亏损，而另一面却年年在扩建的怪现象。这些企业“高价”进口原材料，生产品则以低价出口，这“一高”、“一低”就把利润隐掉了。没有利润，就不用向中国政府缴纳所得税。据有关方面估计，外资企业每年在中国偷逃税款约1000亿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