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代晚期雕塑。1937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窖穴YH358（殷墟第15次发掘）。奴隶陶塑共三件，灰陶质，高5.5～6.1厘米。形象粗简，只表现出五官和身体的大体形状，但受刑情景则刻画具体，皆盘发戴枷，男俑枷手于背，女俑枷手于胸前。奴隶陶塑是已知的表现中国奴隶制社会阶级压迫的最早的艺术作品。中国现代雕塑中国辛亥革命（1911年）以来的雕塑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概况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的宗教雕塑已处于衰落时期，民间小型雕塑虽很繁荣，但未能成为主流。辛亥革命时期，即有青年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学习雕塑。“五·四”运动前后到30年代，又有更多的美术青年先后赴加拿大、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学习雕塑。他们归国以后，举行的雕塑作品展览，促进了中国架上雕塑的发展。他们大多从事艺术教育，成为中国近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中国艺术院校的雕塑教学始于1920年，其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设立雕塑科，之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相继设立雕塑系、科。比较大的创作有为纪念孙中山和其他民主革命家塑制的纪念像和设计抗日战争英雄纪念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雕塑创作又有巨大发展，各美术院校普遍建立雕塑系，并选派留学生、研究生到苏联学习。中央美术学院先后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举办两届雕塑研究班，1956年还成立了中国雕塑工厂。1958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为建设城市大型纪念碑雕塑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1982年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经国务院批准，同年8月，由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召开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学术会议，并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领导全国城市雕塑创作活动，雕塑创作活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雕塑工作者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不顾艺术质量，滥造大型雕塑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造领袖像的两次教训，提出积极稳步的方针；制定规划，进行试点，陆续建造了一批城市雕塑，包括纪念碑雕塑、园林装饰雕塑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84年，已建立室外大型雕塑326座，其中大部分是1976年以后所创作的，对美化环境、改变城市景观起了重要的作用。
架上雕塑20～40年代，在各种展览会上出现了较多的肖像作品，也有抒情性的作品与少量的浮雕。最早有留学美国、英国攻雕塑与油画的李铁夫，他与梁竹亭、陈锡钧都作过孙中山像。较早的肖像作品有：李金发的《蔡元培像》（1925年），江小鹣的《马相伯像》、《谭延闿像》、《胡文虎像》，张辰伯的《梁启超像》，潘玉良的《王济远像》，张充仁的《春》，廖新学的《少女》，滑田友的《陈散原像》，梁竹亭的《高剑父像》，王朝闻的浮雕《毛泽东像》等。抒情性作品有黄土水的《山地牧童》，张充仁的《春》雕塑，柳亚藩的《人类的悲哀》，金学成的《少女》雕塑，滑田友的《沉思》、《轰炸》，傅天仇的《抗战八年赞》、《暴风雨》，叶络、苏晖等的民间彩塑和滕白也、郑可等人的动物雕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架上雕塑创作有了新的发展。70年代以后，木、石、青铜等硬质材料得到广泛应用，在雕塑语言的探索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代表性作品有：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1951）、潘鹤的《艰苦岁月》（铸铜，1957，见彩图《艰苦岁月》（中国现代））、龙德辉的《觉醒》、郭其祥的《百万农奴站起来》（1960）、田金铎的《稻香千里》（石雕）、孙纪元的《草原民兵》、陈道坦的《大庆人》（1964）、刘焕章的《少女》（木雕）、王济达的《边防英雄》（1972）、唐大禧的《海的女儿》（石雕，1977）、张德蒂的《小达娃》（1979）、程亚男的《夏天》（木雕，1979）、田世信的《欢乐柱》（木雕，1982）、刘小岑的《家乡的河》（铸铜，1984，见彩图《家乡的河》（中国现代））、杨冬白的《饮水的熊》（石雕，1984）等。在肖像雕塑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有：王朝闻的《刘胡兰像》（1951，后来放大型纪念碑雕塑）、张松鹤的《鲁迅》（1974）、贺中令的《白山魂》（石雕，1984）、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石雕，1984）、钱绍武的《江丰》（石雕，1984）等。此外，还有周轻鼎、王合内、刘政德、周国桢、滕文金、郑于鹤等人创作的各类小型雕塑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
大型纪念性雕塑、园林雕塑纪念性雕塑较早出现的有作于民国初年的《史坚如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多雕塑家都创作过孙中山纪念像，分别建立于广州、北京、武汉、成都、南京等地。较早的为1925年11月建于上海市中心的《孙中山立像》（江小鹣作）。1935年曾进行孙中山像评选活动，获得首选的为滕白也所作《孙中山演说像》。
在此前后，雕塑家们为已逝世或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民主革命家创作了不少纪念像。如陈锡钧作的《程壁光铜像》，李金发作的《邓仲元像》、《伍廷芳像》，江小鹣作的《陈英士像》、《黄兴像》等。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后，王子云、王临乙、梁竹亭等人曾设计或创作过抗日英雄纪念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开渠1934年所作《八十八师淞沪阵亡将士纪念碑》（铸铜，建于杭州西湖）、《无名英雄铜像》（铸铜，1943，建于四川成都）。战斗在敌占区的新四军美术工作者在枪林弹雨中创作了《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1943）和《新四军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44），塔上分别铸有新四军战士铁、铜像，为芦芒所设计。在黑龙江哈尔滨烈士纪念馆，由苏晖等人合作创作了《无名英雄纪念碑》（19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缅怀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先烈，各地先后建造了不少纪念碑，如1949年在山东临沂建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1955年在辽宁大连建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青铜，卢鸿基作）。50年代规模最宏伟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活动。该碑是根据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兴建的。1952年8月1日动土，1958年5月1日揭幕。
纪念碑按照民族形式设计，形式崇高、肃穆，碑高3794米，碑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嵌有10块反映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迹的大型浮雕，为雕塑家、画家共同设计，由优秀民间艺人雕刻而成。内容为《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参加创作的雕刻家有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张松鹤、萧传玖、傅天仇、王丙召等（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其他重要的烈士纪念碑还有：《英勇就义——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79），《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石雕，四川石棉县，叶宗陶、许宝忠、高彪作，1982），《渡江胜利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86），《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青铜，四川泸定县，隆太成、叶毓山作，1986），《歌乐山烈士纪念碑》（石雕，四川重庆，叶毓山作，1986）。属于工矿史纪念性雕塑的有《克拉玛依矿史纪念碑》（水泥，新疆，集体创作，1984）等。革命家、烈士、文化名人的纪念像，重要的有萧传玖作的《鲁迅像》（青铜，上海，1956），尹积昌、詹行宪、廖加复作的《孙中山像》（水泥，广东，广州，1958），冯德安、程义宏、高全芳作的《刘文学像》（水泥，四川，1961），庞及轩、杨美应、赵判吉作的《雷锋像》（玻璃钢，1971），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毛泽东像》（石雕，集体创作，1977），上海宋庆龄墓的《宋庆龄像》（石雕，集体创作，1983），章永浩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像》（石雕，上海，1984），李维祀作的《林则徐像》（青铜，福州，1985），应真华、仲兆乃、许叔阳作的《秋瑾像》（石雕，浙江，杭州），刘开渠作的《萧友梅像》（青铜，上海），曾竹韶作的《孙中山像》（青铜，北京，1986），傅天仇作的《周恩来像》（青铜，天津，1986）等。
在城市环境雕塑方面，较早的成功作品是北京农业展览馆两座群像雕塑，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集体创作，完成于1959年。作品融汇了西方雕塑和民族雕塑技法的长处，以群像形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昂扬奋发的自强精神。较早出现的大型园林雕塑作品为哈尔滨沿江公园的《天鹅》（苏晖作，1963）等组雕。
与城市环境结合得比较好的优秀作品有，建于广东珠海市海滨的《珠海渔女》（石雕，潘鹤、段积余、段起来作，1982），重庆长江大桥桥头组雕《春夏秋冬》（铝合金，集体创作，1984），分别建于北京和平里的《和平鸽》（青铜，王一林作，1984）、正义路的《读》（石雕、司徒兆光作，1985）、湖北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寓言组雕》（石雕，刘政德作，1985）等。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群雕》（石雕，尹积昌、陈本宗、孔凡伟作，1959）和深圳市委大楼前的《孺子牛》（青铜，潘鹤作，1984）被视为城徽或一个新兴城市的精神象征。
应外国邀请或赠送给外国的大型雕塑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吉布提共和国烈士纪念碑》（青铜，吉布提人民宫，李守仁作，1985），《和平》（石雕，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潘鹤、王克庆、郭其祥、程允贤作，1985），《走向世界》（青铜，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田金铎作，1986），《白求恩像》（石雕，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司徒杰作，1986）。
民间雕塑与大型泥塑群像近代各类民间雕塑艺术相当繁荣，出现一些杰出的民间艺术家。比较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天津泥人张艺术的代表作家张明山作的《蒋门神》、张玉亭作的《钟馗嫁妹》、张景祜作的《惜春作画》，江西南昌范振华的木雕人像，广东石湾刘传的人物陶塑、区乾的动物陶塑，福建泉州江加走的木偶头像，以及北京汤子博（见面人汤）、郎绍安等人的面塑等。在60～70年代，部分专业雕塑家学习、汲取民间泥塑经验，和民间艺人一起创作了一些以阶级教育为题材的泥塑群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四川大邑的《收租院》，共有与真人等大的泥塑人像114个，真实地表现了土改前农民向地主缴租时受到的敲骨吸髓的剥削情景。此外，在一些工厂、矿山也有过一些类似性质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