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作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劫、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伟大的人们立定了志向来满足他们自己，而不是满足别人。假如他们从别人那里容纳了任何谨慎的计划和意见，这只能够在他们事业上形成有限的、矛盾的格局；因为他们本人才是最懂得事情的；别人从他们学到了许多，并且认可了，至少也是顺从了——他们的政策。因为历史上这一个向前进展的“精神”，是一切个人内在的灵魂，但是它是不自觉的“内在性”，而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因此就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的力量。假如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这些世界历史个人的命运——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快乐的或者幸福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安逸的享受；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辛劳和困苦；他们整个的本性只是他们的热情。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去果实的空壳一样。他们或则年纪轻轻地就死了，像亚历山大，或则被刺身死，像凯撒；或则流放而死，像拿破仑在圣赫伦那岛上。这一种可怕的慰藉——(就是说历史的人物没有享受到什么快乐，所谓快乐只能在私生活中获得，而他们的私生活每每消磨在极不相同的外在情况之中)，——这种慰藉，在那般需要它的人是可以从历史取得的；“嫉妒心”最渴望这种慰藉——它看见伟大和卓越就感到不快——所以努力要诽谤那伟大和卓越，要寻出它们的缺点。因此在我们现代，常常有人怪讨厌地表明帝王在位普遍都是不快乐的；因为这个原故，人们就容忍了帝王占据宝座。“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乐于承认一切伟大的和崇高的，并且欢迎它们的存在。
我们要从构成各个人的利益和感情的那些共同的因素，来观察这般历史人物。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
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摘自（德国）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言，3
人类的头脑不能完全了解事件的原因，但是寻找那些原因的愿望植根于人类的灵魂中。不考虑那些情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分别地来看，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似乎是那个原因，他抓住第一个他觉得可以理解的近似原因的东西，然后说道：“这就是那个原因！”在历史事件中(人类的行动是观察的主题)，最早的最原始的自行出现的近似物是诸神的意志，后来是站在最显著地位的那些人(历史上的英雄们)的意志。但是，我们只要透视任何历史事件的本质——存在于参与其事的人们的总体的行动中——就知道，历史上的英雄的意志并不控制群众，而意志自身却不断地受控制。
摘自（俄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ⅩⅢ，1
伊丽莎白一听到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内跳动，伊丽莎白充满圣灵：她高声喊道，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这是从哪里得来的，我的主的母亲到我这来了吗？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了女子是有福的：因为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了。
马利亚说，我的灵魂赞美推崇主，我的精神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此以后，世世代代要称我有福。
摘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1：41—48
在我降生后，“光的天空”在它的座位上回转了九次的时候，第一次那位占据我思想的淑女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便是那位使我们不知道怎样称呼才好的女子，即是世人常叫的贝德丽采了。那时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是星空向东方运行了一度的十二分之一。就是说，她出现在我眼前时，她的芳龄刚刚开始九岁，而我却也恰恰一样，但是已经满了九岁。那天她穿的是红色衣裳，合身动人。她的带子和裹在她身上的别种装饰都和她那娇小的年纪配得恰到好处。这时，我老实说，藏在心中最深处的“生命之精灵”强烈地颤抖起来，就连微弱的脉搏里也有震动。在颤抖中发出这种的声音：“这是一个比我强的上帝，要来支配我了！”
摘自（意大利）但丁《新生》Ⅱ
最初的史诗诗人创造了英雄神话，这位英雄独自杀死了他的父亲，而这位父亲在神话中依然是一个图腾怪兽。正如父亲曾是男孩的第一个典范那样，诗人现在也在那个一心要占据父亲地位的英雄身上创造了第一个自我典范。
摘自（奥地利）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ⅩⅡ
平凡之中自有不平凡之处。归根结底，人的价值存在于平凡事业之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升华，它的凝聚点体现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格、情操。
摘自(日本)铃木健二《人际关系趣谈》第16页
诚如蒙田(M．Montaigne)所言，世界上最大的工作便是认识自己。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无疑是一切学问的最高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常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法：哲学的(内观法)与自然科学的(外观法)。文化史学为了消除上述内外两法的对立，通过兼容双方以期达到这一终极目的。
摘自(日本)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结语第142页
在西方人那里，自我存在于意识的中心，并因之而具有统合力，它与处于心底的自己相联系；与之比较，在日本人那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境界是不确定的，意识的构造也莫如说是以存在于无意识内的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因此连其自身是否有中心也令人怀疑。
摘自(日本)河合隼雄《日本人的自我构造》
人性只是乐善耻恶，以其乐善，故有恻隐辞让之心；以其耻恶，故有羞恶是非之心。以心其有四心，故能成仁义礼智之德，其本末内外，乞留意焉。
摘自(朝鲜)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答李汝弘》
人性本善，无古今智愚之殊。圣人何故独为圣人，我则何故独为众人耶？良由志不立、知不明、行不笃耳。志之立、知之明、行之笃，皆在我耳，岂可他求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亦当以颜之希舜为法。
人之容貌不可变丑为妍，膂力不可变弱为强，身体不可变短为长。此则已定之分，不可改也。惟有心志，则可以变愚为智，变不肖为贤。此则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故也。莫美于智，莫贵于贤，何苦而不为，贤智以亏损，天所赋之本性乎？
摘自(朝鲜)李珥《击蒙要诀》《栗谷全书》2卷第82页
大体上说，个人或民族都有两种属性，一是恒性，另一是变性。恒性是第一属性，变性是第二属性。恒性多、变性少，则由于不能顺应环境，将被消灭；变性多，则被优者征服，处于落后，走向失败。应当经常回顾历史，调整这两种属性的轻重，使其达到均衡。因此，生命能否天长地久，完全依存于民族的反省。
摘自(朝鲜)申采浩《朝鲜史总论》第55页
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之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
摘自(朝鲜)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企书》1卷第198页
人性有历史性。谁站在人民那一方面而促进社会进步的，那个人就有进步的人性。谁站在反人民的一面，阻挠社会进步的，那个人就有反动的人性。
摘自(越南)鸿章《为坚决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而斗争》见《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第74页
人性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东西。在阶级社会里，人性表现成阶级性。
摘自(越南)鸿章《为坚决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而斗争》见《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第74页
人们有不同的爱好和智慧，所以不喜欢在一个地点一起生活。他们即使住在一处，仍按各自的志趣和才能，从事不同的职业。但是，不同爱好的人们总因某种原因居住在一处。而且人们总是希望舒适地住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的地区。因此，凡是有这些有利条件之处，人口就稠密；缺乏这些条件之处，就人烟稀少。任何地区人口的多少，归根到底决定于当地的生产、气候、艺术、文化、矿藏、便利的运输工具、电力的利用以及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一个国家的主要财富在它的土地和人力。充分利用自然财富和自然环境乃是人类的天职。因而一个国家的财富可能增加到何等程度，便依靠它的人力和人的创造才能。
摘自(尼泊尔)N.B.塔帕D.P.塔帕《尼泊尔地理》第56页
凡人之出生，性质皆相同；
而人品之高下，并不取决于职业的高低贵贱。
摘自(印度)瓦鲁瓦尔《古拉尔箴言·政事篇》
这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可惊啊！人，尽管有无数的缺点，从古迄今，人为了理想，为了真理，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荣誉，牺牲过他的生命及其视为宝贵的一切。那理想可能改变，但是自我牺牲的精神长存；而由于这个缘故，对于人类是可以多与宽恕的，并且不可能对他失望。
摘自(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1章第25页
我的人格是生活统一的自我意识原则；它既理解又超越了一切只属于我个人的事实细节，即我的个性、我的知识、感情、愿望、意志、我的记忆、我的希望、我的爱情、我的活动以及我的一切。这个在本质上具有“唯一”感的人格，在一个个的事物、思想和事实中实现它自己。
摘自(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第18页
人通过创造表现了他的真理；由于这种表现他又赢回他的全部真理。人类社会是人的最好表现，而当这种表现尽善尽美时，则将导致在人性中完全实现神性。当这种表现模糊不清时，那么他内心中对“无限”的信仰就将变得薄弱，他的欲望也不能超出功利思想之外。他对无限的信仰是创造的；他追求功利的欲望则是构造的，一个是他的家，另一个是他的办公室。伴随着需要的过份增长，文明变成一座庞大的办公室，而家则仅仅成为附属物。
摘自(印度)泰戈尔《创造的统一》第23页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情感、冲动、习惯和下意识行为的奴隶。我们一般不了解下意识思维的巨大影响，不了解心理的习惯以及我们过去的经验对我们现在的观点和决定所具有的强大支配力。人的本性具有一种促进或强化习惯稳定性的趋势。这里的习惯不仅指肉体的习惯，而旦指理智和感情的习惯。任何奇异或非凡的事情似乎都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与那些根深蒂固的常规习俗(我们可以称它为“社会良知”)是相对立的。我们是按照一种没有经过检验和周密思考就被接受的法则去生活或力求生存的。我们吃与喝，游戏与工作，从事交易和卖弄拿手好戏，都不是因为我们为自己选择了这些活动，而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决定我们这样做的。我们把社会所期望于我们的东西给予社会，并且履行我们的身份所赋予我们的各种义务。这种态度只是消极的默从，并不是积极的创造。我们的生活不是靠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靠我们周围的环境。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的。除非我们抛弃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把自己降低到自动机械的水平。我们几乎不能理解的各种内在冲动，我们的爱好与厌恶，我们的贪婪和名利之心会很快地产生冲突。社会对我们的生活提出了许多要求，要符合这些要求一直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我们的行为只服从小集团所强加于我们的各种规章而叛变了人性。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经常得不到履行。生活就像人面兽身的斯芬克斯一样，每时每刻都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愚钝的人或在生活的游戏中一直是很幼稚的人则允许他们的行为受机械的引力和斥力的支配，因而他的行动一点也不自由。保持本能的需求与社会义务之间的平衡乃是道德生活的任务。只有当人达到统一，当他揭示出自身的全部本性并能够支配它的时候，他才有权力说“我希望做什么”。到那时，人的自由决定才出自于决定本身并按照决定的本意而发展，尽管这些决定可能与人的兴趣和嗜好是对立的。这些决定打破了生活的常规，给生活带来一种新的力量。这些创造性的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回忆来说明，但是它们是不能被预见的。尽管它们否定了预测，而它们又完全是理性的。在机械的重复和自由的创造之间，在常规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摘自(印度)拉达克里希南《人的精神》摘自拉达史里希南与J.H.穆尔海德编《印度现代哲学》第491页
人总是永远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之间维持自己的平衡，一个倾向是向上的创造的进程，一个倾向是向下的破坏的进程，他必须在二者之间作一抉择。当内心感到困惑，不知道责任之所在时，自我只能与其自身的自我促膝交谈，因为有关的真知只有在自我内部才会被发现。这道理十分清楚：由于我们自己是这宇宙的一部分，是由那产生万物的力量所生，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内部保持足够我们个人所需的某种灵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地明白。
摘自(印度)苏克坦卡尔《论摩诃婆罗多的意义》第4讲第113页
对卑劣小人岂能谈论学问，
在盐碱地播种岂不是自费精神。
良言逆耳，劝导对他们全然无益，
他们生性粗暴无理与你为敌。
摘自(伊朗)萨迪《果园》第83页
只要有人在，无论他的肤色、语言、宗教信仰如何，无论他生活在哪块土地上，善良的源泉是不会枯竭的，永不枯竭。
摘自(黎巴嫩)米哈依勒·努埃曼《七十述怀》第1部《初次离家》章
人的性情各不相同；有的人生性沉湎于仇恨之中，满腹怀仇，可同时仇恨数十人而仇源不竭；有的人天生乐观，可以终日嘻笑，无止无休；有的人天性多忧，终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
至于我，似乎爱情之神战胜了一切情思，我可以一直爱下去，永不休止；不但情源不会枯竭，而且总是爱不够。
至于没有爱情，我一会儿也活不下去，尽管爱情中包含着酸甜苦辣、得失盈亏和种种矛盾的情感。
这就是我的生性特点……在五彩缤纷的生活面前，我是个标准的苦行僧；只有在爱情面前，我成了例外。
摘自(埃及)优素福·西巴伊《废虚之间》第2章7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