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继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统治北部中国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又相继兴起，先后建立了辽、金、元三个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迭起、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三个少数民族在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交流与进步、王朝的衰败与灭亡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
契丹族兴起于辽河上游的潢水流域；女真族兴起于东北的按出虎水；蒙古族兴起于漠北草原。从地域上说，虽然都位于北方，但是距离中原地区却一个比一个遥远，这说明历史上中华民族活动的空间领域在不断扩大和延伸。
他们建立政权后，都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朝着中原的方向发展势力，扩大统治范围。而且又是一个比一个深入，一个比一个扩大。辽朝除了本土之外，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之地，把燕京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统治中心。金朝时的统治范围已扩大到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而且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也迁到了中都燕京。元朝则实现了包括云南、吐蕃、澎湖、台湾在内的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建立起以大都为中心的疆域辽阔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也说明以中原地区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辽金元时期，中原王朝已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但三个政权建立之初还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其政权的性质都是军事奴隶制的。在地方的行政机构中，都实行着军政合一的体制。辽朝时地方行政机构中有投下军州；金朝时有猛安谋克；蒙古帝国时为万户长、千户长等系统。在中央也有直属于皇帝的亲军。由于政权的奴隶制性质决定，其主要的职能就是向外掠夺和扩张。因此，这三个政权从一开始就迅速地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外征伐。而且就军事力量来说，一个比一个强；就掠夺和扩张的规模来说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充分显示了这些民族在兴起之后的勇猛、顽强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也表明，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他们只能把掠夺财富、人口和土地作为唯一的使国家发展强大的目标和手段。这也暴露出奴隶政权的落后性和野蛮性。辽朝建立后在太祖阿保机和太宗耶律德光时正是大规模的掠夺和扩张时期，建国后仅10年就灭掉了渤海国，仅用20年的时间就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从而奠定了辽朝疆域的基础。金朝建立后也仅仅是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灭掉了辽和北宋两个重要王朝，使其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领土上一个强大的王朝。金朝初期的对辽战争具有一定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而将辽灭掉，继而又迅速灭亡北宋则完全是由奴隶政权的掠夺、扩张性质决定的。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发展历史，完全是一部掠夺扩张的历史。成吉思汗建国后，立即率领强大的蒙古铁骑越过大漠，四下征伐，以横扫千军之势很快就深入到了西夏和金的广大地区，攻城略地，无坚不摧。并且西征到了中亚一带，兵锋所向，攻无不克。他的后继子孙更是意志坚定地执行掠夺扩张政策，灭亡西夏以后，他们又相继灭掉了金朝和南宋。在接连几次大规模的西征时攻打到了东欧和西亚一带，如果没遇到埃及军队的强有力阻击，蒙古西征军的一支部队就会踏上非洲的土地。到忽必烈即位时，除了蒙古帝国之外，又陆续建立了四大汗国。元朝建立后，将察合台和窝阔台两大汗国纳入了元朝的版图，另外的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仍附属于元朝。元朝的疆域已是蒙古帝国时期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当大规模的征伐战争结束，疆域初具规模，奴隶制政权得以巩固以后，它们又迅速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辽金元三朝的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非常向往和乐于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的发展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经济文化成就辉煌灿烂，居于世界的领先水平。它既汲取了少数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又对周边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推动的作用。历史上曾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契丹、女真以及蒙古族在建立政权之前，都是在结束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纷争、建立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刚刚完成本民族的统一。因此都是明显落后的民族，甚至连本民族的文字都没有。他们具备的剽悍、顽强和必胜的信心。为了本民族的发展，为了使建立起来的国家迅速强大和巩固，这些统治者首先是靠武力征伐。在对外征伐中，他们接触到了先进地区的文化，逐渐认识到仅仅以武力征伐而得天下是不能使其巩固的，还必须有优秀的人才去治理，必须通过吸收先进的文化，建立起规范的典章制度，才能保证有一个良好的统治秩序，维护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于是一方面他们积极吸引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或汉化较深的其他民族知识分子参加到政权中来，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让这些人出谋划策。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被各个时期的统治者所重用，备受推崇。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身边都云集了一批文人重臣。另一方面就是大力推行汉法。辽朝时阿保机太子耶律倍主张推行汉法，至圣宗时已经完成了封建化过程。金朝太宗时接触到了汉文化，熙宗自幼深受汉文化影响，即位后倾向于汉文化，实行了一些改革，章宗是金朝汉文化最深的一位皇帝。由熙宗到章宗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实现了向封建化的过渡。元朝忽必烈推行汉化最为明确，建立了完整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虽然说封建化不等于汉化，但它是汉化的基本的和重要的内容。此外从最高统治者到宗室贵族以至一般的官员都对汉文化当中的经史典籍、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衣着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人完全忘掉了本民族的习俗，言行举止像汉人一样。在下层百姓中，由于与汉人长期杂居，相互影响，更为普遍地接受了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虽然深受汉文化影响，大量地借鉴和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但是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统治地位，少数民族统治者除了保证本民族的特权利益之外，还不能使汉族知识分子或军中将领在其政权中形成过大的势力，以免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在各朝代的官僚机构中，汉人是不能担任主要官职的。甚至在元朝，明确地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汉人和南人处于最低下的两个等级，是受歧视和压迫的民族。而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享有种种特权。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尽管迅速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但由于本民族发展的历史较短，封建制度又是他们刚刚接触到的东西，处于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头脑中缺乏甚至没有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和积淀下来的各种观念、意识。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很少用封建的礼法道德束缚人，压制人。辽金元三代没有文字狱，没有因思想言论而犯罪的。他们自身也很少有瞻前顾后的保守观念，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大无畏的开拓和进取精神。比他们先进得多的民族反而被他们征服，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原因也在于此。但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奴隶制的残余却大量存在。有大量的奴隶人口，他们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这又是少数民族政权残暴性和落后性的表现。
北方少数民族长期过着以游牧和渔猎为主的生活，逐水草而居，车帐到处即为家，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射箭，因而民族性格开朗、旷达、豪放、率直，崇尚武力。经过了长期艰苦的征战，建立了国家政权，尔后又发动了连年的对外战争，充分展示和发挥了游牧民族所具有的威武雄风。然而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所面临的是内部政权的建设和巩固问题，在吸收汉文化、建立典章制度的同时，他们仍然保留了带有本民族特色的尚武精神。尤其是作为开国的几代君主，都竭力保持自己高超的武功威严和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使群下望而生畏，不敢有觊觎之心。辽、金时有四时捺钵制度。春夏秋冬四季，皇帝都抽出一定时间带领群臣分别到各固定的地方打猎休息，实际是利用这样的机会炫耀皇帝武功，给群下一些颜色看看，以保证自己皇权地位的巩固。元朝时期虽然没有四时捺钵制度，但是一直处于内外纷争的状态之中，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接连不断，镇压诸王的叛乱和农民起义以及内部军阀间的厮杀，贯串了元朝的始终。除了镇压农民起义之外，更多的是通过武力进行内部的权力争夺。尚武精神是北方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的又一特征。
辽金元时期各朝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有各具特色的地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以汉官治理汉地，实行汉族的封建制度；以契丹官员治理契丹地区，实行奴隶制度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这是典型的一国两制的办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金朝时设立过行台尚书省，统治伪齐旧地，仍保存汉人官制，这也是过渡阶段的一国两制办法。元朝管理藏族事务的宣政院；管理澎湖、台湾事务的澎湖巡检司以及地方上的行省制，对后来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都有深远影响。元代的行省制就演变为现在省一级的建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辽金元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辽朝统治区域内，燕云和原渤海国等传统农业区的农业生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在契丹族世代居住的地区，农业也有很大发展，辽全国50余城都有“和籴仓”。辽代的冶铁业、纺织业非常著名。首山（鞍山）、铁利府（吉林敦化西南）、东平县（辽阳）等地铁矿及其采炼相当发达。灵河（大凌河）流域养蚕丝织已出现了“专业户”。金朝时期东北地区得到迅速开发，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在其他地区，垦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都保持了宋的水平。金代手工业中的冶铁、陶瓷、纺织、火器制造等都很发达，印刷业中的雕版技术可与南宋相媲美。金朝中都是政治经济和商业中心，人口巳多达百万。实现统一后的元朝，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元朝时更加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中在全国农村推行村社制度，组织和督促农民从事生产话动以及政府颁发介绍农业生产经验的书籍，都是很有特色的，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农业工具改进；生产技术和产量提高；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边疆农业发展等方面是其突出的表现。手工业中棉纺织技术改进，使棉织业得到空前发展。带有民族特色的毡罽业在元朝发展起来。元朝的商业发展，城市繁荣超过了以前各代。元朝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仍然居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辽金元又是较为开放的朝代。由于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落后，没有历史负担，各朝统治者便积极主动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强与周边国家及亚欧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贸往来，经济交流以及文化的相互传播，促进了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辽与北宋在澶渊之盟以后就确立了长期友好、相互交往的基本政策，在边疆各地设立了许多榷场，开展相互间的贸易活动。在大量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传入了辽朝广大地区，改变了辽朝单一游牧经济的传统，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双方的使臣往来不断，在完成政治使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贸易和文化的传播活动。从中，契丹族为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充分的外来经验，增加了推动自身进步的活力。金朝迁都中都及与南宋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足以说明金朝统治者眼界是放开的。视野是扩大的，接受先进文明的态度是积极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开放的朝代之一。元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与境外各国之间都有密切的交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宗教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融会贯通之中发展进步。境内各民族相互迁徙，互相杂居，既促进了内地的繁荣，又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境外的商人、传道士、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有的在中国居住几十年。在元朝政府机构中，来自中亚、西亚一带各族及其后裔做官任职的人就有很多，有的皇后也是西域人。元朝文化兼容并蓄，辉煌灿烂，特别是科学技术成就举世瞩目，就与元朝广泛吸收各地区各民族先进文化有直接的原因。
辽金元政权崛起之迅速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而衰亡之快也是少有的。这三个朝代，真正稳定繁荣的时期并不长，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从一开始就陷于争权夺利之中，一直持续到灭亡。在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中，皇权之争尤为激烈。围绕皇权之争而形成的权臣派系之争和军阀混战持续不断，纷繁复杂。权臣擅政，将帅骄横是各朝代中后期的普遍现象。由于统治集团混乱，皇帝荒淫，官员腐败，导致政治黑暗，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加深，进而又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处于不安定状态，一旦遇到外来势力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统治者就无法挽回败亡的局面。辽朝被金朝迅速推翻，金朝又无力招架蒙古军队的进攻，元朝也在大规模农民起义打击下很快走向了灭亡。从根本上说，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员的素质普遍低下也是其不能保持政权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兴起与发展壮大，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对祖国辽阔疆域的奠定与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外交流以及推动历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
然而，这三个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依靠武力进入中原地区后，不可避免地给先进的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破坏，曾一度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出现倒退、延缓其发展。这也是造成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