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农具的改进和耕地面积的扩大。新中国成立后，在黑龙江等地陆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很多，而且相当齐全，有犁、铧、锄、钅矍、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其形制与中原相似，有的比辽宋时还要进步。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安有分土的铁蹚头，能疏松土壤，清除杂草同时还可向苗根部培土。这种蹚头也分大小两种。从犁的结构看，它比辽朝有很大进步、完备，表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三种。在农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工具使用，耕田面积也有所恢复。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金朝猛安谋克部拥有垦田数共171万顷，其中属于猛安谋克占有的垦田就有169万零300多顷。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的垦田为三千六百多顷，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垦田为一万六千多顷。从地区看，中都、河北、河东、山东等人口较多地区的土地多全部开垦耕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在三石至五石之间。金朝的常平仓每年可积栗一千二百多万石，米二百多万石。金朝时期，北方人口也有所增加。世宗初年，金朝仅有三百多万户，到1187年（大定二十七年）时，迅速增加到678万多户，4470万口。其后又有增加，最多时曾达到八百一十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四户，四千八百多万口。已与宋真宗时全国的户口数相当。
手工业的进步。世宗时，由于大批奴隶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有矿冶、纺织、制瓷、印刷、造纸等，其中矿冶业是手工业重要部门。世宗主张，山泽之利，应当给予百姓。1163年，金朝规定，金银坑冶准许民间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税二十分之一。官府派出“抽分”官，负责对各地坑冶实行监督。1165年，官府准许百姓租买银冶，1172年，又取消坑税，允许百姓随意开采。因此，金银坑冶得到发展。冶铁业发展具有很高水平。金建国前就已经炼铁，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真定府、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地。在今阿城县发现金代中期铁矿就有十余处，冶铁遗址五十余处，矿井最深有四十多米，并且有采矿、选矿、冶炼等不同作业区。在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曾出土金代铁器七百多件。辽宁绥中县城后村的金朝农村遗址也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在上京故城发现过炼铁炉遗址。当时冶铸技术有很高水平。现存山西南部各地以及河北石家庄公园的许多铁狮，都是金时铸造。金代铸铜业也有发展，金朝曾几次派使者到各路去规措铜货，访察铜矿的苗脉。世宗也经常与大臣商议鼓铸技术。工匠们最远处到过天山，往“北界”采铜。冶铜主要是铸造各类铜器，金代铸造的铜镜非常有名，在阿城出土了许多铜镜，其中有“童子攀枝镜”“牡丹花纹镜”“大双鲤鱼铜镜”，这些铜器非常精美，而且都是经过由官府控制的铸铜作坊生产并经过官府检验校正的。在民间也仍有私铸铜器，尤其是腰带和铜镜。
纺织业方面，女真人的麻织细布有悠久的历史，丝织业在原有基础上也逐渐恢复。官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今河南沁阳）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是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河间府的无缝锦、东平府的缬、辽阳府的师姑布都很有名。中都大兴府在金朝初年丝织业发达就已居全国之冠。
制瓷业是金朝比较发达的行业之一。著名的窑有钧窑、耀州窑、定窑。抚顺大官屯窑址，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窑厂，一直生产着以黑釉为主的瓷器，在金代瓷器中，马镫壶、鸡冠壶既具有辽瓷风格、也明显地反映了女真族的生活特色。金朝准许民伺经营瓷窑。官府也在各地委派抽分官，抽取瓷器生产税。
造纸和印刷业也有很大发展。河东南路是造纸、印刷业较为发达地区。稷的竹纸、平阳白麻纸闻名一时，中都、南京、平阳、宁晋是金朝的刻书中心。中都的国子监、刻印经史等大量书籍，称为监本，平阳所刻书籍，世称平水板。金代刻书业始于熙宗朝，盛于世宗和章宗时期，除官营外，民营的刻书作坊也刻印大批的书籍，而且刻印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与南宋相比没有多大差别。金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的一李姓猎户就使用火药打猎，火药的威力很大，在以后与南宋和蒙古的战争中，金朝工匠己生产出了大批的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这种火器杀伤力很大。此外，还有飞火枪。蒙古军队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震天雷和飞火枪。
商业和城市的发展。金初，各地的商业发展很不平衡。会宁府最初是处于物物交换的阶段。而燕京的贸易已是相当发达。熙宗时，营建会宁府都城，会宁逐渐成为女真内地新兴的城市。海陵王迁都中都以后，中都的水陆交通发达起来，人口猛增已达二十二万九千多户，百万多口。皇城方圆九里，外城三十多里。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世宗时，商业更为发达。南京原是北宋的都城，商业已是十分发达，海陵王时曾在南京大规模修建宫室，准备再迁都于此。当时人口已达二十三万五千多户。世宗时，南京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二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到这里贸易。宣德楼门下是商业贸易的繁华区。到章宗时，南京人口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三百七十多万口。其他城市如咸平府、东京辽阳府是商旅集中的地方。河北相州人口集中，城内的秦楼街十分繁华，饭店酒楼到处都是。河东上谷是进入山西的要道，这里也成为商品的集散地。
金朝在商业发达的城市设置市令司，朝廷任命官员，负责调整市场物价，监督商人的经营行为。在城镇的商业中已有各类行的组织，如布行、油面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叫“行人”，首领称为行头或行领。
金朝的周边贸易也很发达。同南宋、西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都有着经济贸易的往来关系，其中主要是靠榷场贸易的渠道。朝廷设置管理榷场的官吏，专门负责征收榷货贸易税。世宗大定年间的场税收入，仅泗州一场每年收税就达五万多贯。
商业的发展繁荣，商业税收遂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由于各地商税院务在执行公务中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有严重的不法行为。1162年，世宗曾下令罢掉诸关征税。1180年又规定商税法，凡是金银可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业税率也逐渐提高。世宗时，中都的商税额为一百六十四万多贯。
金世宗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铜钱、交钞的发行量逐步增加，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增多。1178年（大定十八年），金在代州设监铸造“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1187年（大定二十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两监共铸钱十四万多贯。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金朝时，白银作为货币使用并不很多。但官府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百贯，民间则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支付流通。
在金世宗统治时期，金朝的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世宗本人躬俭孝悌，信赏必罚，重视农桑，严于吏治。朝中大臣，人人守职，上下相安。百姓家给人员，仓廪有余，出现了富庶繁荣的景象。世宗也被称为“小尧舜”。但是，随着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土地的兼并严重，赋税和徭役负担繁重，再加上官僚逐渐腐化，偷安苟禄，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因此在世宗朝又多次爆发了农民起义。
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占有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收取更多的地租，于是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就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其主要是占夺民田，多占官田，冒占官田、括田等。占夺民田，就是女真贵族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人的田地。在女真猛安谋克手中一些贫困户不能维持生计，便出卖土地给豪民。在官府授田时，贵族地主也依仗权势，占据上等的良田和肥腴的土地。按照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可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可以多占官田。左丞完颜襄多占了官田，世宗对他不满，说你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四十具就是一百六十多顷的土地。定制之外，贵族官员升迁可以通过皇帝赐田，大量地多占官田。冒占官田就是将官田通过长期承租后冒为己有。有的则是通过权势，冒占强取。在世宗时，冒占官田已是一个严重问题，它反映了贵族地主和官府之间土地争夺十分激烈。1179年（大定十九年）12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间占去的官田。张九思则根据地名，如皇后庄，太子务等的田地，不论百姓有无凭据，一律指定为官田，收归官府，如长城、燕子城等古已有之的名称，也都拘为官田。结果一般地主甚至农民占有的土地被强行拘占，而真正冒占官田的豪强之家反而得免。1181年，世宗又下令拘括豪家所占的官田，同年又在山东大规模地拘刷民田入官，这样一来，大量的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手中，而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则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因此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金朝的赋税制度也基本上是沿袭辽、宋旧制，分为正税和杂税两种。正税是指夏秋二税。夏税每亩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夏税6月到8月为期；秋税10月到12月为期。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以及黄河夫钱。物力钱是根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户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差役，也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金朝设有递铺，在递铺建有小城堡式房屋，四角插有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军需钱是自1163年开始征收的当时因南征宋朝，军士每年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有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的，其后各元帅府所需军需钱大多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免役钱是沿袭北宋时的免役制度，在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征收，各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1163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则依旧征收。黄河夫钱是指修筑黄河大堤所需民夫以及治河钱。此外还有预借钱，即官府经费不足时，预借民间租税。
繁重的赋税，加重了金统治下的各族农民的负担，但是贵族官僚、地主却从中隐税、漏税，朝廷收入依然严重不足。金世宗时采取了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的办法，称为“通检”成“推捧”，以此来确保国家的赋税收入。
1164年，世宗派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这些官吏到各地后，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通检时将百姓的产业加倍计算。并以严刑拷打的手段禁止百姓申诉。1165年世宗下令统一标准，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作为通检的标准。1175年，世宗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进行第二次通检。1180年以后，世宗又几次派人在女真族猛安谋克户中进行通检推捧，目的是查清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1186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26人到各路推捧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多万贯。通检推排，实际就是调查核实全国百姓的财产物力状况，为国家制定税收和征发兵役提供依据。在通检推排的过程中，实际又给百姓加重了负担，带来了灾难。
封建制确立后，金朝的徭役负担也不断加重。徭役主要有兵役和夫役两种，而且承担徭役的又主要是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品官之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由纳粟补官但官阶还不够荫及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医学生等，都可以免除一身之役。因此徭役都集中到下层劳动者身上。
海陵王时，除女真平民外，汉族、契丹族的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特别是戍边的兵士，有十年仍不得归者。随着女真族南迁获得土地之后，他们不愿再服兵役，而且安于田里，从事生产，富裕之家有时用奴婢来代替自己服兵役。这样汉人和契丹人不得不大量去服兵役。1170年，世宗曾说：“北边轮番戍守的人，每年要冒着寒暑，往来千里，非常劳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马，一去即不还，而且夺了他们的农时，使他们不得耕种。”1180年，金朝规定戍边的军士，年龄55岁以上，允许由其子或同居的弟侄等承替；以奴婢代替戍边的要治罪。
夫役负担主要是世宗时修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征调民夫服役。世宗喜欢大兴土木，即位初年，就扩建宫殿，其后也不断兴修土木工程。夫役负担使百姓苦不堪言，外逃或出家的不断。
土地严重不均，赋税和徭役不断加重，广大汉人，契丹人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从1171年前后，各地人民又开始进行反抗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大名府李智究起义。冀、同、鄜、潞、绛、解等州的农民起义。恩州、献州、密州等地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前后持续十多年，分别被金朝统治者出兵残酷地镇压下去。
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病死。金世宗在位29年，是金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