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南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生于长安。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柳宗元所属的河东柳氏,是中国北方一支著名的士族,但到柳宗元所在的时代,其势力已渐衰微。柳宗元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刻苦勤奋,见解开阔,13岁时就写下了《贺平李怀光表》这样难写的文体。这篇文章气势不凡、措辞练达。小小柳宗元出手不凡,马上获得“奇才”的赞誉。
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同考中进士,三年后又中博学宏词科,由此步入仕途。
这一时期柳宗元仕途顺畅,在文坛上也颇负盛名。他家学渊源深厚,所写文章纵古论今,气势宏大,当时的士人仰慕其文名,纷纷登门求教,柳家常常门庭若市。
永贞元年,唐顺宗重用王叔文主持政务,推行新政。王叔文领导“永贞革新”,打击宦官和豪强,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这一革新运动和柳宗元的实行仁政民本的政治主张相吻合,于是他便积极投身其中,与刘禹锡等成了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但是新政严重触及了宦官、官僚和藩镇的利益,在他们的联合反对下,新政仅历时100多天就告失败。柳宗元等八人因此被贬为边远各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
元和元年(806年),柳宗元举家来到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任所——永州。新政失败造成的心理创伤,再加上水土不服、生活艰苦,柳宗元抑郁寡欢,疾病缠身。但是,险恶的环境和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他写下了名篇《捕蛇者说》,借以抨击官府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还写下了游记散文《永州八记》,通过精妙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移心写作,发愤著述,身体力行地投入古文运动。他和韩愈一起,努力把文体从骈体中解放出来,着意用散文文体进行各种体裁创作的活动,从而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
柳宗元用散文体写的论文,重要的有《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封建论》等。他还与韩愈、刘禹锡等人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创造出新文体创作的氛围。
柳宗元还创造性地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他用散文体写就的寓言《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具有非常高的品位,是我国古代寓言的珍品。
柳宗元以其在散文领域取得的全面的划时代的成就,和韩愈一起被世人并称为“韩柳”
,视为散文史上的两座丰碑。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结束贬官生涯,被召回京师。但因为政敌的排挤,他被派往更偏远的柳州任刺史。
在柳州任上,柳宗元废除奴俗,对已经沦为奴婢的,自己出资为他们赎身。他还发展生产,凿水井,修城池,广植树,使柳州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他还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改变了柳州落后闭塞的状况。全国各地的学子钦慕柳宗元的才名,不远千里前往柳州向他请教。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已病入膏育,在京师朋友的努力下,唐宪宗同意将他召回京师,但在诏书到达柳州之前,这位文学大师含冤而逝。柳宗元以其在文学上的造诣,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因为柳宗元有德于民,柳州百姓在他死后为他修建了“柳公祠”和衣冠冢,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共45卷,外集二卷。包括论说、寓言、传记等五类文体。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等为政论的代表作。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春秋时期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多用来讽刺、抨击南昌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组成的《三戒》,其中《临江之麋》讽刺了那些仗势欺人的走狗,他们只要没有靠山,就成了一群无用的废物,任人摆布。《黔之驴》讽刺了那些外强中干的人,没有真才实学,却要四处炫耀。《永某氏之鼠》则讽刺了那些利用社会或者个人的关系作掩护,从而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的人。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危害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安全。另外,《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柯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办山赋》、《吊屈原文》等篇。
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
如《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除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杰出的散文家、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以无神论思想和进化的历史观,批判了“天人感应”和“圣人”创造历史的谬说,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与韩愈的主张基本相同,但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他提倡“文者以明道”,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而这个“道”却不专宗儒家一说,主张把百家之说“通而同之”。他强调发挥文学“辅时及物”的社会功能,鲜明地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异扬讽喻而已”。他特别重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社会实践问题,认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明确指出那种“不知耕农之勤苦,物役之艰难”而“专弄文墨”的人,在文学上绝不会有什么成就。此外,柳宗元对作家的写作态度、继承与创新、文学源流、艺术风格、写作技巧、语言运用等问题,都有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以寓言、传记、游记和骚赋的成就最高。寓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只是用作比喻的片断,柳宗把它发展成为更独立、更完整、更形象的文学样式,推上了中国文坛,并以短小精巧、尖锐泼辣的艺术手法,嘲讽了朝野上下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
他的传记文大多取材于劳动人民,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聪明才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热烈的歌颂。许多不同职业的下层人民群众的形象进入文学传记,是柳宗元对后世的一大贡献。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美的刻画精微,洞察幽深,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在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以自然境界之美映衬个人品德之美,对比官场丑恶现象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山水名手,为中国的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的骚体文继承了屈原的优秀传统,愤世嫉俗,讽事喻理,构思巧妙,文辞优美,使这种久已沉沦于宫廷庙堂的文学样式焕发出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