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冰
父亲走了，已经七年多了。这七年多来，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纪念这位可敬而又可怜的老人。然而，由于世事繁多，直到今天，这个夙愿才得以实现，父亲在天有灵，当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
一顶灰色的六角草帽，瘦削的脸，肥大而干净的浅蓝色衣裤，补了不知几次的青力士鞋，无论是坐着、站着或走着，始终衔着一支自卷的纸烟，这就是父亲留给我难忘的印象。瘦削的父亲是普通的，普通得就像一株枣树，在北方的黄土地上随处可见。
父亲的步履是矫健的，表情是凝重的，这使他并不伟岸的身材透着威严。尽管他平时很少言语，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我和弟弟心目中，他的一个反常的举止，一个不满的眼神，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
夏天的夜晚，父亲坐在椅子上闷闷地抽烟，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弟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则陪奶奶到主席台前去纳凉。这时，主席台前已坐满纳凉的人群，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只要看到我奶奶，有喊三姐的，有喊三姑的，有喊三姑奶奶的，都主动起来，热情地把我们让到中间。这一方面是表示对奶奶的尊敬，另一方面是为了听故事方便。奶奶的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一个夜晚没有她，主席台前的人就耐不住，就前呼后拥地去我家看看他们的三姐或三姑或三姑奶奶是否同我和母亲吵了架。
奶奶的故事快要讲完，长些的快讲到一个回头，父亲来了，父亲来了只是伫立在人群一旁，直到奶奶的故事或故事中的一个回头彻底讲完，他才悄无声息地凑过来，对奶奶说：“娘，天不早了，咱走吧。”如果奶奶兴犹未尽，或纳凉的人们执意挽留，他是万万不敢表示异议的。这使我意识到他怕奶奶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我和弟弟怕他。
母亲是个瘦高个，整天铁着脸，不苟言笑，就像《丽贝卡》中的那个女管家丹弗斯太太，看上去是很怕人的。母亲其实很善良，也很勤劳。为了这个家庭，她一个小脚女人，整天男人似的在地里劳动，回到家还要操持家务，没一会清闲。村里百年不遇放一次电影，她从不去看，说是没意思，实际是没功夫——我们全家老少的衣服鞋袜，都是她忙里偷闲赶出来的。父亲和她比，显得就有些懒，除了去生产队干活，家务活一概不管，回到家，只顾埋头抽烟喝茶。这也难怪，父亲年轻时是个体面的商人，“公私合营”时，进了供销社，1964年才下放回家，能死心塌地地挣工分已经很不错了，谁忍心对他求全责备？或许父亲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处处让着母亲，以至于使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略胜于我与弟弟屈居第三。
母亲是家里当然的“当权派”，而奶奶的“参政议政”自然使她感到不快，于是二人经常发生口角，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这时候，他既不敢责备母亲，更不敢批评奶奶，实在忍不住，就冲着看热闹的我和弟弟大喊：“滚出去！”等我们“滚”回来时，战争已经结束，只有父亲蹲在那里吞云吐雾，长吁短叹。其实，母亲和奶奶，并无利害冲突，只是因为家里穷，而奶奶处事“大方”，母亲看不惯，母亲处事“小气”，奶奶瞧不起，如此而已。
穷，对于我，对于我们一家，是刻骨铭心、永难忘记的。我和弟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其程度和我从有关旧时代的小说中读过的大同小异，说“暗无天日”也不过分。有很多年，我们全家吃的是“救济粮”，那秕巴的玉米粒，黝黑的地瓜干，现在想起来就让人恶心，而那时却称得上“美味佳肴”，要掺上树叶或野菜慢慢消受。一把生铁大黑壶，烧了不知多少年，壶系换了又坏，坏了又换，直到我和弟弟都高中毕业，它还没有“退居二线”。一年冬天，家里难得烧一锅高粮面咸汤，刚开锅，弟弟就有些沉不住气。当他的小手刚触到锅沿，不知是用力太猛，还是锅本来就没放稳，“咣当”一声，锅翻了个底朝天，弟弟的两腿立刻烫起一串串水泡，明晃晃的，好不吓人。幸亏父母都在家，抱起号啕大哭的弟弟就往外跑，又及时找到獾油给他涂上，才慢慢痊愈。洒在地上的咸汤，据现在母亲回忆说，爷爷抢救出多半碗，让我一个人独享了。但我已不记得有这回事。
爷爷去世时，我刚6岁，所以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个子高高的，脸胖胖的，下巴上一缕白胡子，风一吹，飘飘的，煞是精神。母亲说弟弟像爷爷，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从弟弟那并不高大的身躯，但很威严的面孔上，我看到更多的是父亲的遗传。是的，正是因为弟弟，因为弟弟那酷似父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才使我经常想起严厉但不失慈爱的父亲。
这年初春，我患了一种奇怪的病——连拉带吐，光哭不吃，这可把家里人吓坏了。当时村里没有像样的医生，到镇医院又很远，怎么好呢？父亲沉思良久，忽然想起邻村有位当医生的朋友，他二话没说，背起我就走。
从我们村到邻村不足三华里路，但必须经过一条数十米宽的小河。虽是初春，由于连续刮过几天北风，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父亲一定是急于给儿子看病才抄此近路，而没绕行上游过桥的吧？河水是彻骨的，但背负儿子的父亲感觉不到，或感觉到了而没有在意。父亲的脚本来是汗脚，但自从这次让河水激了，落了个干脚，每逢冬季脚后跟就裂开许多的血口子，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从邻村返回，我的病已经好了七分。天色已晚，父亲背着我绕桥而行。经过一片荒冢，父亲好像迷了路，转了很久也没转出那片坟地。我看不远处有团磷火一闪一闪的，有些怕。这时父亲停下来慢慢将我放下，然后扒下自己的棉衣给我披上，说，你等一会儿，我解解手就回来。少顷，他果然回来了，也没言语，背起我继续赶路。渐渐地，我伏在父亲背上睡着了，也不知走了多久，才赶回家。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那片可怕的坟地里，他着了“魔”，看到一道顶天立地的白墙。那次他说去解手，其实没有，而是往白墙上狠狠地踹了几脚，原来一块破损的石碑。那白墙或许是疲惫不堪的父亲的幻觉，但他那超人的胆识却是令人钦佩的。其实，生活中的我们经常着“魔”，经常碰到“白墙”，但只要像父亲那样狠狠地踹它几脚，“魔”与“白墙”都不可怕。
1979年秋，奶奶病故。当时我正在宁阳二中学读书，是后院的苹英姐专程告诉我的。我刚进家门，就听见父亲在呜呜痛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哭得如此伤心。我晓得他是在哭奶奶，同时也是在哭自己，哭自己的命运。
虽然离开供销社十几年了，但那时他还留恋着昔日的辉煌，而不甘心、又不得不甘心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他是给单位“下放”的，但“下放”的原因不明，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并始终对此耿耿于怀。父亲也许是太认真了，太认真的他在一个不太认真的年代和环境显然有些格格不入，甚至不伦不类。于是他成了被淘汰的对象。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一个人陷入玩笑的口套而遭到飞来横祸，然而他个人的灾难在外界看来却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悲剧在于这玩笑剥夺了他悲剧的权利。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父亲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在和他开玩笑的同时，也同自己开了个玩笑。这玩笑的损失是惨重的，当历史尚未恢复正常，谁能顾及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呢？他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历史大悲剧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音符。他失去了未来的天堂，却仍然依恋着失去的天堂、过去的天堂，无疑是荒谬可笑的，但也是无可厚非、令人同情的。
奶奶去世整两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秋天，在大队菜园干活的父亲忽然两腿一软，瘫倒在地，患了可怕的脑血栓。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病情明显减轻，不但能走动，嘴歪眼斜的毛病也治好了，只是脑子大大地坏了，过去的矜持、过去的自尊、过去的尊严、过去的理智已经荡然无存。他经常不知所以地哭和笑，经常不顾廉耻地拉和尿，经常拿家里东西出去卖，连洗脸的铜盆、撑门的木棍也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去邻居家、铁路上偷东西的程度，不时有人来家里兴师问罪。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逢人便要烟要钱，很多人考虑到他过去本是知书达理的人，不想驳他的面子，没多有少，打发了事，但再一再二不再三，次数多了，人家就烦了，于是就躲着他，实在躲不过就搪塞一下。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病态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作为与他朝夕相处休戚相关的亲属，却是虽然理解可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的。
首先是母亲。她主张坚决阻止父亲吸烟，这一方面是担心父亲的身体，另一方面是心疼钱。孩子都大了，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哪有闲钱供他买烟？然而，当母亲发现父亲没钱可拿东西换钱甚至“借钱”时，恼羞成怒，几乎每天都要检查父亲的衣兜，后来干脆将他的衣兜全部撕掉，但收效甚微，父亲依然我行我素。为了给这个家庭挽回些面子，为了不致让父亲的乖戾给这个家庭，特别是给她的两个年轻的儿子带来更大的损害，母亲决定妥协，并不定期地给父亲些零钱，或买几包劣质纸烟，但结果父亲并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外面“丢人现眼”，于是母亲绝望了，绝望的母亲一见到父亲就恨得咬牙切齿，贬之不已……其次是我。我并不反对父亲吸烟，因为那时我觉得，吸烟与他的病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吸烟能够扼制他的反常举止，能够恢复他的理性，我情愿在责任田里为他老人家辟块烟地。我更关心的是我和这个家庭的名声。试想一个神经兮兮的父亲给他年轻的儿子带来的最大损害是什么呢？除了名声，当然不会是其他。但父亲毕竟是父亲，失去了理智的父亲仍然是父亲，我既不能像外人那样躲开他，又不能像母亲那样教训他，唯一能做的是望父兴叹。
只有弟弟对父亲的反常漠不关心，不问不闻，起码他当时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我企图逃离家园，准备到外面去闯一闯的时候，高中没毕业的弟弟突然参军去了南方，并且一去就是几年。
弟弟复员时，我已在汶河小镇与友人办了两年书店，也就是说，他走后不久，我就把家庭的重担和患病的父亲撂给了虽未年迈但决不年轻的母亲，逃之夭夭。所有的选择都带着遗憾，而对于这个选择，现在想来我并不后悔，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受着良心的谴责和道义的审判。我不想也不可能老死田园，我也有自己的爱好与追求，而这，我的母亲是理解和支持我的，甚至我的患病的几乎完全丧失理智的父亲在我办书店的三年时间里，虽然“积习”未改仍没有踏进我书店半步，没有让他年轻而虚荣的儿子感到丝毫的为难和尴尬，这是至今，乃至终生让我于心不安的。
1988年10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父亲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历程，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父亲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决然，甚至没容他的两个儿子见他一面，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啊！
儿子是对不起您的，父亲，如果您地下有灵，就让您那从没有打过儿子的双手，给他们几个响亮的耳光！
父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但他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地印刻在儿女的心坎上，他那为了家庭，为了儿女而付出的代价，只在自己心里，从不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