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1953——)当代作家，祖籍山东，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在国外访问，着有《北京人》等。
别人的儿子
让座，在挤得苦不堪言的公共汽车里，总是需要一个信仰支持的悲壮的行为。何况，是给一个抱小孩的男人让座。不情愿却又在必须之中，很有一点巾帼英雄婆婆妈妈的抱怨在心头磨擦……人已这么多，何必还生，还要抱出来叫人看！当那婴儿的眼睛一旦瞧见(！)你，立刻还回一个鬼脸，同时获一片人间天上的无比快乐。于是，握着小孩子的手和那爸爸聊起天来，问人家去哪儿玩？
“去找保姆！”
会心一笑。只管和小孩子逗乐，耳朵里灌着大人的叨唠：……这孩子才三个月，保姆已经换了十多个！现在的保姆都不愿意带小孩儿，好不容易有个肯带，还不一定能带这孩子。这个，我们不喜欢；那个，我们觉得还可以，孩子不喜欢……
“怎么知道孩子不喜欢？还不会说话呢，一个牙也没有呢……”
“能表达，老哭……昨天，这个保姆又辞职了，嫌我们孩子闹。其实他非常乖！现在，只好赶快再去找保姆介绍所，还在那个有名的大桥底下，哎呀！孩子倒是非常喜欢你！”
“是呀，我是一个不错的保姆。”
该下车了。
没有孩子，没有家，却自信可以为小孩子当一个不错的保姆，只希望那小孩子也要可爱！不过，天下的小孩子似乎都很可爱。无论怎么赖，赖得很没有样子，很混帐，也很好对付。孩子的欲望，最直接了当，连狡猾，都一览无余。只有在孩子的面前，我敢和所有的小心思从容周旋。
然而不想要孩子，从来不想要。爱任何人，爱得死去活来到傻，也没有像故事里常常写的那样一个傻傻的念头升起，傻傻地吐出：“我为你生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在这个天然的念头升起之前，就有过一层层分析，然后是一个结论：一个女人在当今的这部分世界里带不起一个孩子。爱孩子，无非是爱转移了对象的自己！用这个道理，对想爱男友爱不成，于是便想和他生一个孩子的女友，训斥着，铿锵有声！听的人很信服地点着头。听自己铿锵的声音，知自己的冷酷和不称职。
我有一个干儿子。干儿子的照片就摆在写字台上。当清早写作时点一支清新的香，简直就是为他上供！干儿子真是漂亮，漂亮到连他妈妈自己来信都这样说：“我又要生孩子了，可有这么好的维克多·牛牛，真不该再要孩子了！请原谅妈妈这样夸自己的儿子，但他实在是太好了……”看巴黎寄来的信，滑过中国的话：“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心的深处，回忆着干儿子的“好”。回忆着那一片阳光下的小花园中，他在小摇篮里侧着头熟睡的那种美丽的安详。俯身看他睡相的那个瞬间，直觉世上没有别的更安全的去处了……然而自己很不称职，从来没有给干儿子什么礼物。只记住之所以任命我做干妈妈的意义：有朝一日，他的妈妈不在了，或者有什么意外，我要为干儿子负责任。什么的责任，并不具体知道，只知道，为了我的干儿子，我要支撑整个天！
还是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只要有小孩子在眼前，心里叫你乐着！
在纽约的时候，住一朋友家，朋友的儿子十三岁了，比我高，在我的眼里，还是一副浑然不开窍的模样。一双内八字脚，慢慢地说中文，不由得不柔声柔气，以至听起来奶声奶气，越发他是个小孩子。地方不够，我挤在他屋里睡，他的床拉开，下面又有一个小床，我们彼此谦让。他用主人的口气做了决定：“当然是我小孩子睡狭床！”
晚上，我在客厅写作，回到“我们的卧室”看书。每回，他已经睡着。小孩子的睡眠。我没起，没醒，他已经去上学。有时候也会因为睡过了头误了校车。那时候，就苦了做爸爸的，开车送他上学，再坐火车去上自己的班！我可没有责任对他，他却有责任带我玩。我们俩玩小孩子的游戏：电脑里的李小龙打坏人，或是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兼着操练我的英语。我们轮流摸那“牌”，他比我还急，帮我看我“牌”上的英文，帮我按照“牌”的指示拿小小的粉子、篮子、黄子、插在一辆小小的车上，不断地，奶声奶气地替我数着我的财富……现在，你可以买一个房子……现在，你结婚了……现在，你有了一个孩子……现在，你又有了一个孩子……有一天晚上，我的“车”上竟然有四个孩子！那一轮，我赢了二十八万美元，他负债累累，很是难过。他想再来，我就是不肯，赖着大叫：“你也叫我快乐一回嘛！连他爸爸、妈妈也说：“让着阿姨一点儿吧！”
这么赖的阿姨，大概天下少有。
偏偏，很喜爱人家的儿子，要认他干儿子，他不肯！
“你要什么？”我问。
“我要很多、很多的钱。”他分明在嫉妒我赢了他二十八万！
“我的存款有二千八，是真的！”
“不干！”
“等我有五千块的时候呢？”
“不干！”
心里好不服气！想想自己漂亮的干儿子，想想，也有不是干女儿，却总在关心的，大大、小小，有几个呢！哪一点儿不配？！不服气着也有几日，他的几位表弟来，写着东西，听几个小孩子玩得热闹的声音，听他说：“……阿姨说等她有五千块的时候，要我当她干儿子。”
“只要有五百，我就愿意当干儿子。”
个子最小的孩子在说。
那孩子极是聪明，据说数学好到不像话的程度，每次考试给一百分都打不住的架势。我在心里拍板：“这个价可以！现在我的钱正好够把你们一块儿收买！”
偷听人家小孩子的闲话，如同白捡了一大把美元。
美国孩子打电话太多，他的父母对他教育得不错，他的电话不那么多，甚至可以说，很不多——比我少得多。那时，我每天在等一个人的电话，电话来了，我就在人家儿子的卧室里，和不很遥远的对方说些可有可无的话，只是绝对需要着那个声音。卧室也是我的密室，放下电话出来，人家儿子在看电视片。
终于有这样一天，他要去参加同班犹太同学的成人仪式后的聚会。聚会要穿西装，自然也要将运动鞋换成皮鞋，还要由爸爸开车送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对于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一个家长每一日暗自里胆战心惊！我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书，突然抬了一下头，看见那爸爸微仰着头，认真地替儿子打领带。爸爸的脸上，一副莫奈何，自认送儿子出去“花”的神情。心里，突然酸酸甜甜地一动。
晚间，我的电话接完，从“我们的”密室里出来，人家儿子已回来了。我坐在客厅写作，他坐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餐室电话机旁。脸上有重重的心思。也许是新皮鞋夹了内八字脚？
我进了卧室，他还坐在那儿。我躺下来看书，他仍然在外边坐着。于是，走出来，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热。
我想摸摸他的脑袋，不是摸脑门儿，是顺顺他的头发。但突然不敢，怕揭或触到他心里或许的秘密。走来走去，躺下起来的我，正怀着一丝决绝的悲凉。明天晚上，我将再也没有这个人的电话了，他将离开美国，到我还不能去的地方。纵然到了能去的时候，我知道，我也不会去找他的，去找的，也不是此时此刻的他……突然之间和人家儿子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想和他默默地坐在一块儿，可惜，那里只有一张单人小椅子，那里也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小椅子。于是，我们也就不能像两个男子汉或一对孩子一样地、沉默地并肩坐在任意的角落，尊重各自的秘密，埋头想那份得不到的情。我又坐到桌前，开始写，他站起来，进卧室去了。
我终于又躺下来，将照着我也照到他的床头灯的亮度拧到最小，继续看书。听着他均匀的呼吸。他突然翻身，掀了被子。我爬起来，给他盖好。仍然看书，听那呼吸的均匀。
清晨，在窗前，突然有一阵清晰的念头：
真想有一个自己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他来了电话，仍说可有可无的最后一天的话。说着，便说了那念头。
“那值得我飞来一次！”
“不。”
不是不敢，是过去了。
感激那个清晨！抓住那个清晨！那是唯一有如此一个愿望真实生起的时刻。谁也不为，只是想有一个儿子。那个时刻过去了，走来，走去，还是一人。
在从湖北采访归来的火车上，又遇上一个随着爸爸出门的儿子，七岁。美丽，会哭，两项加起来，叫作“好一个水汪汪的儿子！”能吃，吃得多到叫人羡慕！以为那肚子是无底洞，等到突然一口也不肯吃，方知人家在家的妈妈不让多吃确有道理。不仅不吃了，又发起烧了。火车坐席挤，硬卧车厢也挤，和人家儿子并排挤在一个宽不过五十公分的床上，头挨头，竟也都能单躺。烧着的儿子还能滔滔不绝地讲话，讲些童话故事。他讲，我也讲，以童话代药。讲新故事讲到穷尽，翻出老的，讲安徒生的“七色花”。他说知道，追问一下，又不知小姑娘怎样得到了奇异的花，于是，倒补被狗吃掉面包圈儿，又倒补提着面包圈儿的细节，再倒补，东张西望……他才恍然大悟，哭的小孩子会遇上仙人！他已经忘记头痛、肚子痛，童话的作用，也可抵阿斯匹林？故意再考考他那“七色花”，一一派了什么用场，他不记得了。我也记不得！庆幸着，便倒回去想，自己小时候，常为这个故事深深遗憾。“假如我有几个奇异的花瓣，一定宝贝着，一个也不用！”……不知人家七岁的儿子怎么想？会不会小气地守住？
索性放出采访手段：
“假如你有七个花瓣，你要什么？”
“我要一个医院。”
“医——院？！”
“我想去医院看病。”
“好吧，一个医院，然后呢？”
“要军队，还要真的枪。”
“军队、枪(已经是第二、第三了)然后呢？要好吃的？”
“不要，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要睡觉的床，自己的床(四个)，要十万个妈妈(五个！），再要十万个爸爸(六个)，再一个张阿姨(七个！)，再要电视，再要冰激凌，再要……”
已经九个了。
七个花瓣原来就是这样撕完的！？
“你要什么呢？”
那儿子问我。
“我？”我很节省、很精心地想，立刻想定。
“我要一个自己的房子。大房子！”
“还有呢？”
“我要一个儿子，一个好儿子。”
“什么样的儿子？”
“像你一样好。”
“还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了，其余的都留着……”
我们都睡着了。
夜色中，出了火车站，儿子发着烧，仍然坚持背着自己的小书包，手握着爸爸的手，不声不响地走路，然后，不见了。
回老家
或许，是回乡。
细细地思量起来，老家真是个奇怪的概念。父亲的家，打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得给自己后补上一个根儿，而且非把父亲的出生地系在自己的腰眼上？
够得上老家的老家，必定是农村。不论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里，全是回到那老不改样的村子去。若有谁说自己祖籍北京、上海或者纽约、连我也觉着不踏实，便一定追溯到这人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也是从土坷垃里爬出来的才心满意足。
说是老家，剩了一个叔，自然还有一个婶儿，扯着一群接接连连随意撒下的种，竟有七八个该我称兄道弟，呼姐唤妹的乡下孩子。早些年，叔有时来一趟，背一口袋红枣和煎饼来，扛一包我们穿不下的旧衣裳走。每年秋天，寄来一个大小总一样的包裹，装二斤花生米。再后来，来人，来信，次次为钱，并且那款数也越来越大。人小，私下里帮父亲算计，想起父亲讲的笑话。他小时候农民都说：皇上日子好哟，天天喝香油！老家人怕是想，你们在京城吃皇粮，那日子跟喝香油也差不多。小心眼儿里便不由嘀咕：连你们孩子娶媳妇、盖房子也该我们管？这老家呀！给了钱，还添生分，一个觉得不少，一个嫌不多。再往后，房盖上了，信渐稀了。听说老家在变样儿，自个儿能顾自个儿了，自个儿就顾自个儿了。到城里也能随便买到鲜花生，能存上一口袋花生米时，忽然发现，咦，花生米也不见寄来了。
就这远远、淡淡，又叫人有点怕沾的老家，人生使命似的，早晚必定得回一趟，于是十几年前我从北大荒挪到湘南，从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变成正规军的小当兵的时候，回过一趟老家。照风俗，提盒点心，拎两瓶酒，除了叔和婶子，啥人也不想拜见，啥地方也不想参观，有什么可看的呢！穷，还是穷。蹲了半个月，忍一忍厕所、用水的艰难，干一干农活儿——参加劳动，那时是自然，是必须，还必须是自愿，心里可真干得烦！天天，顿顿，啃一啃白薯面的煎饼。走人。
只有父亲才打心眼儿里认定那是他的根儿。总不能回去看，于是总说，用嘴勾出一幅幅乡间图景，拿着对，对不上我也见着过一回的模样。他说的，是再往前几十年的事！
今年夏初，他总算回了老家。
半夜下车，依稀摸门前，拍门半晌，一个小伙子在里面睡蒙蒙地叫：“谁呀？谁？”估计是侄儿，父亲更不解谜：“开门！开门！”里面迟迟捱捱、疑疑惑惑，又半晌，那侄儿突然大叫：“俺大爷！俺大爷回来了！”满院子喊，忘了开门。拉开门闩，点上灯，比父亲还见老的叔摸着父亲的手哇哇哭。婶子忙拉风箱，烧水，惦着做点啥吃的，却还没想出该做啥。发现小女儿凤鸾迟迟不起来，叔叫：“鸾，大爷来了！”里屋不吱声，再叫，还不应，光听吃吃笑。于是大家一齐叫：“出来，出来见见大爷。”连我父亲也说：“出来，让我看看你呀。”“不，俺丑。”第二天，父亲到村里转，看沟，沟变小了，看井，水也不深了。年轻人笑嘻嘻地打量：“首长，打哪儿来的呀？”四五十岁的人只管瞪眼瞧，一说姓名，个个叫，啊，是张家老二呀！不是在外边做了大官儿吗。赶集路上，遇上一个赶头驴、扛把杈子的老汉儿，唯一的熟人！是跟他一块从家跑出去当八路，又嫌苦跑回家的旧相识。去赶集，只为找一碗酸辣汤。旧时，老农民在家生儿女的气，一跺脚：“不过了，到集上吃肉去，吃光了这个家！”上了集，转半天，一咬牙，再跺脚，喝一碗三个大子儿、洗面筋的酸辣汤。父亲小时候，向往酸辣汤。酸辣汤仍然在，七分钱一碗，转半天，不能下决心尝尝。看四周尘土飞扬，看摊下边的刷碗水是那么一盆总不换的黄酱汤儿，又怕喝不下去人家说浪费影响不好。带了个侄孙子，坐在长板凳上，左看右看碗口，想出个喝汤的法子。把嘴伸到碗中央，埋下头，吸一口。“怎么样？是不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听故事的我紧追问。
“还跟从前一个样，好喝！”
于是，我想回老家，去捉新生活。像赶集？心里说自己。赶集十里八里，一趟集也赶不上一样的货。况且，父亲比的是几十年，我比十几年。只有一个愿望最实在：也去喝一碗酸辣汤。
老家捡了个有点名气的地方傍着——山东临城车站往东不远的一个村子。听者每每赶紧捧场：嗬，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嗬，铁道游击队，刘洪飞车搞机枪！
梁山泊还离着百八十里。
村东四十里，有座“抱犊岗”，六十年前，土匪就从那山上下来，劫持了中外旅客百余人上山当“肉票”，一时震动中外。那拘犊岗很有些险，传说牲口上不去，上山开地的农民，需把小牛犊抱上山，养大了再来耕地，山头由此得名。而那伙劫车的土匪，不是传说，的确来历更妙。匪首本是当地富户，土匪时称借粮软取，官家常以剿匪强夺。合家商议，左右为难，不如举家落草，反倒痛快，议而未决，自家后院突然起火，是少年气盛的小儿破釜沉舟，断了家人犹豫回头的后路。于是，合家上山。是谓“官逼富人反”。我从书本里挖出这段，做了一部小说的底，因为这劫车案竟惹出跟闹匪完全无关的一段新奇案，自然是编的。不过，单拿出这段真的来问人，竟是偏题，一问一个准儿，个个不知道，听得犯傻，出神儿。
说匪，不愧，看我们山东人的胆儿！
村北十里，又有一座山，叫“孤儿”。替老家人勾出另一种风情、另一种愿望、另一种性格。孤山上有白、红、绿之色的岩石，歌谣和传说皆由此出。歌谣四句：
孤山孤山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