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麻醉了中国人民二百多年,害得民穷体弱,外侮频仍。清代两广总督林则徐在上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鸦片不禁绝,既无可筹之饷,又无可练之兵。”可见当时鸦片对全国人民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
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后,鸦片在宁夏禁了种,种了禁。经过一百余年,始终没有杜绝。民国期间,军阀割据,他们为了筹款养兵,大开禁令。烟花遍地,贻害深远。从道光二十五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宁夏经历了四次禁烟,终未禁绝。
道光二十五年被贬到新疆的原两广总督林则徐,于西行途中被任命为署理陕甘总督。林到甘后,即严令禁烟。但下级官吏层层瞒上勒索,民间藏烟,依然保存无恙。林公去任,吸食如常,无人过问。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到甘,又下令禁烟。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将禁烟不力者给予撤换惩处,对禁烟得力者,从优升叙。但他的禁令只能在他的任内有效,任卸人去,禁令化归乌有。到光绪末年,县衙下设土药局(后又改为禁烟税局),公开征收烟亩税,种烟也就合法化了。
宣统元年(1909年),宁夏满营督统志锐又在宁夏禁烟,但禁种不禁吸,使存烟者发了财。这时清朝已进入尾声,禁令不久又废弛了。
民国4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又雷厉风行地在全甘禁烟,宁夏道所属各县为重点禁烟区,中卫倪县长亲率衙役到各堡打烟苗。五月中旬到宁安堡,责令地方土绅、堡长等率人用镰刀、铁锹砍掉了刚开花的烟苗,下令不准再种,但仍未禁吸。民国11年(1922年)甘肃督军陆洪涛,借口筹集军饷,公开征收“烟花税”,美其名曰“烟亩罚款”“寓禁于征”。从此,宁夏各地又烟花遍地。
塞上江南的五月,宁安一带,麦秀杞香,罂粟花开,当地人称为“烟果月”。邻近省县的小工,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赶烟场、麦月;津、广、川、陕的大贾、小商,来批发零销杂货,收枸杞、买大烟;还有外地的一些杂耍、戏班也来赶烟果月。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宁安,打破了小城的安谧,使小小的堡城显得异常拥挤。
芒种后,枸杞成熟,大烟开始收获。天刚亮,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下了洼子,东一团、西一片,小心地刮烟。卖油饼的背着篓子边走边吆喝:“油饼枣糕!”到了烟地,不管主人要不要,放下一叠油饼就走,把篓中的东西散完了,再来收烟。耍猴的、玩蛇的、吹唢呐的、唱小曲的、拉二胡的、弹弦子的,此去彼来。尤其是唱“莲花落”的,给的少了不走,还敲着竹板唱骂:“掌柜的,大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你不给,我不走,好像老鹰守死狗!”多给些才能打发他走。不论大小种烟户,每天都得三五两烟打发。
民国11年陆洪涛开放了烟禁,连年种植,中宁一带几乎家家都有吸烟的。新烟下来,都想好好过过瘾。晚上收了工,有的人顾不上吃饭,就把烟灯摆开,三人一团,五人一圈,你一盏,他一盏,烧烟的、拉家常的、讲故事的、栽盹的、打鼾的、斜躺的、横睡的,千姿百态、奇形怪状,烟灯通宵不灭,真是“葫芦挖的声细细,闲传谝的夜沉沉”。
旧社会粮食不值钱,苛捐杂税多,家家又有抽大烟的,年年入不敷出,全靠拉债度春荒。农民借的外债都指望枸杞、大烟偿还。收成好了能清偿外债,如果遇到欠收,旧债不完,还得借新债。烟场罢了,收的烟也卖完了;果月毕了,果子也光了。农民千辛万苦地忙了一夏,结果一场空。
宁夏这块地方,马家父子统治三十多年。马鸿逵入宁后,于民国24年(1935年)成立了禁烟委员会,马鸿逵自任委员长。各县也成立了禁烟分会,县长兼任分会主任。统计种烟亩数,规定分两期禁绝,但不过是一纸空文。
这一年,各县种的烟苗长得很高了,马鸿逵到各县巡视了一周说:“禁烟委员会都成立了,老乡还敢种烟!传我的命令,每亩烟田多收三倍罚款!”禁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民国26年(1937年),马鸿逵又下了一道命令:一亩烟地交软膏六十两,任何人不准存烟,也不准卖烟。同时,他把全省划为三个产区:贺兰、永宁、宁朔、平罗是一等产区;金积、灵武、中卫、中宁、惠农是二等产区;盐池、同心、磴口、陶乐是三等产区。按货论价,头等一两五角,二等一两四角,三等一两二角五分。这样各县禁烟委员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收烟委员会。
当时,中宁县禁烟委员会下设县城、鸣沙、石空、枣园四个收烟所,每所配专职人员四五人,分别催收各地烟膏,禁委副主任王觉民主其事。到秋末,全县共收上等软膏约计六十万两,全部运往省城。
当年,马鸿逵在宁夏共收烟土四十多汽车约计六百万两。在银川西塔,由军队加工,制成硬质膏块,印“宁夏红字票板”字样,装箱储藏。
1938年,部分烟土被运到中宁,分别储藏于县城南关魏雨三寨内和鸣沙谢伟秋寨内。魏寨由军需处冯科长负责守护,谢寨由军需处金股长负责看管。
当时,中宁县舟塔乡有个落魄书生,名叫张宜之,虽非饱学之士,却在富有之家。其人嗜好有二:一是嗜烟,瘾大超人;二是嗜文,爱文成癖。虽然没有大作传世,但也有些短诗小联,流传乡里。一天,他过足烟瘾,顺手拿起一本《刘宾客文集》,翻开《陋室铭》,连看数遍,触文生情,于是提笔改曰:“灯不在高,有油则明;枪不在长,有烟则灵。斯是宁土,惟味芳馨。垢痕上襟黑,烟色入脸青。谈笑有瘦鬼,往来无壮丁。可以舒筋骨,过大瘾。无庶务之乱耳,无桑麻之劳形。云南龙志舟,宁夏马少云,百姓云:何禁之有!”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醉生梦死。官场贪污腐败,老百姓无法生活,有的舍命告状。
1938年秋,时任国民党中宁县县长的李忠,将农田赋税超额征收,从中贪污。当时农村抓兵派差频繁,加之土地贫瘠,缺少劳力牲畜,耕作粗放,产量本来就很低,大多数农户缺衣少食,正常的公粮税收都难以交清,何况再加收征税,更是无法交纳。乡长、保长、甲长到农户家翻箱倒柜,搜刮钱粮。没有钱粮的就抓人,鞭打绳拴,十分可恶。潘营农民潘乃盈,忍无可忍,便与本村的文人李光临、中医李金平商议,由李光临写好状纸,毅然上宁夏省政府,具状上告。
三人步行两天到达吴忠,第三天早晨被李忠派来的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叫他们不要去告,回去县政府给他们安排官职,如不回去就抓家属。当时李金平回去了,潘乃盈和李光临不为所动,机智地摆脱了来人的纠缠,又在吴忠躲藏了一天,第三天五更出发,走小路步行到银川,住在纪家小店。随后,两人到省政府,但门卫不让进,他们说明了来意,门卫就领他俩到省政府办公室把状纸呈上。但过了20多天也不见音信,他俩一连呈了三次状纸都石沉大海。试想,民国时期的县长,自然有他的后台,他们上下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任你呈上多少状子,作恶多端的县长李忠,仍然稳如泰山,毫发无损。
寒冬腊月,眼看就要过年了,他俩也不敢回家。店主老纪劝他俩说:“你们告县长是不要脑袋了?还是趁早回去,给县长陪个不是,认个错,兴许相安无事。”当时他俩处境相当危险,听说还有人查找他俩。此后又有高人出主意,叫他俩“拦轿告状”,如若不准,就到三边去找红军,决不能回家。他俩提心吊胆地藏起来。过完了年,他们查明省主席马鸿逵乘车走省政府的时间和路线。他们每天早上到钟鼓楼前等候,一连好几天都没见马鸿逵的车过来。终于有一天早晨,看到一辆四轮马车,由几十名军人前簇后拥地从钟鼓楼经过,当时他们也不知车内坐的是谁,当然不敢贸然行事。过后,他俩向知情者打听,才知就是马鸿逵的车。两人商议,让李光临在暗中观察,由潘乃盈一人出面,万一告不成,把他一人抓起来,好有人在外面周旋。一连又守候了几天,有一天早晨,他们看到和上次一模一样的马车和卫兵从此经过,又听街上人说:“马主席的车过来了,快避开!”于是潘乃盈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跪在大街上,头顶状纸喊冤告状。车停了下来,马鸿逵掀开车帘,令卫兵把状纸接过去呈上,他将状子略观大意地看了看说:“尕娃是中宁人?你敢告县长?”潘乃盈抬起头来回答:“李县长是贪官,他的所作所为全写在状纸上,望主席为民做主!”马鸿逵说:“尕娃你回去,等候处理。”潘乃盈赶快起来让开路。
回到旅店后,两人商议让李光临秘密回家,等候消息,由潘乃盈一人在银川催办。谁知又过了一个月仍不见消息。不久,李光临又返回银川,经过商议,他俩决定第二次拦车告状。这次,马鸿逵接过状纸,问过前情,夸他是好样的,有胆识,说已派人去查了。他俩回到旅店,商议还是让李光临先回家,潘乃盈留在银川见机行事。一直等到1939年4月,李忠才被撤职查办,押解到银川,潘乃盈胜利返回家乡。回家后,他俩成了中宁县的新闻人物。新任县长张发祥召见他们,乡绅县僚拜访他们,亲友邻居祝贺他们。张县长要给他俩在县政府安排事干,他俩坚辞不受。李光临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潘乃盈当了一辈子农民。
除了贪污,官场上还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闹得你死我活。夏阑田之死,就是其中一例。
夏阑田(1905~1948年)是山东嘉祥县人,出身贫寒,粗通文字,秉性耿直。1928年,在马鸿逵部驻山东泰安时入伍。他训练肯吃苦,作战勇敢,从士兵升为中校营长。抗战胜利后复员,落籍中宁县东华乡南河子桥,陆续典当高松山家旧房5间居住,置河滩地20余亩耕种,兼作小生意。
1947年,马鸿逵为了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出兵进攻革命老区盐池和三边,在全省加强练兵,因缺少训练有素的骨干军官,在马英才的推荐下,马鸿逵便重新起用了夏阑田,并升任为(中)卫、(中)宁、同(心)训练国民兵副司令兼中宁训练国民兵总队长,授上校军衔。
当时中宁有16个乡,人口不足8万,按规定16岁以上60岁以下男性公民(不含学生及残疾人)均为国民兵训练对象,约有2万人。自1946年至1948年分三期训练完毕。第一期集中县城训练,第二、三期因食宿等问题难以解决改由以乡集中训练,训练期限均为一年,期间不放假。训练科目主要是操练、步枪射击等轻武器使用,以及如何识别和抓捕共产党人。一边训练,一边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构筑简易工事等。正当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不料在1948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夏阑田以所谓的贪污、通共等罪名,在未经审讯和认定事实的情况下,被马鸿逵于中宁枪毙。
马鸿逵枪决夏阑田的罪状,是由中宁县县长苏盛华电话向马鸿逵告发的。其罪证有三:一是贪污国民兵铺着睡觉的麦草,二是训练期间派国民兵给自己家里种田,三是贩大烟牟利,全是不实之词。
夏阑田在中宁训练国民兵,难免与中宁县县长苏盛华发生冲突。马鸿逵偏听偏信,立即传夏阑田至吴忠堡大寨子训斥了一番。夏阑田回来不久,苏盛华不服,又捏造通共罪名上告,这才激怒了马鸿逵,引起杀夏阑田的念头。消息传来,中宁县国大代表莫增隆,富绅魏余三、贾鹤亭,商会会长张广雨,巨商梁寿庭、李松山、李玉山等10多人,联袂去大寨子为夏阑田求情。马鸿逵未置可否,只是说希望大家回去后对训练国民兵要多加支持和赞助。他们走后,马鸿逵作出了枪决夏阑田的决定。决定是以电报方式下达的,夏阑田得到消息后,次日一早就派得力关系人去古城子驻军81军103团团长康占元处办路条。当路条办好后,他便带领一名贴身传令兵骑自行车前往兰州,欲找马英才进行通融。临行时,另一名传令兵唐维新还把他送至西门外连三寨,分别时他还叮嘱唐回去后把手枪交了,唐表示遵命。当晚,夏阑田住在距中宁县城21公里的中卫宣和堡杨家营子好友贺宗耀家中。
奉命执行夏阑田死刑的谢修臣得知夏阑田去向不明时,立即叫来夏的传令兵唐维新询问。起初唐谎称不知去向,待恫吓欲动刑时,唐才交代了相送至连三寨之事,谢修臣当即派副官高尚信等人乘汽车前去追捕,因汽车途中抛锚,于次日天亮后到达。当进入贺宗耀家大门后,见夏阑田和传令兵正在院中给自行车打气,准备上路,高尚信对夏阑田说:“司令,公务为重,友谊长存,对不起了,请受点委屈吧。”说着他们就把夏阑田和传令兵五花大绑起来,押上车直奔中宁警察局。夏阑田只押了两天,到第三天黎明时分就秘密拉出去在距警察局仅200米的小东门外壕沟处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