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记载着河套地区阴山以南的一批大山。其中，最南面的一座叫崇吾山，在黄河之南。《山海经》的作者，曾经在崇吾山选了一处较高的地点四望，“东望渊有木焉，圆叶而白柎，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柎，指花萼，红花白萼。黑理，老树木质部有黑色纹理。枳，指枳椇，异名枸，果实棕红色，味甜可食。《山海经》没有写出这种植物的具体名字，后世认为这就是枸杞，那“食之宜子孙”的果品便是枸杞。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论五藏之经》中认为，崇吾山是在今卫宁盆地的黄河以南。现在，中宁本土人如果把上面所说的内容与当地现实地貌进行对照，这崇吾山大约就是牛首山、罗山、烟洞山、天景山和香山了。至于《山海经》作者立足四望之地，应当是在今中宁县烟洞山西麓的丘陵高地，如草帽子墩、白土梁等处。作者东望的渊（湖泊），应当是在中宁县新堡镇东南部的刘营、盖湾及以东的低洼处。
现在，中宁县的烟筒山又名红梧山，山名与崇吾山近似。崇与红谐音，吾与梧相近，红梧山即崇吾山。这个山名经过两千年的历史沧桑，音韵犹存，在民间绵延不息。在中国古代，曾经流行“凤棲梧”的传说。也许，当地人是抱着美丽的怀古心情，以为这里古代满山长着梧桐树，引来许多金凤凰，使这里人富裕起来，过着红红火火的日子。于是，崇吾山被误传为红梧山。那红梧山下挂满红色果实的梧桐树，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的枸杞树。
枸杞是被道家很推崇的“仙药”。道家传说，千年枸杞，其根形如犬状者，方士称西王母杖，所以枸杞又被称为“仙人杖”。道家典籍《续仙传》中记载，有个叫硃孺子的人，幼年修道，有天在溪水边，看到两只花犬，很奇异，就去追赶，但两只花犬跑到枸杞树下，就不见了，他掘开泥土发现枸杞的根与花犬十分相像，把枸杞根煮而食之，结果飞升上天，得道成仙。
这个传说到了唐代已经非常盛行，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就有“不知灵药根成狗，怪得时闻夜吠声”的诗句；刘禹锡专门有一首《枸杞井》诗：
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
他把枸杞视为具有灵异效果的“神药”。
枸杞的地上部分称为“天精”，地下部分称为“地仙”“地骨”，可见枸杞通身是宝。举世公认，枸杞以中宁产的为最好，其功用主要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中医的确有用枸杞治病，特别是用于治愈男性不育的验方。道家多居于山中，有条件摘采很多枸杞这样的药材作食物，对中国的药膳发展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到后来，道家的饮食禁忌逐渐放松，“药膳”就更加发达了。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曾公布过他2009年某周周一至周三的食谱，其中周一的早餐是：莲藕瘦肉枸杞粥、金枪鱼、酱鸡胗、葱花脆豆腐、西芹花生、糖醋大蒜、辣白菜。枸杞进了宇航员的食谱，这就是现代科学对枸杞营养价值和药理功能的肯定。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第36卷有枸杞篇，分为7节，约5000字。文内诠释汉唐以来枸杞在各地流行的12个异名，同时分别论证枸杞叶、枸杞根（地骨皮）和枸杞子的药材性能、主治病症与服用方法，列出了32个传统医药方剂。这一论著，可以说是中国魏晋以后，明代以前，中国医药学家们利用枸杞治病健身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人民创造枸杞植物学、医药学的智慧结晶。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按照药物的毒性程度，划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成书于南朝齐梁时代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中国现存的最早医药学著述。在《本经》所列的365种药物中，枸杞属于上品。上品有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等功能，“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长期服用枸杞饮料，有“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两句诗流传于世，犹脍炙人口。
中国古代的枸杞，除了药用之外，还有作为蔬菜栽培的。宋朝宰相苏颂撰修的《图经本草》记载了菜类枸杞，可采春苗吃，俗称“甜菜”。唐宋以来，有关菜类枸杞的记载颇多。李时珍仅在《集鲜》这一节的末尾附带写了菜枸杞：“收子及掘根种于肥壤中，待苗生，剪为蔬菜，甚佳。”他在枸杞药材生产方面，点出了西北六个产区的地名，而且认为灵州以西的枸杞有叶厚根粗的优点，是枸杞中的佳品。“灵州以西”，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它指的是中宁。
《本草纲目》的枸杞篇，内容非常丰富，枸杞不仅药用价值高，而且科研史料的意义极其深远。现在，无论是搞枸杞生产还是搞医药资源开发，都要认真学习研究，从历史记载中汲取宝贵的知识。许多枸杞商品的包装，常常引用《本草纲目》的原文，获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经济效益。
以果品作为药材，是中宁枸杞的传统，但其准确、完整的药名叫“枸杞子”。枸杞子因品种不同，结果时间顺序和着果位置的差异，以及采摘时机等多种因素，同一块园地的产品呈现出颗粒大小不一、色泽纯正差异、质地大不相同的状况。传统的方法是将枸杞子分为若干个等级。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宁枸杞市场上的枸杞分为六个等级：贡果、魁元、改王、顶王、枣王、大剪。贡果是头等货，是中宁枸杞中最为名贵的珍品。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国颁标准，贡果（即一等货）千粒重为克，一市两不超过粒。
贡果，顾名思义，它是每年给朝廷进贡的物品，即“国朝岁贡”。枸杞作为国朝岁贡，其事发生在明代。
明代宁夏地方志有三部。记载中宁枸杞列为岁贡的只有弘治十四年（1501年）成书的《弘治宁夏新志》。明朝的第一部志书《宁夏志》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栴在正统三年（1438年）去世前亲手撰写的，书中的“国朝岁贡”没有列入枸杞。嘉靖十九年（1540年）在《弘治宁夏新志》基础上重修的新志也没有把枸杞列为岁贡，看来中宁枸杞作为朝廷岁贡只有几十年时间。
从朱栴去世到宁安堡筑城，中间相隔48年。在这48年里，清水河洪泛区出现了优质枸杞，被朝廷列为岁贡。宁夏当局为了确保历年纳贡，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兴建规模浩大的清水河洪泛工程。这项工程在宁夏乃至朝廷都不是一件小事。
本来，清水河洪泛区是庆王府管辖的土地，作为贡品的优质枸杞应当是王府扈从部队中护卫屯田的农产品。庆王朱栴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册封宁夏的，初期驻韦州。王府划定韦州以西，黄河以南，包括今中宁、中卫、同心境内的大面积土地作为牧场。当时的羚羊渠和七星渠都属于鸣沙州，由中护卫驻屯，庆王府从护卫部队的农产品中精选一些优质枸杞，送给皇帝和族亲，这种中药材是上等的滋补品，既是药材，又可以作为果品食用。在古代的医药书籍中，已经有一些常吃枸杞可以养生益寿的神奇传说。这种带有神奇色彩的滋补食品，一旦在朝廷传开，便会需求无度，谁都想经常补，以求长生不老。这种需求，仅靠庆王府在清水河口洪泛区采集一点野生枸杞，怎能满足得了！
宁夏庆王府的优质枸杞在朝廷供不应求之际，正是朝廷名宦在各地抢占民田、增设“皇庄”之时。宁夏当局为了讨好当朝太监，把清水河洪泛区从庆王府卫队手中划出来，交给中卫管辖，打出增产优质枸杞的旗号，兴建清水河下游洪泛区。后来导致黄河以南的中宁、鸣沙引黄灌区瘫痪，受害的首先是庆王府及其护卫部队。
扩大清水河洪泛区也许可以多收一些优质枸杞，但要满足京官的大量需求却无济于事。洪泛区军民由于引黄灌区的破坏，流离失所，这成为年年困扰庆王府和宁夏当局的重大问题。正德年间，朝廷宦官刘瑾专权，镇压异己，在各地增设的“皇庄”达300余处。刘瑾之虐，竟然到了人人思乱的程度。正德五年（1510年），朱栴的曾孙安化王朱置蕃忍受不了驻宁夏太监的仗势欺凌，领护卫亲兵造反，把朝廷派驻宁夏的太监李增等主要官员一举捕杀，矛头直指刘瑾，酿成一起叛乱。几个月后，刘瑾以“图谋反叛”被诛。这个事件过后，宁夏当局对国朝岁贡立即降温，再不提枸杞纳贡。30年后，在《嘉靖宁夏新志》的国朝岁贡下，不但没有列枸杞，还详细记载了传统岁贡红花因“人实不胜其困”被废除的事迹。庆王府也因安化王事件被削掉兵权，中护卫改为中屯卫，归陕西都司指挥。
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中卫县志》记载当时商业界流行的一句话：“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这个“宁”，就是当时的宁安堡，如今的宁安镇。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银川小志》的作者汪绎辰在药材中以唯一的评注歌颂了宁安枸杞，文曰：“枸杞，宁安堡产者极佳，红大肉厚，家家种植。”当时的中卫知县黄恩锡也赞道：
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
后来，宁安枸杞被世人誉为宁夏红黄蓝白黑“五宝”中的第一宝，即红宝。
民国时期，中宁销往上海等地的上等枸杞是用特制的木匣包装的。在木匣的装潢上有一行字“自聂湾拣选上等贡果”。聂湾俗名聂家湾，在今中宁县新堡镇刘营村的一、二、三队。聂家湾就是中宁枸杞早期的种植中心，是中宁枸杞作为贡果的著名原产地。
1933年8月，清水河从舟塔乡芦草沟决口，舟塔乡黄灌区大部分被淹。这是一次特大洪水灾害，成片的农作物被淤平了，许多农舍被冲垮了。然而，全乡的枸杞园却安然无恙，秋果没有少结。第二年，所有被淹过的枸杞园都丰收了。从那一年起，中宁枸杞产区的中心逐渐由聂湾转移到舟塔一带，形成了著名的“西乡枸杞”。现在，许多80岁以上的老人说起这个奇迹，还是津津乐道，总认为中宁枸杞的兴旺发达是得力于清水河肥水的浇灌。
清水河俗称山河，发源于六盘山的开城乡山区，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清水河流域古代植被比较好，元朝以前与黄河交会处在宁安堡南面。到明朝初期，由于上游长期犁种山地，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大量泥沙壅进黄河，把南汊河道淤浅，洪水经常暴发成灾，下游的七星渠泥沙淤塞也很严重。但是，中宁枸杞早期的优质产品就出在当时的七星渠上游。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清水河洪水不仅带来了南部山区的牛羊粪，而且带来了中宁枸杞特别需要的30多种微量元素，在中宁黄灌区哺育了国朝贡品。明朝的这项洪泛区水利工程，促使屯区将士大力发展枸杞生产，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栽培管理技术，选育出一批优良品种。经过一个朝代的努力，终于使中宁枸杞完成了从野生演变为家种的历史进程。清朝初期，宁安堡出现了家家种植枸杞的局面。中宁枸杞以品质极佳的优势，在国内外中药材市场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1949年中宁解放以后，枸杞生产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1961年，******确定中宁县为全国枸杞生产基地；1995年，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命名宣传活动组委会又命名中宁县为中国枸杞之乡；2009年，中宁枸杞又获批“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价值近30亿元，中宁枸杞畅销国内和远销海外。目前，包括红梧山、大战场两个高标准建设的现代化枸杞生产基地在内，全县枸杞种植面积已达20万亩，并建成了中国枸杞商城、中国枸杞加工城、中国枸杞博物园等，使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茨农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天下黄河富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中宁是枸杞的故乡，枸杞是中宁的支柱产业之一，是农民主要的当家作物。中宁人民栽培枸杞，历史悠久，技术先进。现在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栽培的枸杞，都是由中宁引进的。
中宁老百姓从明朝开始掌握枸杞栽培技术以来，经过数百年生产实践，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农技农艺，选育出了一批优良的品种，造就过许多谙熟枸杞事业的行家里手，舟塔乡靳崖村茨农张佐汉就是宁夏有名的枸杞劳模。
张佐汉青年时期就精通枸杞栽培，注意挑选优良品种。1944年，他拿出多年积蓄，以一块银元一棵茨苗的高价买了370棵枸杞大麻叶品种，种了三亩园子，成了当地有名的丰产园。人民公社时期，他还担任生产队枸杞技术员，分管枸杞园。1961年，******确定中宁县为全国枸杞生产基地，宁夏科委组织科技人员对中宁枸杞的栽培技术进行开发研究。宁夏农科所决定在芦花台园林试验场设置实验园，聘请张佐汉到芦花台实验园搞示范栽培。农科所给实验园配备的技术员是1960年从南京林业大学分配到宁夏的应届毕业生王培蒂。王培蒂是南方人，又是女同志，对中宁枸杞一无所知，建园之前她首先来中宁枸杞老产区学习，拜张佐汉为师。清明前后，正是下苗季节。张佐汉背上100棵精选茨苗到芦花台，他用自己带的苗子种了0.7亩枸杞，又手把手地帮助王培蒂和农工们种了4亩。经过张佐汉、王培蒂与农工们的努力，这4.7亩实验园当年就收获了枸杞干果16.5公斤。王培蒂在张佐汉的帮助下，初步掌握了生产技术，对枸杞事业充满信心。第二年，她建议试验场扩大种植面积，并独立自主地指导枸杞示范园和大面积引种实验。从此，每年生产季节她就成天泡在田里，有了问题就来中宁找张佐汉请教，到张佐汉的枸杞园参加劳动，在实践中取经。起初，她按当地习俗称张佐汉老俩口为“姨爹、姨妈”，后来，姐妹们叫她改称“干爹干妈”，她也叫了。她与张佐汉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张佐汉也经常应邀到芦花台察看园子的情况。经过5年努力，芦花台园林试验场的枸杞园发展到385亩。那4.7亩老园亩产达到131公斤，与张佐汉抚育的生产队老园产量持平。
宁夏农科所在芦花台建立实验园的同时，还请刚从南京林业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秦国锋到中宁驻点。秦国锋报到后的第六天就背上行李来到中宁，请农技站干部介绍情况，然后下乡逐户拜访请教，随后选择舟塔乡康营生产队作驻点，后来又在张佐汉所在生产队建立丰产实验基点。秦国锋与王培蒂是南京林业大学同班同学，来宁夏后又一起投身于枸杞事业，两人后来结成伉俪，成为张佐汉家的常客。有一次，秦国锋听说张佐汉的儿子交学费困难，他亲自到中宁中学把学费给交上，感动得张佐汉几夜睡不着觉。暑假期间，张佐汉把一些枸杞栽培技术口授给儿子，让儿子做了笔记，交给秦国锋。
秦国锋与王培蒂在宁夏工作了20年，发表有关枸杞方面的论文40多篇，主编出版了《枸杞》《枸杞研究》两部著作。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宁枸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县的枸杞生产进入到一个持续高产期，银川芦花台地区也出现了千亩大园，大宗产品投放市场。不仅如此，宁夏川区各市县也普遍引种成功。1981年，秦国锋和王培蒂调回浙江。那时，新疆、内蒙古、河北、山东等省区也都成功引种枸杞，并且大面积推广。1998年10月，秦国锋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特邀嘉宾，来银川参加庆典还专程到中宁探望了张佐汉。
“天下枸杞出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就在中宁枸杞规模逐年扩大，枸杞产量日渐提高的2001年，一些当地人却把一棵棵枸杞树连根刨起，这让外界人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果农们之所以要挖掉辛辛苦苦种了多年的枸杞树，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枸杞市场极度低迷，种植枸杞树就意味着赔钱。在果农们看来，还不如挖了树改种粮食。这时候，距离中宁县几十公里，有一个人听说了此事，马上开车飞奔到中宁县，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不要再砍树了。这个人名叫张金山，可果农们都不认识他，也不相信他说的话，张金山非常着急，干脆直接说：“以后你们的枸杞我都包了！”
当时枸杞市场价格极低，而张金山居然给出了每公斤4.5元的高价，并宣布按这个价格签合同收购。为了让果农们放心，张金山还在合同中加了一条保护价的规定，即市场价格不好时，农民种植的枸杞有多少就收购多少，若市场价格高了，农民们也可以到市场上出卖。听到这个规定，果农们才停下了手，张金山也开始挨家挨户的签合同，他甚至还请来了县领导出面作证。
张金山看好中宁的枸杞资源，立刻收购了一家枸杞制品厂。这家枸杞制品厂原来是做枸杞饮料、枸杞罐头的食品厂，因为技术不过关，销路一直不好。当时在中宁县，枸杞基本上都只是买卖干果，深加工方面一直没形成规模，但张金山如今要做枸杞加工，且还要做别人很少尝试的枸杞酒，这个消息一传开便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起初，由于发酵技术不成熟，枸杞酒不是指标不合格，就是口感不好。张金山两年投入了上千万元，试验了上千次，仅不合格的酒就倒了十几吨，闹得整个厂子都弥漫着一股酒气。即便这样，到了枸杞结果的时候，张金山照样按合同收购，他还特地交代，收购价必须年年涨。
经过不断努力，2004年春节，也就是张金山接手枸杞制品厂的两年后，终于研发出了枸杞低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枸杞酒经过化验能发挥枸杞营养价值的90%。为了让人们对枸杞酒熟悉起来，张金山认为应该加大对枸杞酒的广告宣传。于是，他选择了电视广告，并给自己研发的新酒起名“宁夏红”。
当时正值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初七，张金山打出了自己“每天喝一点，健康多一点”的广告词，由于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过年，天天看电视，这句广告词便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因此，张金山赢得了良好的宣传时机。就在打出广告的第一天，他就接到了客商的求购电话。一个月之后，宁夏红的销量不断上升，企业也蒸蒸日上，成了当地的香饽饽。
张金山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都显示出了他独到的眼光。通过不懈努力，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年产值达几个亿，成了当地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张金山的企业在做大的同时，也带动了全中宁县的枸杞产业。近几年枸杞的种植面积由过去的几万亩发展到20万亩，价格由几元涨到现在每公斤30元钱。他的企业还带动周边县市100多家企业介入了枸杞深加工领域，这样一来，每年可为中宁农民增加收入20亿元。
枸杞产业发展了，有关枸杞宣传的作品也横空出世，刘文惠的枸杞剧作，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刘文惠生于1943年3月，是中宁县鸣沙镇二道渠人。1966年毕业于中宁中学高中部，1980年到中宁县文化馆工作，担任创作员，后任副馆长。1987年底调到宁夏电视台工作，在编创电视专题片的同时，兼搞其他文艺创作。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是宁夏电视台高级编剧之一。
1974年，刘文惠创作了处女作———方言快板剧《枸杞红》，历经风波而搬上舞台，得到了宁夏老一辈剧作家姚以壮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尔后，该剧演遍了中宁所有公社、大队以及山区边缘角落。1974年，在《宁夏文艺》副刊号正式发表。
自1974年发表第一部剧作后，刘文惠30多年锲而不舍，勤奋耕耘，先后创作了戏曲、话剧、歌剧、广播剧、童话剧、电影、电视等剧本20多部，曾多次在全国获奖。1982年，他创作了单本电视剧《枸杞红了的时候》，剧本描写了一位勤劳善良的老茨农被儿媳虐待，小孙子对爷爷却关怀有加，着力讴歌童心之美，以鞭挞不尽孝道的丑恶行为。全剧以浓郁的生活气息、纯真的人性、感人的细节取胜，感情纠葛之外，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此剧由宁夏电视台录制，中央电视台于1982年12月26日黄金时段播出，在全国电视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该剧荣获全国电视剧评奖提名奖。
1985年，他又创作了茨乡戏《月难圆》，在年全区专业剧团调演中，由自治区秦腔剧团用秦腔的形式、中宁县剧团以新创剧种茨乡戏的形式同时搬上舞台，令观众耳目一新。
2000年10月，刘文惠从银川返回中宁，深入生活，开始了长篇电视连续剧《枸杞红了》的创作构思。故乡的土是热的，故乡的人是亲的。家乡人的支持使刘文惠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他白天走访，夜间整理素材，把烂熟于心的人物过了一遍又一遍，把构思的故事情节推翻、组织、再推翻、再组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短短3个月的时间，共21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枸杞红了》的初步构思和故事梗概出来了。
作品取材于中宁枸杞之乡，旨在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奉献给家乡的父老，奉献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此剧用活生生的形象告诉人们：西部大开发，西部人怎么办。西部人的当务之急是更新价值观念，树立崭新的人生意识，从而投入到改变西部面貌的伟大实践中去。
2001年元旦过后，刘文惠带着广泛征求到的宝贵意见离开了他的故乡中宁。走时他说，长篇电视连续剧《枸杞红了》的文学本将在年内完成。这是刘文惠献给家乡的又一部力作，也是他枸杞剧作的里程碑。
不幸的是，刘文惠回银川不久便生病住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4日去世，年仅5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