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牧马碑是明代受封在宁夏的庆王朱栴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刊立的，原藏鸣沙安庆寺，今佚。在此前不久，庆府钦赐的香山牧马草场因地界争议与当地屯户发生矛盾，引出一起土窑薰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庆府感到牧马草场的地界受到侵蚀，有必要刊石立碑，以明界址。于是引经据典，历数洪武和正统两位皇帝始封和确认香山为庆府牧马草场的经过，表明自己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又开列事件中民间一方被处决的人员姓名、刑种和刑期，杀鸡儆猴，以震慑他人，这便是香山牧马碑立碑的用意和经过。导致立碑的这起土窑薰死人命事件，便是由牧马草场的挂民与当地屯户的纠纷引起的。第一代庆王朱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册封为******。因封地初拟在甘肃庆阳，故名。后因亲王本人请求，改藩宁夏。庆藩一支封国宁夏长达252年，历传十世。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宁夏，末代庆王朱倬漼和宗室成员均被处死，庆藩始绝。
明中叶以后，封建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趋势越来越严重，除官僚大地主以外，皇帝、藩王、勋戚、宦官等都在拼命地掠夺土地，扩大皇庄和庄田。香山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赐给他的儿子庆王朱栴的牧马草场。其后承袭的庆王都是朱栴的嫡系子孙。在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扩大牧马草场的范围和周边屯户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到万历年间，由于天灾人祸，自然条件不好，有些陕北屯户破产外逃。其中延安、绥德等处，有的人逃到香山，租种牧马草场边缘的可耕土地，户籍挂在牧马草场之内，称为牧马草场的“挂民”。挂是挂靠的意思，挂靠在牧马草场，就是不再单独立户，附属在牧马草场的名义之下。
挂民没有独立的户籍，似乎低人一等，但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当地屯户还要好些。比如田赋，屯户的耕地分为几等几则，到时必须按等按则，足额缴纳；而挂民呢，种的是王府的牧马草场，不划等，不分则，只向王府交纳些地租就可以了。不消说，这地租的租额是低于官府的赋额的。再说徭役，出夫当差，自古有之，挂民没有单独的户籍，只是庆府的附庸，哪位县官胆大，敢到庆府的牧马草场抓人当差？所以，挂民的徭役是没有的。少纳粮，不当差，挂民靠的是庆府。庆府是棵大树，这棵大树有荫凉，有的挂民便产生了优越感，趾高气昂，忘乎所以，引起当地屯户的不满。严重的居然“僭冒冠带，乘马喝道，依内府之势，残害地方”，真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王金龙就是这样的挂民。
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统部宁夏府》载：“香山，在中卫县西，周环约五百余里，东南接壤灵州，西南与兰州府靖远县连界。明为庆藩牧场。”大致地说，明代所说的香山是个大概念，包括今中卫、中宁两县的南部山区和同心县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周边屯户多，挂民多，矛盾也就多。屯户要生存，当然要保护土地，反对兼并；挂民则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站在庆府一边，帮助兼并，双方互不相让，发生地界争议，有的争议又发展为冲突。可以想象，起先是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后来便发展为打打闹闹，动武械斗。在屯户，事关生存，忍不得；在挂民，有庆府这块招牌，“老子还怕你不成？”矛盾激化。屯户没有靠山，斗不过，常常吃亏，心里有气，等着报复的机会。终于，机会来了。
“岁辛亥，半个城回夷马守连等，托以土达，秣马备装。草地与香山连，且嫉流民为仇寇，纠党逞凶，熏窑持刀，无辜之殁烈焰者十数人。”（以下引文，均见《香山牧马碑记》）。岁辛亥，指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半个城，即今同心县城。土达，元朝灭亡后散居在当地的蒙古族。流民，即挂民。万历三十九年，牧马草场边缘地带的屯户马守连，联合蒙古族人，趁着挂民在窑内熟睡之机，在窑内放了火，把窑门堵着，手里拿着刀子，“谁敢出来，老子就捅死谁！”结果，连烧带熏，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不过，这次王金龙不在窑内。
就手段之残酷与死人之众多来说，这都是一起很大的恶性杀人事件。双方有矛盾，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平心想一想，不这样，屯户有什么办法呢？诉诸法律吗？且不说当时有没有保障屯户合法权益的法律，就算有，当时的官吏能够秉公判决吗？要知道，一方是屯户，一方却是有庆府做后台的挂民呀！
熏死了挂民，庆府自然不肯罢休，他们动用了官僚机器和司法手段，把想抓的都抓了起来，又由理刑同知王三锡、西路监牧同知钱通偕、庆府长史郭又畏、庆府承奉（侍从副官）田寿躬到现场“备勘”，最后提出处理意见：“按以法律，拟马守连等大辟七人，首者磔。”接着是层层报批。这钦差，那御史，不下三四个，都在文件上签了名，批了话。有的偏袒庆府，有的良心未泯同情屯户，如巡按宁夏等处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景荣批道：“查卷内黄参将回文及访之地方，皆称：王府挂民依内府之势，残害地方，回民久欲（不）甘心，当时惟恨死之不多耳。挂民生事激变，以王金龙为首，延绥人投充挂民，僭冒冠带，乘马喝道，则其行为可知。如挂民不加禁缉，则地方之患，未已也。”总算说了几句公道话。不过，有了公道，判案的难度也就增加了。所以到立碑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二十四，也只是“马守连重责六十板，温国珍等五名，各责四十板（共六名，比初拟的大辟七人少一人），监候会审详决”。其余，有的“解户部编发”，有的“定卫充戎”。一句话，尚未结案。与此同时，庆王府的长史司（秘书处）却收到了一封公文，要他们“启王禁约内使挂民，免复生事。王金龙逐回原籍，以安地方”。马守连最后如何判决不知，但是在马守连判决之前，王金龙却先被驱逐出境了。
问题是事情尚未结案，庆府为什么要匆匆忙忙、迫不及待地竖石明书呢？碑文中透露了他们的心迹：“乃于四至竖石明书，再纪贞珉，以示永世。”也就是说，除了在四面的边界竖立界石外，又写了这块碑，永远保存起来。案件的处理非但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办理，官府反而行文要他们约束自己的挂民，免复生事，这多少有点伤了自己的面子。但事已至此，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只有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一类事情，亡羊补牢，为防范计，匆忙立碑，写明草场的来历和边界，让它起个地契和告示的作用，以儆戒四邻，杜绝后患。
这块碑为什么要藏在鸣沙安庆寺呢？这要从安庆寺的历史说起。
安庆寺是鸣沙塔下的一座寺庙，寺和塔都是宗教建筑，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塔通常建在寺庙之中。鸣沙塔的始建年代，据《嘉庆宁夏新志》记载：“安庆寺寺内浮屠（佛塔），相传建于谅祚之时。”夏毅宗李谅祚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之子，在位20年。
鸣沙塔原高14级，是一座八角楼阁式砖塔，青砖挑檐，白灰抹壁，角挂风铃，宝瓶钻尖。内有木梯，可供登临。明嘉靖四十年六月十四日巳时（1561年7月25日），发生7.25级大地震，震中烈度9度~10度。鸣沙一带，山崩地裂，城池房舍倾者十之八九，军民压死大半。其中，安庆寺庙宇倾毁，佛塔震倒7级。隆庆三年（1569年），庆王府主持重修鸣沙塔，至万历八年（1580年）竣工，始名“永寿塔”。据《庆府重建鸣沙州安庆寺永寿塔碑记》所载：“鸣沙额设禄田，军校恒产之地，创有安庆寺，壮丽规模，十方顶礼。我列祖明德恤祀，重修葺，香火绵延。嘉靖四十年震劫，梵宇宝塔倾圮，独中殿大佛俨然未动，若有灵光感应。主持洪林颇有僧行。具启，父王发慈悲心，捐禄抡材，命官董事，善类景从，悉输资力。越岁金碧辉煌，殿庑宏朗，伟然改观也。即下令有司，撰文立碣。缘宝塔乏匠，年久未建，予心早夜糜宁。自隆庆三年以来，屡施营膳之费，工程浩大，未易速竣。万历八年三月上旬告完，僧复乞塔名，改曰：永寿。”安庆寺和永寿塔是庆王府出钱修的，香山牧马草场有庆王府的“禄田”，附近驻有庆王府的护屯卫队，所以庆王府选择把香山牧马碑立在安庆寺里。
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年月日），香山一带又发生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度度。有声如雷，来自西北。香山寺山崩、壁破、垣颓。黄河以南各堡平地水溢没踝，井水激射出井口数尺，推出大石有合抱者，官民房舍及城垣边墙皆倾覆，压死男女2000余人。鸣沙安庆寺永寿塔复崩其半，上七级半无存，剩下六级半，且被震裂，残高27米。时黄河河床南移，鸣沙古城一半被陷，凶猛的河水直逼永寿塔下。然而河水后来北撤，永寿塔岿然不动地屹立在原来的地方。
香山牧马草场还有一处名胜古迹，它叫苏武庙。
这座苏武庙坐落在卫宁交界处香山地区天景山西麓。一楹二进，外室长宽各5米，中塑苏武像，持节远眺，状似正在数羊；其两侧，一边塑小羊三只，一边塑护羊犬一只，使人想到苏武当年在北海终日与羊犬为伴的情状。小羊三只，并非说苏武只牧三只羊，在中国古代，三为概数，泛指极多，这三只小羊是羊代表，它们代表苏武所牧的庞大羊群。狗是羊群必须配备的守护者，坚守岗位，用以驱狼；狼者，羊之大敌也。内室长7米，宽6米，塑龙王、山神、雷祖各一尊，它们在冥冥之中掌握着羊群的命运，奉祀它们，是为了祈求羊群的平安与兴旺。
此庙始建年代失考，两百年前的《乾隆·中卫县志》对它的描写是“破庙寒山”，可见其历史久远。史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第十六皇子庆王朱栴来宁夏就藩，朝廷划香山地区为其牧马草场。稍后的《明·香山牧马碑记》记载：“先王（指庆王朱栴）委刘成于其中卜筑疃所，名曰刘内官营，督旗校千人耕牧于彼。”由此推断，这座庙可能是洪武年间庆王府为祈求羊群兴旺而出资修建的，据今有600多年的历史。
香山牧马草场，东起灵州道大路以西，西至黄河岸，南连海原、靖远，北至常乐、永康，广袤数百里，平原旷野，气候凉爽，水草丰美，村落稀疏，和古代敕勒川一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理想的天然牧场。从远古匈奴、戎、羌等民族居住以来，畜牧业十分发达。至今，尚有国营中卫山羊场设此。兴旺的畜牧业是这里修建苏武庙的根本原因和社会基础。
香山地区牧羊人敬祀苏武，很早以前就引起过外地人的惊讶。清乾隆年间，有一位云南籍的中卫知县黄恩锡来香山视察，看见当地牧羊人正在庙中祭祀苏武，为之动心，一经交谈，牧羊人谈兴大发，对他说庙中苏武像是先人用肉泥塑成，灵应而有知觉，如果碰破，便会流血，羊群也会受到报应而遭覆灭，所以他们那时祭祀都是诚惶诚恐，只能顶礼膜拜，不敢动手触摸，倘有闪失，必遭报应。黄恩锡听后对西北民风淳朴颇生好感，写了一首大发感慨的七言绝句，流传至今：
破庙寒山野草风，牧羊犹解祀苏公；汉廷自返羁臣节，笑把荒唐问野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昌明，来苏武庙烧香叩头祈求羊群平安的人少了，但前来参观旅游的人与日俱增。他们来这里凭吊怀古，不仅是怀念苏武曾经牧过羊，而且怀念苏武在匈奴牧羊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品操。他在北海牧羊19年，“始以少壮出，及归，鬓发皆白”（见《汉书·苏武列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探穴挖鼠，以草根为食，牧羊时手持代表汉朝的“节”，身不离节，节不离身，以致节上的旌旄全部脱落，但他始终没有背汉降胡，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与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人品节操，堪垂青史。人们来此怀念，是怀念苏武的忠贞节操，也是怀念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