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群”与文学价值的关系
从价值论的角度说，一个时代的文学运动中，有无形成一定的有特色的作家群体，往往与这个时代文学价值结构的复杂或是单一有直接的关系；群体之间的比照，甚至艺术冲突，在整体上扩大了文学价值的意蕴和艺术成分的内涵。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郁达夫、张爱玲等被公认的杰出作家，他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造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作品。他们的成就被视为在某些方面达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现代文学史的“坐标”。如果没有这少数坐标，文学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大受局限。但是，现代文学不是在原有的轨道上的渐进，不是在内部结构调整中某些方面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体的变革和重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个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创作提供了什么样的具体成果，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和怎样地影响到这过程本身，在于他在重建文学价值系统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方面，杰出作家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坐标式人物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文学新的价值系统的建构还有赖于群体的力量，或者说，坐标式人物出现的意义之一，也在于促使“群体意识”的唤起使之形成向某一方向突进的集体力量。自然文学群体的形成并非由某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有复杂的原因。惟其如此，作家之群的出现和消散才更具有研究价值。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群在不同情况下的形成和实践，总是与其特定的价值目标的追求相联系，因而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其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作家之群”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时它以社团的形式出现，如五四时期大量的文学组织的产生；有时它以艺术流派的形式出现，如象征诗派和新感觉派等有时它带有某种地域色彩，如“京派”和“海派”；而有的时候作家的年龄和经历所形成的“代沟”，也会在总体上显出“群”的特点。但是不管如何，作家群的出现总是带有“集体行为”的一些特点，总与时代特征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某些变化相关联。因为，一种集体新行为的出现，往往显示原有社会秩序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愿望，于是才有新型社会秩序的出现。文学家群的变换亦然。
这里所谓“群”的概念，是宽泛的同时是有具体含义的。其宽泛是并不把外在形态（如严格的社团、流派）来作为群的标志，以免把许多本来有“群”的意义的文学现象排斥在外。而其具体含义是：
第一“群”在这里首先是“类型”，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文学“力量”。不管其外在形态是严密的还是松散的，首要的内在的标志是形成了“这一群”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可能侧重在政治方面的某些共同意识，也可能侧重在文学审美意识或文化观念，并通过文学实践活动体现(而不仅仅是表白）出来。这种群体意识在系统内部具有调节功能，通过各种方式互相渗透影响，而在更大的系统中它则表现出相对的封闭性以显出自己的独特性。20世纪中国文学更加社会化同时也更加个性化，使得传统文人之间那种同人、结社式的活动色彩大为减少，“群体”的联系方式更多在于精神的相通、意识的相同。“群”的出现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越是重视自然性越能认识其出现的必然性。作为作家的“群”，我们将着重从文化意识（或文化基准）方面的深层联系去理解，从价值系统论角度去分析。
第二，作家之群在文学活动特别是创作实践中自然有“群”的特征，如相似的出身、教养、经历，近似的题材领域、形象系列、艺术风格等，但是更重要的有“这一群”的独特的“艺术视角”。他们提供的文学价值蕴含属于这一群的独特的贡献。以什么样的艺术眼光、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理解并艺术地表现人生社会和自我，决定着不同作家群的价值和独特意义。因为独特的艺术视角可以超越题材、体裁的限制，在内在本质上有其深刻的联系而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各具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视角的新的发现或者逐渐“老化”，决定着文学价值的创造增值还是“重复生产”。具有独特艺术视角的作家之群的多寡与是否活跃，往往标志着某个文学格局的构成状况和文学的繁荣程度。
第三，作家之群的存在，还在于“这一群”有其相同的文学价值目标，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要素。所以作家群的出现和得以延续或形成声势，其根据和基础，是它要不断地提供具有独特内涵的艺术价值。而作家群的分化和消亡，如果不是由于客观外在的强力所导致，就多半是由于文学价值内涵独特性的消失因而导致读者群的失却，最终失去群的存在的基础。当然，分化和消亡也并非就是坏事，它可能预示着某种转换、某种价值目标到调整。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群的集中出现，带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它们之间自然构成的或相通或相隔或峙立对垒或相互照应的景观，在一定意义上说标示着文学活动的衔接和文学价值创造的“自然环节”，每一群体都为文学价值系统的构成提供大小不等的价值“板块”，增加价值要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价值系统的构建。据此，这里将主要以时间为序，展示作家群的兴起更迭及其文学价值的特点。
“世纪初”作家群
“世纪初”作家群是对20世纪初到五四前夕进行文学变革的倡导与实践的作家群的整体的概括和统称。从戊戌维新到五四前夕（1915年）共约二十年间，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戏剧改良”，“谴责小说”，“文明戏”，林译小说和苏曼殊的创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都是构成这一时期文学史的重要现象。除鸳鸯蝴蝶派应当别论之外，这些现象的出现和演化，是与近代一大批着名人士相联系的：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吴趼人，李伯元，刘鹗，邹容，陈天华，秋瑾，章炳麟，陈去病，高旭、严复，曾朴，柳亚子，苏曼殊，李叔同等等。尽管以往文学史家依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改良”与“革命”的区分，把这些作家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并给予不同的评价，但是实际上，从他们的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从他们的文学目标和承担的历史任务，特别是从他们的群体意识特点来看，实在应看做一个具有时代时代色彩的文化和文学群体的崛起。政治上的区别并不构成文学价值上的鲜明界限，也没有构成文学特性的对立和冲突，相反，其前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种承接关系。从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到“南社”①诗人的创作，从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理论到曾朴的创作和林纾的翻译，作为“群”的共同性是很明显的。鉴于此种认识，把这一时期的作家统称为“世纪初作家群”。
“世纪初”作家群，除过后起的“南社”“春柳”“春阳”等有明确的社团形式外，他们主要是以共同的或相似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等构成群的形态。具体来说：首先，他们是一批懂“新学”的、有很高的文化知识和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不同于传统文人观察世界的眼光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先进意识和知识者的特殊视角。他们的参与文学活动并进行变革的实践，因有了不同以往的文化氛围、思想观念和心态情志，而在价值取向上更多地联系着现代而不是继续着“传统”。梁启超对新学的传播及其对五四一代的影响，林译小说、诗界革命对新文学的启示催化，都表明，这一代人虽不是但丁式的划时代的人物，但少了这样一批人，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历程将会是另外一种过程和步伐，五四一代文学家破旧立新的许多工作将显得突兀和缺少准备。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群人不仅仅是一种过渡，而是垫高了基地和开阔了视野的探路者。其次，这群人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对政治的热衷，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实践与其政治活动、政治理想的密切关系，这直接影响到文学价值要素中政治意识的浓烈和位置的重要。梁启超把文学纳入政治轨道的文学观念和实践，秋瑾、陈天华诗文的慷慨悲歌，吴趼人、李伯元对官场丑恶的“目睹”“现形”，刘鹗描绘的“理想国”，“南社”诗人与“同盟会”的密切关系等，无不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政治”的思考。尽管他们对现实的反映和触及远不如五四一代的“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来得有力、彻底，缺乏“人的发现”之后那种清醒决绝的历史批判精神。但是把他们这种文学活动的特点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中来考察，便应该正视，他们的热心政治并使文学与之联姻，还不是简单地“文以载道”的沿袭，而是文学靠近现实、重视社会历史的意识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从研究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的角度说，我们不仅要注意一种文学最终的成果，还应注意文学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它在当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神特性并对后世产生什么作用。“世纪初”作家群文学活动中政治意识的强化，其积极意义，一是体现在文学对现实的关切，文学家的社会责任心的增强（尽管情况各式各样），它与后来新文学批判的逃避现实、消极退隐的个人主义是对立的。
二是体现在它对封建主义持批判态度，在人生价值上提倡积极进取的献身精神而不是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如果不是简单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其他阶段同样的价值蕴含和文学的精神特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因为它们产生于五四之前而用另外的标准去苛求。它们当时把文学活动与政治意识结合，不仅仅是认识的局限，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根本上不可能避开政治，它们把文学政治化不是被强制的、被动的，而是自觉的。他们首当其冲遇到了这一问题，并依据当时所达到的知识水平和情感态度最先进行了实践。他们的出现，打破了那种万马齐喑的社会政治局面，同时又把一个重大的文学难题提了出来。第三，“世纪初”作家群的艺术视角与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关系问题，在客观上突出了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中创作主体个体转换的极端重要性。
如前所述，“世纪初”作家群有较先进的群体意识，有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价值取向，有文学主张也有文学实践。但是这一时期文学成果数量虽丰富却未能形成一个与传统文学拉开距离的崭新的价值体系，即使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也未达到标示新阶段的水准。“诗界革命”的主张和实践，虽为诗歌界吹进一缕清风，但“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毕竟是一种潜层次的“革命”，“当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认识并未能真正付诸实践。谭嗣同、黄遵宪、陈天华、秋瑾等的诗文（如谭嗣同的（题狱壁》、康有为的（戊戌国变纪事》及黄遵宪的（山歌九首（香港感怀等)不能说没有新意：或激情汹涌，慷慨悲歌；或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或风格豪迈劲健，或情意真挚奔放。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创作带有这一群体的特点，你能感到他们急于宣传新学、标榜爱国的热情甚至以身许国的精神。然而却难见他们从新的艺术视角的发现并转换为新的情韵。新的理智和情绪的郁积未经个体独特的体验形成新的意蕴，因此，总给人以未脱出古典文学余音之感，一种传统式的悲愤、感伤、哀痛和激昂。在小说界，代表这一时期主要成就的“谴责小说”，其主要在于“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其“命意在于匡世”（鲁迅语）。就其题材而言，较它之前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要广阔和“现实”，甚至可以说也更重大，较它之后的五四时期的小说，也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们在整体上却缺少《红楼梦》那种深沉的悲剧力量，缺少《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风格，也不具备五四时期那种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和个性色彩。对“怪现状”的“目睹”和使“丑恶”“现形”，注重了表面的暴露却少了内在的控诉力量和忧愤深广的蕴含。“世纪初”作家群的这些遗憾当然有许多时代的原因，但是表现在每个个体主观方面的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这主要是：他们虽有新的群体意识、新的创作对象，却没有完成深刻地从旧到新的个体转换过程，个体主体意识中缺少那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态度，并把它转化为艺术的激情和独特的表现领域；缺少支撑作品立意架构的独具的基点和角度。不是经由作家个体的情绪、态度、视角及其特殊的外化而自然凝结成群体的意识，而是使普遍的意识现象化，使新的理念学说“文学化”。鲁迅说谴责小说“其度量技术之相去甚远矣”，这“度量”当主要指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状况。
“世纪初”作家群作为群体出现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启示，与他们创作达到的水准及其价值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并不能因为他们没能产生鸿篇巨制和形成全新的价值体系而轻视他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他们的作用和启示应该说主要在文化意识和“思想资料”方面的开拓和积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还没形成像五四时期那样整体的强有力的群体力量，但是他们在文化意识、知识结构方面显示了优势。这为后来文学群体的出现和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形成作了多种准备，使后来者少走了许多弯路。同时使他们能在较高的基点上奋然前行。这恐怕是世纪初作家群的主要贡献和价值意义。
鸳鸯蝴蝶派作家群
五四时期活跃于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另外一作家群体是鸳鸯蝴蝶派。这一派出现于20世纪初，兴盛于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曾经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它能在一个时期称霸文坛并余音不绝，除过客观社会原因外如近代大都市的畸形繁荣、市民读者群对小说趣味性的需求等，还由于近代产生了一大批适应这种社会环境并能满足读者这种需求的作家。以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为代表，形成了阵容可观的作家群体。而他们掌握的大量的刊物则成了有力的阵地。读者群、出版权、加上一群作家，具备了这一群体存在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