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和位置的变化，是制约文学价值生成的另一重要因素。这里说的文学“角色”，主要是指文学在具体社会大系统中所显示出的基本特性、功能和它所处的特定位置及对此的意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文学曾扮演过多种角色，其地位也多变不定。它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同时又要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努力，常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陷入两难之境。因而，文学角色问题古老而常新。
20世纪的中国文学较之已往，别具一番情致，在社会历史的大舞合上，它出尽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始末、新时期改革开放等等，在这些重大历史运动和事件过程中，文学无不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在许多情况下，它的位置和作用远不止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它由被利用、被抬高而显赫于世的情形，多次给文学以找到自身真正合适位置的慰藉。然而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文学地位的起伏沉落和对其功能荣毁贬褒的历史，又一再地提醒人们，文学在社会中是多么容易失去自己，社会运动像一个万能的幕后导演，支配着文学随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换不同的角色，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具体发展阶段都染上鲜明的时代色彩；而这种色彩并不都是一种光彩，并不都意味着文学的进步和它对历史的推动。相反，文学与社会历史这个大角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的不断重复，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文学一旦失却独立性之后的无能为力和屈从附庸。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竭力避免重演历史悲剧，在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自觉性，并从理论到实践做出了切实的努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在其轰轰烈烈，蔚为壮观的行进中，一方面在开阔的时代舞合上淋漓尽致地扮演着不可缺少的社会角色，它的叱咤风云使得其他意识形态领域常常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文学在寻找着、塑造着自身的新形象，探索最能显示自己独特性的角色。这两方面的配合，促成了差不多十年的文学发展势头，也保持着文学在社会上较稳固的地位。然而，在这之后，人们感到文学却似乎无法避免地进入“低谷”，与前些年的情景形成较显明的对比。也许，正是由于先前这种“高峰”的映衬，才显出后来文坛的“低谷”，由于过去的过分显赫，才有了后来的相对沉寂。但无论如何，这种反差以及由此引起的困惑却是存在的，尤其是关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困惑格外扰人。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呢？
人们不会忘记，在新时期文学的进程中，早已出现过某些文学体裁“危机感”的警告。先是诗歌，尔后戏剧，再则散文，最后是最重要的形式一小说；而且其“顺序”几乎是那些最先引起轰动效应、最先扮演社会特定角色的体裁样式，最先有了这种危机感。当早先诗歌界、戏剧界发出这种信号时，人们曾以为这只是某些文学形式自身的局限造成的，是局部问题而不是整个文学的问题。待到小说这种拥有最多读者，其形式更多样的体裁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才更彻底地昭示出：“角色”问题是各种文学体裁普遍面临的问题（报告文学的现状从另一方面突出了这一点）。这种危机感的核心，一是读者（观众）不同程度的减少，二是社会“轰动效应”的减弱，伴之而来的是作者的失落感，而集于一点，即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受冷遇。平心而论，面对这种危机感，敏感的、有真诚艺术追求的作家们，曾为此做出了积极的探求，力图使文学以新的角色摆脱这种困境，以新的特质参与社会生活，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与创作实践的这种探索相呼应，关于文学角色（它的特性和功能、它与人的价值关系和它在社会有机系统中的位置等）的理论探讨，也在同步进行。这种探讨，以思想解放为大背景，以外来文学为参照系，伴随着“观念热”、“方法热”、“哲学热”、“文化热”等等多变的社会氛围的浸染，给文学涂上了异样的理论色彩。从提出文学“不是什么”到探讨文学“应该是什么”，理论界的总趋向是极力要文学去扮演更多样的角色。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的相互作用，使得新时期文学大胆地涉足诸如政治、思想、文化、哲学、道德伦理、法律、宗教等领域一试身手，并在艺术技巧、文体语言等方面花样翻新、出奇制胜。从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乃至“新潮小说”、“新潮诗歌”等的变易中，似乎可以看出关于文学“角色”变化的某种轨迹。
从这一简略的考察中，我们有理由认为，90年代后文学角色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自觉寻求文学新角色之后出现的现象，带有有意而为之的因素，它并非纯粹是文学的悲哀，而是处于打破旧的角色观念但尚未形成新规范的过渡时期。
这种分析自然会给文学家们一些安慰，同时有助于从危机中看到潜藏的新契机，但是也正是从这种分析中引发出另一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用力最大、探索最活跃的文学角色问题上，一遇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便显得不知所措、出现困惑呢？为什么文学重演了有机遇则春风得意、无机遇则六神无主的历史现象呢？以笔者所见，商品意识和社会生活变化对文学的冲击，打乱了先前在继续尊崇文学显赫地位的前提下重建文学角色观念的“秩序”，也使那种借助某种机遇、带有假设条件思考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受到挑战；耳边嘈杂的声响震破了还在继续做的梦，于是一切变得更加现实和冷峻，于是危机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考验，于是感到困惑。这揭破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但却屡被忽视的现象：历史机遇掩盖和“淡化”着某些文学难题，一遇机遇似乎难题不难，机遇一过则难题如故，而文学角色上的难题只是典型一例。回首历史，环顾今日，这“规律”是清楚的。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重要课题之一，是在怎样保持和发挥文学独特性的基础上，参与现代中国人的发展的活动和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脱离现实人生与文学失去独立性同样危及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文学与人的发展的联系，有其独特的角度、途径和方式，它实质上是文学以什么样的特性满足人的什么样的需要、从而在总体上怎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而这正是一个时隐时现的难题，它与“机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