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经敦煌陆续向东部地区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经由敦煌地区也都向中原地区而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经敦煌地区改制加工融合了中原文化再向东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封建时代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原地区则经敦煌向西域及以远地区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包括井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节）丝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历史状况
一、东汉初期敦煌地区的形势
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其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反抗，全国各地豪强见隙纷纷群雄割据，互相攻伐。地主豪族隗嚣乘机占据跪右地区，公孙述称雄于巴蜀地区，卢芳割据安定。他们这些割据势力都不时觊觎河西走廊，企图据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冲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河西及敦煌地区危机四伏。为此，当时的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在酒泉太守梁统、张掖都尉史苞、敦煌都尉辛彤等人的支持拥戴下，被推举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窦融，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祖上累世在河西为官，故对这里的各种情况十分熟悉。他担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后，立即组织起五郡的联防组织机构，同心协力“自保河西”，并“抚结雄杰，怀柔羌虏”，较好地稳定了河西地区的局势，从而使河西地区在当时复杂的割据斗争中维持了较为平稳安定的局面。其间河西各地农业、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陈规陋习得到抵制。窦融还修兵马、习战射，加强了边塞防御，有效制止了羌胡侵扰。为此，河西稳定富庶，各地流民纷纷投奔，保护了河西人民利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公元25年六月，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赤眉军失败，刘秀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开始致力于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在此同时，光武帝刘秀开始率兵西征，窦融亲率河西各郡兵力积极配合，次第平息了陇、蜀割据势力，建武九年(公元33年），平定了割据陇西的隗嚣，次年陇右地区完全统一、河西各郡悉归东汉政权。
王莽时曾改敦煌郡为敦德郡，敦煌县改名为敦德亭，广至改为广桓。至东汉时，敦德再改为敦煌。郡的辖县与西汉时相同，只是将广桓仍改原广至，渊泉改为拼泉。
东汉时敦煌郡的人口，据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统计，共有7480户、29170口，较之西汉时有了减少、这是西汉末、东汉时西北地区“战乱相继，民无宁日”的结果，也是东汉政权统治力量削弱的表现。
当光武帝刘秀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请求内附，得到东汉的允许。从此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扰河西、敦煌及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万余头，经敦煌、安西、酒泉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
自东汉初至明帝末，汉王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近60年，不但国内中原地区的政治统治已经巩固，而且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由陕复而又有相当的发展，这就为明帝巩固边疆、出兵西域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经济条件。加之，此时北匈奴寇抄益甚，焚烧边郡城邑，杀略甚众，终至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地区城门昼闭。东汉政府为扭转西北边疆的被动局面，开始改变原来的筑亭障以自保的退守政策，采取了在西北逐渐展开的积极前迸的政策。
当时，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东南面的南匈奴的夹击，又受到西域诸国的反对，势力薄弱，部众离散。
东汉王朝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于是利用这一时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进攻。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祭彤、吴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塞，来苗、文穆出平城塞，大败匈奴后，留吏士屯田于西域。随即又沿天山北麓西南，逼车师后王、前王先后内附于汉。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击北匈奴，出塞3000余里，命班固刻石而还。
永元二年(公元90年）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复取伊吾，出居延塞战败匈奴，迫使匈奴向西远徙。
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西汉末，王莽篡权后，对西域各国贬易侯王，苛敛重课，引起西域各国怨叛。匈奴在西域重新扩张势力，并于永平中胁迫西域诸国兵进掠河西致使各郡县在白天也不敢开城门。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秦彭、祭彤、吴棠、来苗等将从东北、朔方、河西等分道出击匈奴，敦煌再次成为军事和后勤补给基地，为汉军取胜奠定了基础。东汉遂于公元74年遣窦固、耿秉等率骑兵四万人由敦煌入天山，大败匈奴，使其势力始退出天山东部。
公元75年三月，匈奴不甘心前两年的重大失败，北单于左鹿蠡王两万余骑向东进击，杀车师后王，围金满城和柳中城。
建初元年(公元76年），章帝即派耿恭屯兵酒泉，指挥战事，并派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国兵共7000多人，大败匈奴，凯旋而返敦煌。
汉朝和匈奴在西域的争夺战中，尽管打了胜仗，但由于中原国内矛盾加深，社会出现不安不得不暂时停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并于公元77年撤退伊吾屯田的军队，于是车师、伊吾、鄯善又成为北匈奴的势力范围。这时，班超处在匈奴多方面的包围中，和西域各族人民一起，多次击退了匈奴贵族的进攻，保证了敦煌以东以南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定局面。
二、东汉敦煌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时期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为了配合班超在西域的胜利，遣窦宪、耿秉等各率4000骑，大破匈奴。永元二年（公元90年），窦宪又遣阎盘率2000骑再击匈奴。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又遗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匈奴并大破之。至此，北匈奴贵族受到重创，势力削弱，开始不断向中亚细亚移徙。西域、敦煌及河西走廊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当时东汉政权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四起。即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暂时撤回西域都护及屯田军。天山北部残留的未徙北匈奴又乘机占领西域诸国，并连兵寇河西，十余年不得安宁。
敦煌太守曹宗不堪匈奴的暴害，即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奏准汉廷，派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出击匈奴，屯田伊吾以招抚诸国。几个月后，匈奴率车师后部攻杀索班，进逼鄯善王。鄯善王求救于曹宗，曹宗再次上书，请求出兵5000人北击匈奴。
当时汉王朝中有不少迂腐、惧外之辈，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坚守敦煌。只有班超之子班勇，坚决反对放弃西域。张挡做敦煌太守后，也深知弃西域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和整个汉王朝的危险，主张一定要出击匈奴，屯田柳中，绝患于根本。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始，一直到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受汉帝所遣连续五年发敦煌、酒泉、张掖及所属西域各国军士，发动了对匈奴的全面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汉所属车师后王部再击匈奴，大胜于阎吾陆谷。
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芩率兵3000人大破匈奴呼衍王于蒲类海，并在天山石人子沟竖立了胜利纪念碑。
至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西域属国吏士4000余人再次驱逐了侵入伊吾的匈奴残部。至此，汉和西域各族人民在和匈奴贵族300多年的争夺战中终于获得了全胜，巩固了边疆，而敦煌及河西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匈奴贵族和汉的斗争，民族间相互融合，匈奴部落也得到了发展，从而最后与蒙古草原上突厥语系的铁勒部融合而一，成为高车族。
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他的领地西至敦煌、乌孙为西部。其“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连年寇扰幽、并、凉三州边郡。光和年间(公元78-183年），檀死，鲜卑分裂，力量渐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