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记者站站长，曾四次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国家新闻奖”的作家道格·桑德斯，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现象进行深度调查，撰写了《落脚城市》（Arrival City）一书，并于2012年初携书来到中国，四处宣传他的调查结论和理念。在他看来，新移民进入城市的最初落脚点不能轻易毁去，城中村是农村及城市发展的引擎。
落脚城市，指的是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桑德斯认为，适宜的政策和支持会让落脚之地获得接纳，城市新移民也得以融入正常的社会；反之则会导致经济停滞、极端势力增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政府把落脚城市定义为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一般民众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贫穷脏乱将其鄙夷为恒久不变、无可救药的贫民窟；更具杀伤力的思维则认为，这些拥挤的社区是都市杂乱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
政府一方面出于面子考虑，另一方面是拆旧建新中巨大的政绩和利益驱动，往往倾向于把城中村拔除，把贫民窟改建成漂亮的大楼。但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刚刚落脚城市的进城农民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因此留在原地，而是被迫搬到了更为偏远，交通、医疗和教育更为不便，治安状况更坏的地区。典型的是北京著名的城中村唐家岭。
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属于比较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关村软件园只有一路之隔。当地聚集了5万名以上外来人口，包括1.7万名大学毕业生。
该地因为一个大学教师的一份调查而声名远扬。该调查发现，这里聚居了很多刚毕业落脚城市的大学生，他们居住在拥挤、杂乱但租金相对便宜的环境里。这位调查者把这群大学生称为像蚂蚁一样洞穴式蜗居生存的“蚁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谓符号，给唐家岭和调查者本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名声，却也引来了地方政府的推土机，他们要迅速把这个地方改造成光鲜漂亮的所在。为了改变现状，北京市2010年3月29号启动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考虑到解决该地区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将在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启动不少于1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但是，这并没有给所谓“蚁族”的大学生们带来任何福利，相反，变得昂贵的租金使他们被迫搬离了这个地方。
像这样好心办坏事的，全国遍地皆是。用桑德斯的话来说，“这毁坏的不仅是落脚城市的经济结构，也可能毁掉了这批移民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桑德斯说，其实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政府在对待落脚城市上，走过弯路。而在巴西，脏乱差的贫民窟法维拉没有被取缔，而是通过来自政府的援助对它进行改造，使人们有机会在这里立足，政府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并且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使他们不必搬离这个贫困社区而有望更快地进入中产阶层。
支持桑德斯观点的，还有著名学者秦晖教授。秦晖走访过世界各地好几处贫民窟，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贫民窟是个好东西。但是比贫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是家庭离散。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种状态，他们愿意全家住在一起。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以3亿人口的家庭离散作为代价换得了城市的光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信息。”
桑德斯则以欧美等经历过城市化的国家的历史为鉴，他们也产生过误区，第一是阻止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第二是已经迁移落脚到城市的居民，不给他们正式的存在身份。这直接造成了激烈的暴乱和冲突。相反的例子是，伊斯坦布尔的奥扎尔公布了第280号法案，将占地居民转变为合法纳税人，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房屋及土地取得所有权后，一个混乱敌对的地区转变成了繁荣的社区。最好的例子是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那时候有很多落脚城市发展起来。当时在巴黎墙内居住的人民非常富裕，生活很好，有政府给予他们的正式身份。但是墙外有一些法国人，类似于城中村之类的城市形式，各地农村居民在那里聚集，他们的各种合法权益受到限制，他们不能合法地应聘工作，甚至连面包有时候都领不到。这样一股愤怒的情绪最后导致他们对巴士底狱的一场攻击，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暴动都是这些落脚城市的居民发起的，但他们绝对是这些暴动的主体。
在城市居民或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城市管理者看来，解决城市贫民窟或者城中村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将其铲除。这种手段非常愚蠢。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考虑的始终是人，不是把城中村和贫民窟铲除了，贫民就不存在了。他们只能被迫住到就业、就医和孩子就学更难，治安和区域社会心理状态及群体示范效应更差的偏远地方去了！因此，解决贫民窟和城中村最为人道和人性的办法，不是铲平那里，然后在那里建造一些公寓，而是要切实以新移民为本位，改善他们这个群体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仅仅是改善空间意义上的这个区域的居住条件，尤其要改善这个地区的交通、医疗和教育环境，并以此提升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具体来说，就像桑德斯所说的，那里不能只是一个居住区，而应是集居住、工业、商业、教育等于一体的社会，那里居住的人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像大多数公寓居民那样独门独户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只有那样，贫民窟里面的那些人才能够在这样一个区域居住、生活、受教育，更重要的是得到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消灭贫民窟、城中村等城市新移民的落脚点，同时也在加剧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更为可耻和无知的做法是，为了达到根本不可能的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目的，不仅城中村和贫民窟要消灭，连地下室也要消灭，成套房屋还不能打隔断出租。北京住房限购之初，就有领导指示：以房地产调控之机，行人口调控之实。之后开始清理地下室，百万北漂面临无处可居的困境。接着又来个租房新规，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出租房的单个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2人。
城市也有自己的社会生态环境，城市新移民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一样，也有它的自由、尊严，也有它不可剥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独自生存。城市因鱼龙混杂而具有活力。通过城中村贫民窟这样一个城市和乡村紧密联结的纽带，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城市新移民、低收入群体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彼此混杂、亲密有间，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新移民的就业和发展成本，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民的生活成本。城中村和贫民窟恰恰是城市的福利。以较低成本容纳大量商业服务业的流动或临时摊贩，是城市经济和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肺”。他们可以向周边提供较廉价、方便、齐全的生活服务，为大量服务人员提供较好的创业环境，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栖息、就业之地，为老居民带来巨大的出租房屋等财富空间。对于城中村周边居民来说，它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后拉力，为城市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商业支撑，帮助城市走出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说，中国农民工是作为劳动力，而不是作为人进入城市的，经济衰退的时候，就赶他们回农村，生老病死成本由农村承担，城市享受一切成果。中国乡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无数问题，我们是需要歉疚的。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民主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各有利弊，但今天，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里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
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集体工棚与贫民窟对于农民工而言哪个痛苦更小姑且不论，但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城市不但因此更好看，而且可以把养老和社会保障负担留给农村，农民工工资中不包括这些部分，因此劳动力价格可以更低。
其实，中国真正的“奇迹”并不是没有贫民窟，如果说这是一个“奇迹”，也不是中国才有的，巴黎在奥斯曼时代就已经做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做到了。但是，中国现在真正的“奇迹”是什么呢？真正的“奇迹”是一方面城里有数亿农民工住在工棚里，另外一个方面，农村出现数亿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一种现象造成的问题，还不光是过年回家交通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小太小。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35岁之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之后没有社会保障，这样的现象如果持续下去，会比贫民窟引起的问题严重得多。
在这里，我要对秦晖教授有所补充的是：即使中国的进城农民还不能卖故乡的土地房屋、还不能到城市周边“占了政府的地”，至少对现有的城中村不要拔除干净，同时在教育、医疗、治安、交通等方面多加完善贫民社区，也是一件为民众、为子孙后代积德的事吧？
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一股“大城市房价太高，导致白领纷纷逃离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的说法甚嚣尘上，到2010年，很多人开始真正付诸行动，“逃离北上广”成为一股小浪花。但是其中的多数人很快发现，梦想就像冬天窗外美丽的冰花，用手轻轻一碰就立即成了惨不忍睹的豆腐渣。大城市固然有房价高、交通繁忙而遥远等坏处，中小城市却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你从头到尾网在中央不能动弹。大城市固然有很多时候来去匆匆身影繁忙，中小城市也未必真能心安自得悠闲自在。同时，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主要也只是房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找份工作不请客送礼根本找不着门，办个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多少有点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用在琢磨事上，那么在中小城市，人一半以上的生命必须耗费在人际关系，耗费在无谓的琢磨人、跑关系和各种应酬上面。只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才能逐步摆脱关系网、获得相对独立自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大的城市，机会越多，人的自由度越大。在北上广深，即使创业和就业初期物质生活显得更艰难，却因为有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独立和自由的上升空间，平民子弟的前景会更加光明灿烂。
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逃离北上广”之后，人们很快就开始了新一轮的“逃回北上广”。对于一个一直关注此现象的观察思考者而言，我最开心的是，在“逃离北上广”又“逃回北上广”的人群中，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即使有“拼爹”资本的年轻人，也正在努力挣脱父母的卵翼和关系网，追求更为自由广阔的“自己的天空”。显然，对于自己自由、对于堂堂正正做人的追求，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简单的物欲。《南方周末》报道了其中这样一个年轻人：
（回故乡）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张一轩的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张一轩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
但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元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第二次查烟以后，张一轩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现在，逃回北京的张一轩，仍然延续着两年前“快餐吃到恶心”的生活。这位1988年出生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在北京拿着4000元的工资，偶尔还得“啃老”，依然面对高房价和城市的拥挤。不过他的心态已放得很平和。他喜欢每天下班回家，调暗灯光，喝点清酒，看部电影，周末踩着单车环游西山。更重要的，开始有杂志约他写专栏了，比如介绍日本舞踏和大野一雄。
在一般人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但是，一旦你真正身临其境，才会发现物质高压下的大都市，恰恰才是自由精神野蛮生长的好土壤。在这方面，小城市是琐碎的、家长里短的、鸡零狗碎的。你的精神和眼界，一点点被世俗的平庸所固化。大隐隐于市。而在小城市，你的一切都将被别人随时评价。很多时候，你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唯独没有自己。除了物质的堆积，你几乎看不到精神的生长。你可以一眼看到坟墓。而在大都市，只要你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手筋、自己的定势，既持之以恒，又根据时代的需要随时调整，那么未来一切便是充满希望的，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